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这篇小说中那个19岁的少女若兰，因为不喜欢姐姐所嫁的丈夫，一度与姐姐疏离了亲情。但没过多久，她竟鬼使神差地“爱”上了41岁的姐夫，在病态的性心理冲突中自我折磨。及至《近黄昏时》，则更多触及了有悖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乱伦行为。丽芬在比她大20岁的丈夫永福那里找不到感情寄托，便终日与一帮男孩子鬼混。那些男孩子来来去去，总是把从她身上学到的东西，用到年轻的女孩子身上去。丽芬最终变成了一个纵欲狂，紧紧抓住儿子的朋友余彬不放；而儿子吉威迷恋生母，竟然怂恿余彬同他母亲通奸，为的是让余彬作为自己的替身去占有母亲。这个典型的“恋母情结”文本，受到了福克纳小说《当我垂死时》的直接影响。作者不仅“跟着实验起多重观点的运用，不同语调的运用，甚至小说人物，母子之间的暧昧感情等等，也有点是取自《当我垂死时》。”另一篇为人诟病的小说《秋叶》，所涉及的也是这种变态的母子恋情和人性与道德的冲突。年青的寡妇宜芬迫于生活和环境，嫁给了旅居美国的老教授王启瑞，但两个人之间缺乏共同语言，年龄、性格、志趣的明显落差，使宜芬处于性爱的压抑和苦闷之中。当启瑞前妻的儿子，比宜芬小9岁的大学生敏生闯进她的生活时，她感到失去的青春重新复活，刻板、黯淡、空虚的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希望。宜芬和敏生同游于公0、湖畔，畅谈人生经历，袒露彼此心迹，互相安慰寂寞孤独的灵魂。但名分上的母子关系最终阻止了宜芬的内心骚动与渴望，她到底恪守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界限，拒绝了敏生对她的肉欲冲动，也压抑了自己突发的情欲，使一切都复归死寂。
欧阳子这类颇遭争议的小说，首先涉及到女主人公的情感状态，特别是性爱困境。不论是处于敏感青春期的少女，还是置身在老少配婚姻格局的少妇，她们都有一份压抑而苦闷的情感，她们又无可救药地沦陷于不正当的情爱关系之中，变成性爱的奴隶。欧阳子想通过她们来表现“爱情至上”的主题，如同她在《秋叶》集中强调的那样：“除去爱情，生命是一片空白——一片空白。真正的爱情是永远的痛苦”，这反映了她对人生的一种理解。但问题在于，这种“爱情”与人们世代传诵的美好爱情之间，又有着明显的错位，它们呈现的是一种成分复杂的非正常秩序的爱欲状态。确切的说，“作者几乎是把性爱等同于爱情，以之为生命的基本内容，无需乎进行理性的思考。”所以爱的成功与失败，对读者并不能构成强烈的心灵冲击。加之小说人物多是有着变态性格和人心缺陷的角色，她们的感情突围往往选择了乱伦的途径，那些原来能够激人悲悯的悲剧意识，都被悲剧角色的反常行为所驱逐，所冲淡；因而，尽管欧阳子给予这些反常人物以基督教式的惩罚，对笔下人物怀着一颗悲悯之心，但从作品的客观效果来看，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并不能引起人们广泛的同情。
欧阳子小说的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她对人物心灵的解剖上，作者说：“对于人类复杂微妙的心理，我一向最感兴趣。我喜欢分析探究人类行为的动机。”通过冷静、客观、细腻的心理分析，把人物隐秘的意识乃至潜意识发掘出来，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这使欧阳子的创作被公认为“心理小说”。具体到艺术方法的操作，和人物数量，以便集中精力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第二，欧阳子往往在矛盾冲突中设置人物，并着力于动机分析。与一般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欧阳子不是从人物出发来结构故事，而是先选择构成矛盾冲突的事件来设置人物。她“总是首先想到一种处境，或困境，继而推想，一个具有某种性格的人，在陷入这样的困境时，会起怎样的心理反应？”而这个主角最后采取的某种行动，肯定与他的心理动机直接相关。沿此路线一路推理下来，不仅欧阳子的人物描写具有了一种心理深度，她的作品也呈出现一种偏重心理层面的推理小说风貌。第三，欧阳子的小说结构，既受到西方古典戏剧的影响，强调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故事，展开叙述；又吸收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营养，注重叙事观点的转换，时而双线发展，时而在人物回忆中安排倒叙和插叙，并融入内心独白、时空倒置、意识流动等西方现代派手法，使小说结构的表现完整而丰富。第四，在语言运用上，如同白先勇所说的那样，“欧阳子的小说语言是严肃的、冷峻的、干爽的。她这种白描的文字，达到了古典的严朴，使她的小说充满了一种冷静理智的光辉。”此种特色的语言表达，与欧阳子冷静写实的心理小说风格，达到了一种完美的统一。
施叔青：灰色梦魇世界的奔突
施叔青踏上文坛，正值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风靡台湾之际。创作伊始就走着反叛传统路线的施叔青，以细致的文学技巧和乖张的小说风格表现复杂的人性，作品充满强烈的颠覆意识。正是这种令看惯了文学的男性社会瞠目结舌的创作，奠定了施叔青在60年代学院派女作家中的最初地位。
1945年10月出生于台湾彰化县鹿港古镇的施叔青，经历了台湾、美国、香港的三度空间，创作也随之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期。从1962年发表处女作《壁虎》，到1969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约伯的未裔》，施叔青开始了“鹿港故事”的讲述。从一个文学少女交织着爱意愁情的乡土情怀出发，经由大学时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洗礼，作者最终把目光锁定了故乡鹿港。通过隐秘、幽暗的心灵纠葛发掘，作者把一个少女眼中怪异、鬼魅的鹿港乡土世界，一一呈现给人们。
从1970年赴美留学，到1978年移居香港之前，施叔青第二阶段的创作，主要是讲述“婚姻的故事”，也涉足其他题材领域，诸如旅外生活、乡土题材等等。客居哈佛康桥的施淑青，在乡愁泛滥的异乡雨夜，十分怀念自己的童年，于是写下了自传体小说《那些不毛的日子》。看到太多的留学生与旅美华人的婚姻悲剧与人性症结，她创作了《牛铃声响》、《常满姨的一日》等作品，表现出在中西方两种文化之间摆荡的边际人境遇。在异域文化的背景下重新观照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施叔青发现了原先被忽视的民族文化价值，遂于1972年返回台湾，涉足中西戏剧、台湾歌仔戏以及鹿港民俗的研究，长篇小说《琉璃瓦》就是她下乡寻找古物时写下的。书中的女主人公许玉葵为了保护故乡古物，毅然失掉了为洋老板搜寻古物的工作。这期间，受到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影响的施叔青，从女性立场出发，开始热衷于“婚姻故事”的讲述，而“两性关系则是呈现问题的逻辑基础。”《困》写女主角叶洽因为怕寂寞独处慌忙成就的一桩失败婚姻；《回首·蓦然》揭示了女留学生范水秀饱受留美博士丈夫欺凌的婚姻内幕；在《后街》中，志在争取公司高职的萧，则视妻子李愫为白天装璜门面的花瓶，晚上伺侯丈夫的工具；而情妇朱勤，却注定被他永远关在“后街”，以免影响自己的前程。上述作品中，施叔青透过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展示出一幅幅危机四伏的婚姻生活画面，也揭示了男权中心话语的强势与不公。
1978年移居香港后，施叔青全力描写华洋杂处的“香港故事”，女性与社会仍旧她们的关注点。此系列11篇通过对女性婚姻感情问题的探讨，彰显现代商业文明对女性的压迫和异化，女性在现代生活观念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两难处境。作为现代女性，她们拥有成就一份事业的能力，经济上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且不甘做男人的附庸和玩偶；作为生活中的女人，她们又有传统的性别观念，在事业压力面前，有时希望退回家的港湾；渴望爱与安全，而无法仅从商业社会的物质生活消费中获得满足。激烈的社会竞争，缺乏归宿感的疲惫、寂寞与沮丧，使她们身不由已地卷入与男人、与社会的现实纠葛。借《愫细9》、《窑变》这类小说，作者表现了女性在商品社会里的情感角逐与人性挣扎，也让人物在纷乱的人生中，最终得以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警醒。深受张爱玲作品影响，“施叔青所写正是张爱玲所写的同一族类人物、同一类型的故事在三十年后的发展。” 1986年，“香港的故事”写到一个段落后，施叔青自觉地扩展视野之必要，开始走访归大陆来港的新移民。这种穿街走巷、回到人群的经历，使作者得以转换新的角度观察香港。同时，对以往创作的检视和反思，也让施叔青开始腻烦自己过多沉陷于女性题材而缺乏超越的写法。她说：“我不甘心被冠以明摆着局限的‘女性作家’称号，只晓得围绕在男欢女爱、细碎琐事，永世不得超生。”以作家的观点来探察人生百态，表现宽广的社会层面，施叔青通过90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开始成为“小说香港”的代言人。特别是包括《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0》三个长篇的《香港三部曲》，更成为百年香港的历史见证。总的来看，施叔青作品对婚姻内外的女性人生与香港社会的历史变迁的独特发掘，又流露出作者充满矛盾的“叹世界”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