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传媒结构由于国情不同和历史沿革不同而呈现各自特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在传媒结构中总有一类媒体或一两家媒体处于该结构的核心。没有核心传媒就没有稳定的传媒结构。在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是美国新闻界的龙头老大，号称“舆论议程设置者”；在英国，《泰晤士报》和BBC引领全英舆论；在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NHK是全日本的媒体核心。在中国，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系列以其高度的权威性曾处于中国传媒的核心地位，但目前，党报正有核心滑向边缘的危险。
中国的党报是唯一以时政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日报，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任何媒体都无法取代党报的作用。重树党报的核心地位，不仅关系到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也涉及中国政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本章将探讨中国党报目前面临的困境以及摆脱困境、重树党报核心地位所需关心的几个关键问题。
党报面临双重压力
纵观世界报业，报纸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三大类：政党性报纸（包括政府所办报纸）、商业性报纸和政企合一性报纸。三者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商业性报纸在市场中生存发展，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其压力主要来自媒介市场竞争（如争夺读者群和广告客户等），而很少或从不承担来自政府、政党的宣传任务。政治性报纸，尤其是政党报纸的最大特点和根本任务却在于宣传。它把党的纲领作为党报的灵魂，在纲领指导下宣传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何时候，宣传、指导都是政党报纸赖以存在的理由。因此其压力主要来自于政党、政府的宣传要求，其经费则来自于政党的津贴，从而可以避开市场竞争压力，全力做好宣传工作。政企合一性（即政治性的企业报）报纸，包括目前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大报，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一方面作为独立的企业经营，一方面追求一定的政治影响，它们既要盈利，又要从事新闻传播，但其报道方针则由报纸自定，并不接受政党、政府的政治报道任务，所以，其主要压力仍是来自市场竞争。
也就是说，世界上这三大类报纸尽管在各自特性上有许多原则区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只承受来自单方面的压力，或者来自政治宣传，或者来自市场竞争。
然而，在当代中国，党报面临的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即要同时承担这两方面的重压，这在世界报业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党报，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秉承了政党报纸的原则特性，视宣传为首务，以指导工作为己任。迄今，中国党报已走过70余年的漫长历程，其间经过革命战争年代（1921-1949年）、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年）和目前的向市场经济过渡期（1978年至今）三个历史阶段，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报宣传的中心和指导的具体做法均有所不同，但宣传指导的根本特性却没有也不应当有任何改变。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期间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日渐强化，与此相应，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社会发展进程就显得愈加重要。特别是在涉及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时，党更迫切需要党报成功地发挥宣传、引导作用，配合、协助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报宣传不能有丝毫削弱，而且要更加强化。
但是，换个角度看，党报在宣传任务加重的同时，它完成宣传任务的环境和条件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直接、最重要的就是还要直面来自市场的生存压力。
众所周知，过去党报搞宣传是“国家出钱，报社办报”。党报作为党的宣传机关，国家原先给予财政津贴后又改为施行财政包干，经费来源都有足够的保证，人、财、物亦由国家统管，党报不存在经济压力。此后，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我国确立新闻事业同时具备上层建筑属性和产业性质，党报也因而具有了信息产业的属性。它作为企业要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在完成硬性政治宣传任务的同时，还要遵循市场规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属于自己的份额，维系自己的生存。尤其是在传媒业发达多样，彼此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党报面临的市场形势非常严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传媒业多元化格局所带来的媒介市场的严重分割
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新闻媒介的结构以报业为主，而报业又几乎为党报所垄断，党报几乎可以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代名词。然而经过20年来的发展，不仅电视、报纸、广播三大媒介鼎足而立，三大媒介内部结构也变得复杂多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化的媒介格局一经形成，势必形成市场的严重分割，各个媒介都要争取受众，抢占市场，党报自然无可例外地受到媒介竞争的挤压。20年中，党报已经历了三轮大的冲击波。
第一轮冲击波是1983年左右至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热。
从1978年到1983年前，恰值党中央拨乱反正，确立改革方向之际，党报充分体现思想性和政策性，起到了澄清思想、明确认识、看清方向的作用，获得了广大人民极大的认同，党报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报”，深受人民爱戴和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文革”期间所受的损失，重新找回了自信，树立了权威，这成为党报历史上引以为荣的黄金发展期。《人民日报》在1981-1985年间月平均发行量都稳定在400万-500万份左右的较高水平上。
1983年左右信息概念引入中国新闻界，引发了一场“新闻与宣传”相互关系的大讨论。党报系统自创建以来宣传就作为主功能或全部功能，承认并发挥信息沟通功能是否会影响、削弱党报的宣传作用，这种担忧困扰党报近10年。就在党报为信息与宣传孰轻孰重困惑时，一大批以满足社会多样信息需求的对象类、专业类、文摘类、科技类、经济信息类报纸大量涌现，带动了全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办报大高潮。1978年报纸为186种，1988年全国报纸已猛增至2322种，10年中增长了12倍还多。与此同时，广播、电视的发展突飞猛进，以其新、短、快、活和大容量引人注目，中央电视台全年新闻数量从1983年的5984条增加到1986年的32566条，增幅近5倍。这种冲击迄今不绝，国家统计局和央视市场调查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举行的“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显示，截止到2002年9月，我国4岁以上电视观众已达11.15亿，占全国4岁以上全国人口的93.9％，我国电视观众日均收看电视的时间达174分钟。三大传统媒介中，电视无疑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以信息热带动的传播多元化发展格局至此初步形成，党报垄断已彻底打破，长期占据媒介主体地位的党报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压力。
第二轮冲击波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后期，是由信息产业和媒介市场化运作引发的大众化浪潮。党的十四大确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闻媒介隶属于信息产业的性质得以凸现，“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运行模式使媒介市场化步伐加快。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大批大众化媒体的兴起。在报业内部，90年代初期兴起周末报热，90年代中期是晚报热（从80年代末40余家猛增到180家），其发行量达到日报发行量的1／2。90年代后期都市报异军突起，以市民报纸服务市民为口号，走彻底平民化、大众化的办报之路，几乎将原先晚报的优势尽数占为己有。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大众化浪潮始于党报。党报出于自身特性，难以全面迈向市场，于是“克隆”自己的“替身”替自己迈向市场，占领市场，扩大影响面，减轻自身经济压力。所以，大部分晚报、都市报都是由各级党委机关报创办，隶属于党报系统。结果，一方面党报通过办大众化报纸赢得了市场，壮大了实力，另一方面却是自身的市场大大萎缩。是坚持党报原先的办报思路，还是也走大众化道路，成了这一时期党报工作者思考和争论的热点。
与此同时，还伴随着日趋明显的专业报纸社会化、中央报纸地方化、地方报纸全国化的报业扩张趋势。这固然是适应当代受众多种需求和报纸自身拓展需要，但也必定造成同一地区内报纸数量的高度集中和报业市场的分割。近些年愈演愈烈的报纸发行大战就是这种高密集的报业市场竞争的反映。这种情况当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挤压党报发行市场，尤其是造成内容综合程度高、覆盖面大而地方接近性相对较差的中央和省级党报发行量明显下降：《人民日报》1981-1996年15年间，下跌幅度近60％；全国省级党报1981-1988年平均期发量都在35万份以上，1984年达到最高值38.64万份，1994-1999年开始总体趋于下滑，1999年跌至19年中的最低点23.91万份，1996年初有23家省级党报发行下跌幅度达30％以上，《安徽日报》比历史最高期发行数下跌59.8％。
第三次冲击波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网络媒体。尽管伴随所谓新经济“冬天”的来临，互联网站进入整合、调整期，短期内一时难起高潮，但党报对这股新媒体浪潮是不能漠视的：目前网络媒体的使用者正从青少年扩展到中老年，从在校学生扩展到包括机关干部、企事业领导、中高级知识分子，而这批人恰是党报核心读者群，地域范围也正从少数大城市向很多中小城市扩展。这种发展趋势正对党报形成真正的、有力的冲击。
这样的局面有些严酷，但我们必须正视。应当说，媒介多元化格局和媒介市场分割是现代大众传播业发展的必然，今后虽会有局部范围内结构上的调整，总体趋势却无可改变。党报扩张市场份额的努力会越来越困难，更不可能恢复到以往的垄断局面，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局面的形成，促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硬性地让党报一味走扩张市场、增加发行的路是行不通的。
公费订阅市场的萎缩和自费订阅市场的扩张
过去党报不承受经济压力，一是有国家财政包干保障供给，二是有公费（行政开支）订阅保证发行。随着党报信息产业性质的确定，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国家对报社逐步“断奶”，大部分报社转而自负盈亏，而同时公费订阅也在逐年减少。反映到发行量上，就是多数党报特别是中央和省级党报发行额的逐年下降。仅《人民日报》，从1987-1996年的15年间，其平均每期发行数下跌幅度就近60％，《陕西日报》2001年自费订户还不到1％。由于公费订阅占党报发行额的90％以上，这种发行量的大幅减少直接反映了10余年来公费订阅市场的萎缩。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新闻市场分割影响之外，还包括——（1）国有企业以往在党报公费订阅份额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而近年来，许多国有企业效益逐年下降，财政困难，不得不节约开支，加上多数报纸提价，报费增加，为减轻负担，企业相应减少了包括党报在内的订报经费的支出，造成党报订阅数的下降。
（2）随着我国企业转制的加速进行，民营、私营企业日渐增多，和多数“三资”企业一样，不能期望用红头文件、行政命令的形式要求企业所有者、经营管理者用公款订阅党报。在订报行为上，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主选择性。由于目前党报宣传艺术有待提高，对重大经济政策的报道难以满足其经济活动的需求，很多时候失去了这部分读者。
（3）随着报纸品种层次的多样化和报社多渠道自办发行的普及，单位订阅在数量和品种上都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读者越来越倾向于灵活地、视自身需要自费订阅报刊。此消彼长，报刊自费订阅市场不断扩张，依赖单位、集体的公费市场自然相应下降。
（4）农村税费改革影响农村党报公费订阅。近年来，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对减轻农民负担无疑是件大好事，但农村基层的公费订阅是党报的重要市场，税费改革的推行客观上影响了党报农村市场的占有率。在税费改革中，各省市农村普遍推行订报最高限额，如安徽规定“财政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村订报费只能用500元，财政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村只能用800元”；河南省规定“人口在1500人以下的订报费不能超过500元，人口在1500人以上的订报费不能超过800元”等。在这样的限额下，一般情况下一个行政村要完全保证中央、省、地（市）、县四级党报的订阅十分困难。
2003年7月15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滥散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8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实施细则》，坚决“纠正利用职权等不正当手段摊派发行报刊等行为，切实减轻基层和农民的负担”。
前些年，大面积公费订阅支撑党报发行，减轻了市场冲击，又因公费订阅占据市场比例大，报纸读者面广，报社还可以争取到足够多的广告用户，减少了经济压力。但在目下几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虽然党报发行绝对数量仍领先于其他各类报纸，但公费市场持续萎缩局面难有改观，以后几年下降趋势可能会加剧。在报业发展相对进入自由竞争状态的今天，公费订阅的萎缩为党报发行敲响了警钟，这对党报生死攸关，不切实加以解决，将使党报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总之，无论从哪方面看，党报面临的市场形势不容乐观，而党报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后果则更令人忧虑：一方面迫于巨大的市场压力，许多党报总编辑大多时候是投入发行、广告大战，日以继夜绞尽脑汁抢市场，分散了大量办报精力，很难真正集中心思改进宣传艺术，提高报纸质量，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党报在竞争中的不利处境；另一方面，有的党报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扩大发行量，抢占市场，不惜放弃党报原则，或者围绕一些所谓热点大兴煽情、炒作之风，追求一时轰动效应，而不顾及长远的真正的社会效益，或者一味软化党报内容，甚至走向低俗，出现了党报媚俗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党报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威望，在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更有甚者，为扩展发行，不惜变相出卖版面或以征订报纸为条件刊载有偿新闻等，人为降低党报报格这样的局面，长此以往，是令人担忧的。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索一个问题：是否应当让党报在政治上完成任务之外，再去承受市场压力？或者说，今天，是否应当让党报完全走向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