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着，觉得自己站在一片荒野上，那里，没有一座屋，没有一株树，没有一块光滑的巨石，也没有一处平坦的土地。满地都是荆棘夹著乱石。她要歇一下，或者靠一下，都不可能。假如她要离开这片荒野，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她自己挺身前进。在经历了苦学考取师范、谋取教职维持生活、飘洋过海来到台湾的人生拼搏之后，在美丽的南台湾，她终于建立起一个自己的家：一间小屋，一个大学毕业的女儿。尽管这间小屋比不上娘家和夫家的大屋子，无法提供更优裕的生活条件，但这是女主角通过自我主体建构而创造的生存空间，它可以任女性的生命和意志自由挥洒，而不再受制于父权制的家庭威严。与其压缩在父家与夫家两个大房子的夹缝中挣扎，不如建造“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作品中女主角的心情，也蕴含着作家对父权制权威遮蔽下的“家”的质疑和抨击。
乃至繁露的《夫妇之间》（1955年），家庭场景中的夫妻较量与性别之战，进一步暴露了男性沙文主义的自私虚伪面目，从而解构了“家”的神话。在小说中，屡屡遭遇退稿的文人丈夫向妻子抱9，认为当下的台湾文坛充斥着性别的歧视，只要是女人写的小说一律吃香，顺利发稿。不同意这种论调的妻子为了证明自己，便在夫妻之间做了一个实验。两个人分别创作一篇小说，妻子的稿署了丈夫的名字，男性化风格十足；丈夫的稿署了妻子的名字，女性化特色突出。但结果却是丈夫败北，从来末写作过的妻子的稿件顺利刊出。充满嫉妒心的丈夫先是不服，转而怂恿妻子挂丈夫的名继续投稿。遭到妻子的反对后，丈夫立刻板起面孔训斥妻子：
你们女人所以只能回到厨房去，一点不懂得随时把握环境，利用时机！
难怪人家要叫出“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连投稿换个名字都不敢，这不是弱者是什么？这篇小说里，女作家通过夫妻身份置换与戏仿文坛，在调侃幽默的行文中不经意地戳穿了丈夫的谎言，让男性遭遇尴尬。一旦回到家庭场景，自尊受挫又利欲熏心的丈夫马上恢复了男权的面孔，对妻子嘲讽打击，要对方俯首听命。夫妻之间的较量，暴露了男权面目的自私伪善，也见证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而丈夫对妻子性别教育的失败，妻子对自我人生定见的坚持，又在两性之战的对峙中，表现出女性对自我力量的证明和捍卫女性发言权的执着。作品借家庭场景解构的，正是靠男权维持的丈夫之“家”的神话。
第二，透过婚恋场景看女性人生，新移民女作家在“痴情女子负心汉”的传统故事构架中，不仅融入了大陆台湾辕的时空转换，他乡遇故知的悲欢离合，而且在男女情感的落差中，见证了男女不平等的事实。
毕璞的《心灵深处》，刘枋的《逝水》、《我们的故事》等作品，描写的都是女性与旧爱重逢台湾后，情人变异，青春梦碎的故事。《心灵深处》的女主角，与丈夫的表弟在大陆曾发展出若有还无的情愫，并以此支撑她不尽如人意婚姻中的精神想象。但多年后的台北相见，已成为名律师的表弟，却早已变成了一个倨傲无情的人，不由得女主角发出沉痛的疑问：“十二年的分别，竟把人心的距离拉得这样6？”《逝水》中的女主角江芸，原为某达官之妾，后在求职过程中与杂志社主编彭羽相识相恋，由此惨遭丈夫毒打。江芸欲偕情人私奔，情人却以老母在堂拖延。江芸在大太太帮助下逃出封建家庭，情人则另娶他人。经历了诸多人生磨难相逢于台北的时候，江芸“才觉出他是变了，变成一个完全自私的中年男人，已经不是当年的彭羽了。其实，仔细分析，当年我又何曾真正地认识他，了解他。”“这一刹那，我心里下了最后的决定，让我们的重逢像一场梦一样地结束了罢。”
上述婚恋模式中，女性对爱情的倾囊相授，乃至生死相许，就像《我们的故事》中白絮洁在变心丈夫面前的从容自杀；这与男子对爱情的功利性索求和见异思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在大陆辕台湾的时空转换中发生着演变，诸如《心灵深处》中的女主角从原来的梦幻痴情走向现实、理智，从此鄙视旧爱；《逝水》中的江芸也由大陆时期纯真自卑的媵妾，成长为台湾土地上自信独立的职业女性。而原来征服了她们心灵，占据了她们爱情的那些男子，来到台湾后，却都显示出他们自私冷酷、薄情重利、见异思迁的真面目。当前尘往事皆成旧梦，心灵幻象顿觉破碎的时候，我们看到，作品中的女主角清醒地选择了“拒绝”，她们向曾经让自己痴情相许的男子大胆说“不”，让这一段萦绕多年的恋情如同逝水东流。女子从原来婚恋状态中一味崇拜男性的地位，到台湾相逢后重新审视男性的自主性格，其中也寄寓了新移民女作家对女性人格成长的渴望。
第三，以社会场景的铺展，来观察女性生存的历史真相和现实境遇，并在激烈的性别议题交锋中，凸显出女性的多重审视观点。
这一代新移民女作家的人生阅历，构成了她们创作中独特的精神资4。在大陆的成长岁月中，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新式教育的启蒙，她们对上一代妇女走不出家门，被父权传统深深压抑的命运，不乏历史认知；经历了抗战、逃难、飘洋过海的时代磨难，她们对自己这一代女性颠沛流离的命运和从故乡到异乡的人生奋斗感同身受；目睹了战后台湾的社会形态演变和价值观念更替，她们对当下台湾的女性人生更有着直接的观察和真实的体验。这使新移民女作家就在提笔为文时，作品常常成为女性历史生存真相的镜像。林海音所写的一系列婚姻故事，记述了曾祖母、祖母和母亲这“旧时三女子”
的生活图景；孟瑶对辛亥革命以来的四代女性历史一直萦绕在心，直到多年以后，还以65岁的年龄写下《女人，女人》（1984年）；繁露对三个不同时代的女性人生颇有感悟，她小说中有许多描写到这一代的少女、中年女子和老年妇女的情形，长篇小说《向日葵》（1963年）所写到的那个打破世俗偏见，带着女儿一块去念书的旧女性雅芳，就是繁露母亲的真实写照。这种描写所构成的，往往是一部中国女性命运的历史。
徐钟佩接续自己50年代对性别议题的一贯思考，于60年代初写出了中篇小说《余音》（1961年出版），在女性的历史书写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内容。这部第一人称叙述的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以抗战前十年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一个因时代转变面无法适应的书香门第，并对那段时间中国的妇女问题、教育问题、恋爱问题、婚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思考。其中最独特的发掘，是对家庭辕社会的历史场景中女性真实地位的思考。
与文本中惯常见到的家庭父权制不同，在这个没落之家中，父亲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缺席的存在”。读书人出身的父亲年少时节攒足了劲要走科举之路，谁知时运不济，前半考场颠踬，后半科举废除。除了读书，一无所长的父亲借打牌喝酒浇愁，继续着古人放废的老路。然而，富家女出身、生性好强的母亲，不能接受丈夫的现实，她用她那个时代的方式强烈地反弹，一生贱视丈夫，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子女教育上，并拒绝丈夫涉足家中的事务。在同样被视为“多头”的女儿眼里，父亲的悲愤来自于一个被阉割的生命，无人理解的刻骨铭心的创痛。父亲不仅失去创业的能力和生机，甚至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事实上，在这个书香门第的家族史上，男性一向孱弱、缺席，而女性多是聪慧坚强、但对现实无能为力的女人。年迈的祖母“年轻时出名的女状元。读书、写字、绣花、管家，色色俱来。嫁后万事不如意我看见的祖母，点火的手已颤抖，成天坐在太师椅上念念经。”到母亲这一代，妻子的强悍与丈夫的怯懦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祖母曾这样训斥父亲：
“你的爸爸一生浑浑噩噩，”祖母接着说下去：“我眼巴巴的就望你。你媳妇也和我一样，我们这一辈的女人，三绺梳头，两截穿衣，没有法子出去征东征西，只有望子成龙。洋学堂也罢，土学堂也罢，男孩子也罢，女孩子也罢，能够有本领吃饭就好。你不能怪媳妇送孙女去读书，我们都吃过做女人的亏。”耐人寻味的是，父亲在家庭场景中的缺席与母亲的在场，并不能改变女性在社会历史场景中的缺席，她们的才华与个性，也无法帮助她们走出女性的悲剧命运。对丈夫的失望乃至绝望，使女人把希望转向儿子；但儿子的不成器，让她们盼了一代又一代，终觉梦想幻灭。多才多艺的祖母的衰老和无奈，生性要强的母亲后来性格棱角的磨失殆尽，都为女人希望的破灭和生命的挣扎，做了最为沉痛感伤的历史注脚。
而到了现实的社会场景中，女性所遭遇的普遍问题，即是家庭与事业的矛盾，两性冲突的纠葛。钟梅音在1954年出版的《海滨随笔》里，已有多篇文章涉及此类性别议题，如《女人不是钢铁铸的》、《我对惧内的看法》等等。张漱菡的小说《仇视异性的人》（1955年），以社会场景中女性能力的自证，来扭转男人对女性的社会偏见。在徐钟佩笔下，则集中探讨了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中的两难情境。透过女性在厨房与职业之间奔波的生命苦闷（《鱼与熊掌》）；有才华女子结婚后就变成了丈夫的附属品、“我”字小写的母亲的悲哀（《为她们祝福》）；“三八”节里的女性感慨与感伤（《一张请柬》），都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女人的事业与家庭之间，显然一直找不到可以兼顾的平衡点。“虽然在《余音》序中，她以‘和平共存’来解决记者（事业）与主妇（家庭）之间的冲突，可是，就如同《鱼与熊掌》一文，读者对于它的持久性仍然相当怀疑。在五、六0年代，仍然是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恐怕不是女性靠观念就可以左右家庭方向的。”钟梅音的小说《路》（1957年），典型地反映了职业女性的困境。梦淇与丈夫绍全，原是一对恩爱夫妻，过着传统秩序中夫唱妇随的生活。后来，发现了自己生命潜能的梦淇，因为聪明能干和职位升迁，加之业余钻研学问，结果是“事业从大门口进来，爱情从窗户里飞去。”丈夫积9甚多，竟然有了外遇，还把过失归咎于妻子；周围舆论的蜚短流长，也陷梦淇于“不仁不义”的境地。最终梦淇病倒，回家疗养，离婚就此搁浅；她的职位不便久悬，终于递上辞呈。小说结尾，养病中的梦淇经过这次痛苦的经验，得到了一种人生的成长，她意识到：
人必须有出世的精神，才能做入世的事业！她还年青，但她已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体味得更多。现在她要好好地珍重健康，有一天她将更坚强地站了起来，不为自己，却为给小吴太太那般后来的姊妹开路。”由知可知，新移民女作家对性别议题的尖锐碰撞和多重思考，已经66走了50年代台湾社会的前列。尽管她们还无法用女性观念去左右男权中心话语的现实社会，但她们通过自己的文学言说而对这片土地的影响与改变，她们对台湾社会女性解放意识的全面提升，使新移民女作家无疑担当了女性启蒙者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