《桑青与桃红》作为聂华苓偏爱的长篇代表作，是其创作道路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它集中表达了浪子悲歌的主题。作者曾对人说：“《桑青与桃红》是我的代表作，我最喜欢它，这是最有时代感和历史感的作品。我是花了不少心血才写成的。”这部小说写于1970年，翌年在台湾《联合报》连载时半途遭禁，但它却同时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得以全本连载。《桑青与桃红》发表后，有人说它是现实主义，有人说它是印象主义，有人说它是象征主义，有人说是超现实主义，有人说它是意识流。聂华苓说：“我不懂那些主义。我所奉行的是艺术的要求：艺术要求什么写法，我就用什么写法。我所追求的目标是写真实。《桑青与桃红》中的‘真实’是外在世界的‘真实’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融合在一起的客观的‘真实’。”这部小说以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现代中国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在1945年至1970年的历史过程中，连缀大陆——台湾——美国不同的社会空间，描写了女主人公桑青一生飘泊动荡的放逐生涯乃至最后精神分裂的悲惨经历，从而深刻地概括了中国历史的沧桑变迁。作者说：“我不仅是写一个人的分裂，也是写一个人在中国变难之中的分裂，和整个人类的处境，各种的恐惧，各种的逃亡。”对此，白先勇认为：“这篇小说以个人的解体，比喻政治方面国家的全面瓦解，不但异常有力，而且视域广阔，应该算是台湾芸芸作品中最具雄心的一部。”《桑青与桃红》把女主人公的生命历程浓缩于四个生活阶段，每个阶段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但围绕主题的表现，四个故事又有统一性、连贯性。小说由此分为四个部分，“四个部分却都有着同样的主题：逃亡、威胁、困陷、‘异乡人’的处境。”第一部写抗战末期的瞿塘峡，时间为1945年7月27日至8月10日。天真纯洁的女学生桑青乘船沿长江西上逃亡，不料木船搁浅于瞿塘峡。绝望中的船客沉溺于人间闹剧的演出，群体迷失于生命的困境。桑青稀里糊涂之中就与一个流亡学生发生了性关系。第二部写解放前夕的北平，时间为1948年12月至1949年3月。解放军兵临城下，旧制度崩溃在即。桑青奉母命来到北平，与喜欢拈花惹草的沈家纲结婚，而后逃离古城。第三部写50年代的台北，时间为1957年夏至1959年夏。沈家纲挪用公款被警方通辑，桑青一家度过了两年东躲西藏的“阁楼人”生活。第四部写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独树镇，时间为1969年7月至1970年元旦。逃亡到美国的桑青屡遭移民局追捕，变成了精神分裂、纵欲沉沦的桃红。四个生活片断既独立又连贯，它们在诉说着各种各样的逃亡：抗日战争中的逃亡，解放战争中的逃亡，台北生涯中的逃亡，躲避美国移民局的逃亡。贯穿起来，这人生大逃亡就构成了浪子悲歌的主旋律。
以个人、国家、时代三者命运的交织，来透视时代变难中身为中国人的流浪，乃至寓言整个人类的处境，这是《桑青与桃红》的创作切入点，也由此构成作品沉重的历史感。在聂华苓看来：“国家历史是棵盘根错节的大树，个人历史是树上的枝干。”“社会历史的演变影响个人历史的演变——我写小说总摆脱不了这种历史感。”《桑青与桃红》的中心是描写女主人公的逃亡经历与人格分裂悲剧。但作者把桑青的故事纳入如此广阔的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中去表现，困陷瞿塘峡、围城北平、台北阁楼、美国独树镇这些社会背景与时空变化，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个人历史的演变；而个人精神世界的破碎，所反映的正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悲剧。从历史烟尘中走来的女主人公，由天真纯洁的桑青，一变而为颠狂纵欲的桃红，人物的身份和人格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个人形象与历史联系由此断裂。在这种道德死亡与精神崩溃的背后，是无根的浪子茫然漂流的生活真相，是永远无法逃脱的“异乡人”处境，是个人力量难以抵挡的社会动荡与历史灾难。个人命运的沉浮与家国命运的变迁如此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桑青与桃红”的境遇对于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境遇的影射与参照，就使她自然地成为一种寓言式的写作。
聂华苓说：“我在《桑青与桃红》的创作中所追求的是两个世界：现实的世界和寓言的世界。”全书运用外在的真实来反射人物内心的真实，通过现实世界的描写来达到寓言世界的传达。诸如；同时也反映了精神死亡的“阁楼人”，对于生命的基本欲望。而令主人公百看不厌的有关“故都风物”的剪报，则真实地表现了桑青在极度的苦闷和恐惧中，对于回归故里的强烈渴望，同时也流露出被命运放逐的“失根”浪子深切的哀9。
《桑青与桃红》在主题、人物、结构，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做了“不安分”的尝识。其一，采用双线并行的跳跃式结构，以分裂的小说形式，来写一个精神分裂的人物。通过桑青的日记和桃红写给移民局的信，将人物过去的故事和现在的故事时空交错，同时进行。其二，反复采用象征手法，追求寓言式写作效果，以木船困在瞿塘峡，喻写战乱时期的中国人处境；透过围城北平中沈老太大的垂死挣扎，象征旧制度的濒临崩溃；而台北小阁楼的与世隔绝，又寓言了台湾孤岛的境遇。总之，困陷与流浪的意象贯穿始终。其三，采用不同风格的语言，描述历史的演进与人物精神状态的变化。从天真、纯洁的少女口吻，到简单、扼要、张力强的阁楼语言，再至紊乱、恍惚、不断句的意识流语言，小说印证的正是从桑青到桃红的人生分裂与性格变异过程。
及至《千山外，水长流》，则进一步显示了聂华苓史诗型小说的新开拓。作品以混血姑娘莲儿赴美探亲寻根为主线，在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中，将中国与美国、历史与现实、战争与爱情、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连接起来，歌颂了中美人民的友谊和人类世界的爱心寻觅。19世纪后期，爱尔兰的布朗先生到美国爱荷华的偏6小镇“石头城”搞开发建设，成为一方首富。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的儿子彼尔作为新闻记者，两次来到中国采访。彼尔被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所感动，并与中国女大学生柳凤莲真诚相爱。后来，彼尔在一次采访中被误人伤致死，柳凤莲生下了遗腹混血儿莲儿。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莲儿因为“美帝爸爸”和“右派妈妈”的背景，人生屡遭坎坷，内心9多于爱。1982年，莲儿终于有了机会，到美国探亲。由于儿子早年丧生于中国，奶奶玛丽对莲儿情绪抵触，莲儿也对美国无法适应。随着时间推移，奶奶终于被莲儿的真诚善良所感动，莲儿也了解了父亲家族的创业史，陌生的骨肉沟通了情感，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如千山之外的生命流水一样绵延不断。小说集中塑造的，是柳凤莲母女的形象。透过母亲写给女儿的一束信札，“一生为爱而活：爱国，爱人”的柳凤莲形象跃然纸上；依靠自身的回忆段落与书信眉批，莲儿由“9国9人”到“爱国爱人”的情感轨迹清晰可见。作者在这里吟唱的，不再是昔日飘泊无定的浪子悲歌，而是根之回归的希望之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颂歌。事实上，我们看到，以美国爱荷华为家的聂华苓，“离开祖国愈久也就愈关心她的处境，可以说到了魂牵梦萦的程度。”而《千山外，水长流》，正是她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对家国命运做出的新的观照。综观聂华苓的长篇小说，在表现流浪的中国人主题的时候，它特别贯穿了一种女性视角。不仅小说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身为女性，苓子、桑青、莲儿、柳凤莲以及作品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都直接承载了时代变难中家国命运的历史沧桑。女性与家庭、家园乃至家国无法割舍的情感联系，女性对爱情、婚姻、命运细腻敏锐的人生体验，使她们的命运沉浮往往连缀着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变动信息和人性欲望表达；在此意义上，女性人生不啻于一种社会生活的镜像。聂华苓的创作虽然是从感同身受的女性经验出发，但她没有仅仅停留于单纯的女性人生表述层面，而是自觉地透过历史意识的深刻观照，将个体的女性命运概括提升到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命寓言，作品也就超越了小我的、一味女性化的局限，更多地具有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与人生高度的恢宏格局和气势。
与此同时，江水意象的贯穿，也不失为一种饶有意味的视角。聂华苓谈到，“我年轻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不同的江水，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哀乐。一个个地方，逆江而上，一个个地方，顺江而下——我在江上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在聂华苓看来，“江水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因为江水象征流动的历史——像江水一样不停地流，不停地变换。人生也是流动的。这对历史、对人生都有象征的意义，对我自己来讲也有意义，我从长江一直流到爱荷华河，流了这么远，也有流浪的意思，浪也与水有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自我经历与生命体验，聂华苓对江水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和喜爱，她把江水化作一种与人生、与女性、与历史相融的意象，贯穿到作品之中。我们看到，在《失去的金铃子》中，苓子发生在三星寨的故事，始于主人公沿长江而来的逃难，终于苓子顺长江而去的流浪，流水般的人生，铭刻在心的却是苓子无法流逝的生命成长印记。而《桑青与桃红》的故事，也是由长江中的瞿塘峡，首先构成作品主人公的流浪与困陷的人生境遇。及至《千山外，水长流》，不仅美丽的嘉陵江连缀了柳凤莲的青春与爱情，多情的爱荷华河维系着美国青年彼尔远的思念；这长长的流水，同时连接着莲儿流浪的人生与世间割舍不断的真情。千山外，生命之水长流不断；在所有江水的意象中，也蕴含了聂华苓对“受过苦难而仍精神不死的”‘那种‘中国人’精神”的深深感动。
陈若曦：感时忧国的天下情怀
陈若曦，一个有着传奇般人生经历的女作家，以她勇敢直率的个性，爱憎鲜明的情感，在政治风云不断变幻的年代，对家国命运投入了一份热切的关注，也由此带来她鲜明的创作面貌。
陈若曦，生于台湾一个世代木匠的家庭，可以说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女儿。1957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热心参与《现代文学》杂志的创办，并开始文学创作。作为地道的本省籍作家，陈若曦既不同于白先勇、於梨华这些从大陆迁台的第二代作家，也有异于那些一味西化的现代派作家；与台湾土地的天然联系，使她成为台大学院派中有着“乡土色彩”的作家。1962年赴美留学后，陈若曦与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攻读流体力学的段世尧相遇，参加了激进青年组织的“读书会”。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广泛阅读，对乌托邦理想的虔诚憧憬，对未曾谋面的祖国大陆的神奇向往，使陈若曦从害怕政治，一变而为热衷政治，并将这种理想追求付诸实践。1966年秋，她偕丈夫段世尧取道欧洲回到祖国大陆，任教于华东水利学院。满怀报效祖国热情的陈若曦时逢“文革”狂潮，在惊愕、痛苦、迷惘和忍耐中度过了六年的时间，一颗赤子之心受到严重挫伤，遂于1973年举家赴港，后移居加拿大。陈若曦跌宕起伏的人生道路，使其创作自成风格并始终与家国命运、世事沧桑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