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在静静地流驶，一转眼清明节已过去了一个星期，我也从哀愁中慢慢地走了出来。星期四下午，我与学校的哥们正在打篮球，突然，一阵《千纸鹤》歌声嘹响地响起，铁定是我的手机响了。我悻悻地放下球，撇下哥们，把手机拿起来一看，付立德的电话。
“喂！兄弟，十多年没见了，怪想的，今晚兄弟聚聚！”
我一听付立德邀请我去他那儿吃饭，乐开了花。
“女朋友电话？”政治老师黄申华问我。他这个名字大有讲究，据说他出生的那段时间，香港版《射雕英雄传》风靡大陆，妇孺皆知，郭靖、黄蓉成为中国人民的英雄人物。我读高中的时候就有三个叫黄蓉的，所以班主任为了便于区别就根据她们出生月份，给她们重新命了名，分别叫黄三蓉，黄五蓉和黄九蓉。那个时候饰演郭靖的黄日华也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黄申华的爸爸想儿子比黄日华更辉煌，所以就比黄日华的笔画多了一画，就叫黄申华。事实上私下里，我们都叫他黄日华，他也高度认可我们的叫法。
“不！不是！高中一哥们，非要今晚见面！”我摆弄着手机，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
我拿起衣服，到更新室换好衣服，就丢下一脸茫然的哥们，拦了辆的士向南山法院绝尘而去。
男人间关系有四铁，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同过窗，一起分过赃。我与付立德的关系就是四铁之一：一起同过窗。付立德是我高中名副其实的铁哥们，一起同过窗，一起同过桌，并且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确是我死党。
父亲去世后，母亲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我身上，为了给她不幸的一生增添些亮色，我很自觉地努力学习。所以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母亲经常微笑着在别人面前夸我聪明刻苦。这样学习成了我生活的主旋律。除了学习外，我还有另外一个主旋律就是打架。在初中我打架是出了名的，也团结了一帮铁哥们。我在初中打架多半是出于自卫需要。我年幼丧父失去了保护伞，有些同学在父亲的保护下经常欺负我，弄得我无法学习。成绩下降，母亲失望。后来听历史老师分析中国抗美援朝的原因：中国要搞建设，美国时常骚扰，所以中国只好打，这样打出了威望，其它国家再也不敢欺负中国。那节历史课对我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我认识到要解决和平问题，还是要靠我自力更生，通过暴力来取得和平。那是我唯一听懂了的一节历史课，并且懂得透彻。从那个时候开始，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站在自卫立场上，打了很多难以磨灭的自卫反击战。所以几战成名，以后就鲜有欺负我者，为安静的学习赢得了环境，学习成绩也节节上升。后来，母亲知道我在学校打架的事情和缘由，也不得不抹着眼泪默认。
参加中考那年，我成绩很好，个子很高，有一副好身板，一是来源于父亲留给我的好遗产：好基因；二是后天的努力：经常帮母亲做农活，别看我瘦，身体结实得像牛，所以同学们望而生畏；加上我的辉煌的战争史，所以初三一整年时间，都在语、数、外、理、化等教科书中渡过，没有挥过拳头，那年成绩特别好。一直是班上前三名。
中国学生实际上很悲哀，脑子里总想着分数，心里没有别的想法，什么理想、信念、爱好、个性都被抛之脑后。整个社会倡导的“唯分数论”其实给学生造成了很大伤害。按我当时的分数，考上县一中毫无悬念。但我考虑到如果到县里读书，母亲一个人孤零零的，要看儿子，还必须得跑一趟县城，母亲为供我读书要打很多短工，也没有时间总是往县城里跑，再加上经济问题，到县城读书，经济负担至少要加重一半，以当时的情况而言，母亲无法承担我的学费，生活费和其他的费用，同时镇上的高中承诺像我这样成绩优秀又相当贫困的学生可以签约进重点班还拿助学金。这样出于种种现实的考虑，我放弃了读县一中的机会，选择了到镇上去读普通高中。
1996年9月，在母亲的期待中，我走到了镇上，走进了干一高中。新的环境，新的期待。我住进了学生宿舍，当时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宿舍，就在入学的那天晚上，我认识了上铺的兄弟：付立德。我们开始慢慢地熟悉，以至于成为朋友。他个子与我差不多但没有我结实，爸爸是附近镇多祥镇派出所所长。这样看，付立德是典型的“官二代”，他的分数本不应该分在重点班，但因为父亲的原因也享受一些特权，就分到了我们班上。
晚上六点多钟，深圳进入了交通高峰时期，的士的速度慢了下来，离南山法院估计还有二十分钟的路程。我摇下车窗，看见昏暗的路灯光，才知道深圳的夜晚即将来临，我的心情也在这迷人的夜色中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