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亦是如此。是追求社会效益还是追求经济效益，需要选择；是迎合作者还是满足读者，需要选择；是不顾出版部门性质想出就出，还是坚持某种风格与特色有选择地编辑出书等都需要选择。选择得当，受益无穷，选择失误，会让这种“遗憾的艺术”抱憾终身，个人失误事小，误导读者事大。至今，编辑出版工作都应坚持此原则。
3.质量第一原则
质量是图书的生命。质量第一的原则在编辑工作中的具体含义是：
（1）优质的图书方可长存于世。衡量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书籍出版事业的成就，首先不是看书籍的数量，而是看书籍的质量。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出版是短期行为，编辑只有将图书的质量放在第一位才可使图书流芳百世，编辑价值才可得以最终实现。图书出版必须认真处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把质量第一作为首要原则。当然，没有一定的数量也不能满足社会读者的需要，也不利于提高质量。但是，增加品种数量要以保证质量为前提，没有质量保证的数量，对社会和读者都是毫无意义的。
（2）重视图书质量是对读者负责、为社会服务的具体体现。
为读者服务、为社会服务是编辑工作的基本方针。能否贯彻这一基本方针，主要取决于能否满足读者、社会精神产品的需求。编辑人员重视图书质量也就应该多出版健康有益的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书籍，努力提供内容健康、格调高雅的读物，使人们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坚决抵制色情淫秽和封建迷信读物的出版。
（3）质量的失误出现瑕疵。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是图书质量的组成部分，内容部分在图书质量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优质的图书选题还需要完美形式相衬，为图书质量增值，但仅有完美形式的图书是不具生命力的。
（4）为了保证图书质量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监督机制、奖惩机制和保障机制，增强编辑人员责任感，强化质量意识，把好图书质量关。
4.效益原则
效益分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种。图书的社会效益是指出版后的图书在社会上产生的好的或不好的影响。经济效益是指图书出版后带给出版部门的赢利或亏损。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图书出版应该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个效益的同时兼顾称之为“双赢”。但两个效益也会有发生矛盾的时候，社会效益极好的图书，可能会因为读者面窄，发行数量少，经济效益不是很理想；也有时，某类书会带来极好的经济效益，但社会效益极差，社会不允许其出版。两个效益“双峰对峙”，只有“双赢”才是图书出版的最佳效益。
效益原则的具体内容是：
（1）图书出版在获取最佳社会效益时也带来最大的经济利益，这是一种理想模式。
（2）当非理想模式出现时，编辑必须取一舍一。此时效益原则生效：社会效益第一。
（3）效益原则的实质是维护并积极支持“双赢”，质量即可产生效益，优质图书也应当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4）质量第一原则与效益原则并非矛盾，既要质量也要效益。
与此同时，坚持效益原则是对质量第一原则的最大支持。
效益原则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条件下，也强调开动脑筋，做出品牌，广开渠道，增加发行，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出版部门本应也像工农业生产部门一样，把赢利看成情理之中的事，这是它求取生存、发展自我之本。作为独立经营、自负赢亏的经济实体，其经营活动既要考虑精神产品的特性和要求，又要考虑市场的作用和价值规律，争取最好的经济效益。市场经济体制带给图书出版广阔的空间，充分利用市场提供的机遇、手段、机制，为高质量图书创造较大的经济效益，这是编辑工作中应考虑的首要因素。
效益原则需要法律、经济、行政手段乃至政治思想工作的监督与保障。一旦违背这一原则，单纯为赚钱而出书，或者降低出版品位，迎合低级趣味者的需求，便会使书籍质量下降，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此时，外部环境可以对编辑进行有效控制，故而，健全的法制和出版秩序，对国家出版事业的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是必需的。从出版内部来说，提高编辑的文化素质，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加强市场经营意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都为两个效益的统一提供了保证。事实证明，只有坚持效益原则，才会为出版事业带来辉煌前景。不重视图书质量，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出版部门最后往往走入困境，举步维艰，直至倒闭。
5.主体性原则
通常情况下对稿件的鉴别总是看它是否符合政治标准的第一原则，是否观点正确、材料确实、文字通顺、表达合理。不符合这些要求的当然不能出版。但是，符合了这些要求的稿件是否就能出版了呢？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因为即使符合了这些要求，如果没有新的东西，即新论点、新见解或新的材料、内容或新的表现、风格，而是人云亦云，陈陈相因，也毫无出版价值。在中国出版史上，曾经由于“左”的倾向影响，编辑思想上宁“左”勿右，抱着本本看稿，在观点上但求不为人先，对于新的见解，即使不视为“异端”，也不轻易通过。一个新论点、新提法，要以《人民日报》或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是否讲过作为标准，讲过的或提过的，方可采用……如此做法，在传统编辑工作时代曾经是可行的，但在当代，它无法体现当代编辑所承担的历史重任，与时代精神相背离，是应摒弃的。
编辑工作的主体性与时代有着紧密联系。编辑主动参与时代发展、反映时代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跟随时代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编辑对国内外形势、国家大政方针理解透彻、把握准确，对时尚潮流领悟力强，并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图书市场热点；二是对图书市场中业已形成的热点进行快速跟踪。
现实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当人们还来不及对形势作出正确估价时，昨日时尚已经不再引领潮流，被另一个时尚所代替，此时，刚刚上市的图书既替代了头一代选题，同时也被后一选题所替代。图书生命力越来越短，出版周期也越来越快。如果编辑不能紧跟潮流，主动参与、融入社会，就会被昨日选题所引领，走进一个不再新鲜的话题。因此，沿袭传统选题思路模式难以取得昔日辉煌，特别是对在地域、专业、文化资源等方面都不占优势的出版部门而言，紧跟时代应该是一种低成本、经济实用的运作方式。纵观近年来的图书市场，几乎所有图书热点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都扣紧了时代脉搏。如《老照片》系列是编辑深刻体会了读者被日益市场化的生活所触动的某种意味深长的回忆心情，因而带出系列“照片”书热；再如《绝对隐私》带来的“隐私”热不也是日益开化的社会中读者想要保留的一点点心灵栖息之地以固守个人的最后一片天空吗？更不要说《谁动了我的奶酪》、《数字生存》等的策划出版了，无一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编辑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劳动。编辑主体性可以体现于多方面。选题策划就是一种体现编辑主体性的创造性劳动，有可能遭遇失败，其中的变量与不定因素较大，因而，可活动的空间也大，体现主体性的价值也就十分明显。审稿相当于“来料加工”，其过程基本上可由编辑把握，因此，发挥编辑主体性更多地侧重在选题策划环节。编辑工作的主体性原则同时也强调了编辑工作的预见性，折射出编辑案头工作技术含量的高低，是编辑对图书亮点转化为卖点而主动全程介入各个环节的有机组合过程。一本图书的运作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与编辑选题策划的主体性有关。
编辑的主体性并不仅仅体现在策划一个好选题上，如果编辑技术含量太低，即使能体现选题主体性原则，也无法挖掘出编辑主体性的潜在品质。编辑工作技术含量高低从多方面体现出来。例如作者一般都会给书稿选定一个书名，但它并不一定就是图书最终出版时的名字，正如孩子一出生就会有一个称呼一样，但却极有可能与其学名不一致。编辑可以充分开动脑筋，挖掘书名的亮点，使书名既切合图书实际，又能吸引读者注意。再如，编辑可从审读的书稿中、与作者的接触中、了解潜在的图书读者过程中等方面尽量寻找书稿中可以进一步深挖的题材，并将此题材做深做透。本是作者未想到的却被编辑想到，当然会赢得作者的信赖，也可促使作者更加努力创作，还可满足读者，可谓“一举三得”。另外，编辑目录、索引、插图、版式、封面等书籍辅文与书籍形式应尽量实用周全、新颖别致，外观讲究艺术效果，形成视觉冲击力。目录、索引等辅文作者通常认为是编辑的事，即使是做了也十分不内行，更多的则是不爱做、不知道怎样做。其实，这种检索性辅文是利用书籍的有机条件。目录较之索引简单，作者做得也多。而索引，如果作者不做编辑一定要做，这是编辑技能的最佳表现。很遗憾的是，现在大多数的编辑也不爱或不知怎样做索引。在国外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专门规定了某几类书如果著作页在300页（32开的书600面）以上时必须要有索引。我国也应该学习这种为读者着想的实实在在的办法，而不是仅将“读者是上帝”挂在嘴边。书籍的版面式样及封面、插图也是发挥编辑技能的有效场所。还有，书与书的不同，除了作者写的内容性质不同之外，编辑技能不同大多表现在辅文安排与版式设计上。巴掌大的32开版面上，其实足以表现编辑技能，但它只属于那些肯动脑筋，会动脑筋的编辑思想家。特别是在大多数书籍版面千篇一律的情况下，别出心裁的编辑就有了广阔的设计空间。独创性也是开创性。读者喜欢的一定是能充分发挥编辑技能的编辑。这些条件的充分利用既可为图书的发行销售奠定基础，又可显现各个编辑的不同风格、特色。
其实，编辑工作主体性原则，无论是策划选题阶段还是加工过程，都大有文章可做，注重编辑技术也是展示编辑经验与编辑技能的最佳选择，有了扎实的编辑基本功才能主动积极地工作。
二、编辑工作改革
1.曾经经历过的编辑工作改革——编辑定额制与编辑承包制
编辑定额制是规定编辑一定的工作量，超额给予奖励的量化管理方式。最早曾在20世纪50年代试行过。到80年代又被多家出版社实行。此种方式（如规定每个编辑年发稿量多少等）曾为最早的编辑绩效管理办法。
编辑承包制是将出版部门年均完成的利润数量分别承包给每个编辑的量化管理方式。试行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仿制于当时的城乡经济承包制。承包制虽然向下分解了经营目标，使人人对各自所在出版部门经营目标都负起了责任，从而分散了经营风险，但难以做到整体优化、统筹安排，况且由于短期经济利益驱动，各个编辑室之间相互保密、拆台，不仅两个效益难以结合，还给不法书商以可乘之机，导致恶性事故。因此，新闻出版署1997年1月28日颁布的《关于严格禁止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等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明文禁止将“经济创收指标承包到编辑部或个人”。
以上两种试图对编辑工作进行改革的量化管理方式均未能取得预想的成功。其原因在于：
（1）忽视了编辑工作的特点。编辑工作是一种复杂的具有创造性的劳动，它绝对不等同于以计件为单位的机械划一的物质产品生产。因而，不可能也不应该用计量物质产品的办法计量精神产品的劳动。
（2）以单纯的数量指标取代了图书质量指标。一本图书的整理加工与另一本图书的整理加工，编辑所付出的劳动量不具有可比性，因而，单纯计算一个编辑年发多少稿、看多少字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最能反映图书质量的是图书内容，每一个编辑在图书内容上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因作者基础、水平、出版时机等因素影响而不同，这些是利润和字数反映不出来的。
因而，中国出版业在计划经济时代曾有过的两次大的变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编辑事业发展带来了机遇，也拓宽了编辑实践的空间，但由于其变革是在未改变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人为的因素较大，政府行为大于市场行为，出版自身按计划办事的被动地位并未改变，其发展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故无论是编辑定额制还是编辑承包制，二者或是以数量或是以利润共同牺牲了图书质量。其结果导致：出版物质量下降；出版的无计划性和宏观失控；编辑责任心下降。
2.正在进行的编辑工作改革——策划编辑与文字编辑之分
西方出版界一般将编辑分为组稿编辑（commisioning editor）和案头编辑（desk editor）两种。位于德国柏林的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出版社之一，仅出版的期刊就有250余种，绝大多数为医学杂志，且多系世界性的或欧洲的学术机构授权出版。它的编辑体系中层次最高者称为“planner”，其职责是制定计划、选题、组稿，其“编辑部”也可作为“规划部”。全社8个编辑部，共有30名组稿编辑。每个组稿编辑均配有一两名秘书。组稿编辑一般为博士或教授，一名组稿编辑即领导一个编辑分部，像地理学、计算机及经济学等较小的编辑部都只配备一名组稿编辑，每个组稿编辑都控制着数种甚至十几种期刊。组稿编辑可根据科学发展前景及市场情况考虑创办新的期刊，也可相互争夺期刊的出版权。施普林格出版社的许多期刊编辑部设在主编所在的单位，但却受总社组稿编辑的控制。组稿编辑必须经常主动出击，争取作者，走出编辑部，不断地到大学、研究所去走访作者，与专家学者取得联系，了解他们的研究计划，或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展览会等，及时掌握最新的信息和动向。这里的组稿编辑与中国部分出版社划分的策划编辑具有相同性质。
进入21世纪，中国众多出版社加强了自身机制和运作方式的改革，对编辑角色进行了细分，设立了策划编辑和文字编辑等。有的出版社虽然没有明确谁是策划编辑、谁是文字编辑，但一部分编辑只管组稿、策划，整理加工部分交给他人的做法却十分流行。
策划编辑是指运用系统论实现编辑工作优化的专门编辑人员。
高明的策划既不是主观臆断或突发奇想，更不是个别人与生俱来的专利，它必须建立在研究群体不断研究现状的基础之上。策划编辑的出现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出版业激烈竞争的需要。面对出版业激烈的竞争，必须有专门人员精心选题、优选作者、系统谋划，以精品投向社会。
（2）优化人力资源的需要。合理组织编辑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编辑工作积极性，集中一部分编辑力量去做重复性工作，可以提高编辑工作效率，有助于整体效果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