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毛泽东将妇女解放运动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使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的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妇女解放运动与党的中心任务结合了起来，避免了妇女的孤军奋战。广大妇女将自身的命运与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结合了起来，充分调动了妇女的积极性，这既符合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又有利于妇女的阶级解放。广大妇女通过亲自参战，参加生产运动和各种援战工作，以自身的积极参与为革命做出卓越贡献，共同取得抗日战争的民族解放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阶级解放的成功，从中也实现了妇女自身的阶级解放，阶级解放为妇女的进一步解放奠定了基础。如果脱离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流，孤立的进行妇女解放运动，不但妇女所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不能排除，妇女切身的基本权益也无法保障。在积极参与民主革命中，妇女所做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极大牺牲为其基本权益的获得提供了保障。
第二，毛泽东坚持以农村妇女为妇女解放的主体，抓住了中国妇女解放的主要矛盾和解放的主体。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在农村进行的，不解放农村广大妇女，就无法维持党的各项任务的贯彻执行，无法进行革命斗争；不解放农村妇女也无从谈起中国妇女的解放；正是以农村妇女为主体，切实解决她们的困难，保护她们的合法权益，调动她们的积极性，她们的参与，积极参战，进行生产，支援前线斗争，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毛泽东提倡用法律的形式保护妇女的各项权益，使妇女权益的享受更有保障。从党在苏区领导的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时期相比看，其进程已从宣传组织妇女加入革命阵线，发展为凭借红色政权的权威，尝试通过立法的途径逐步使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党在苏区的男女平等的实践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以苏维埃政权的力量保证男女法律上平等的实现，让广大妇女的权益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障，并通过教育提高妇女的政治、文化水平，使妇女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随着党的不断宣传教育，男女平等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大大加速了广大农村妇女的觉醒，为妇女解放准备了思想基础。苏维埃的男女平等的实践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了宝贵经验，随着立法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到建国前，妇女的各项权益已得到有力的较全面的法律保障，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对于中国妇女的解放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方针与政策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妇女解放运动纳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从此，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相联系，与党的纲领、路线、方针相联系。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总的方针与政策是一致的，那就是“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只有废除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妇女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不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方针和政策也因时而异，各有其侧重点。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1．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方针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将领导妇女解放运动列入自己的议程之中。192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已经涉及到妇运工作，但因时间紧迫，“只略略谈到大要”，“决定交未来的中央负责处理”。同年11月，由陈独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文件中，特别指明各区应“切实注意”妇女运动。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关于妇女问题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在中国妇女运动历史上，这是第一个以政党名义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重视。
决议首先分析了不同社会制度下妇女的地位。指出在号称“男女平等”、“文明”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成为资本家用以操纵劳动市场更廉贱的生产奴隶”，在这种生产制度之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而在苏维埃俄罗斯，“妇女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五年功夫所得的自由和平等，远过于妇女们在欧洲资产积极专政之下一世纪奋斗的结果”，因此“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能完全实现”。
“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这一结论，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十月革命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前途的正确指向，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与各种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划清了界限，从而显示出崭新的气象。
决议鉴于中国妇女还“拘囚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之中”，“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的现状，指出中国共产党“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此外还特别明确目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任务，是“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保护女工及女童的利益”，“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
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尽管内容还不够充实具体，它所通过的现阶段中国妇女解放的具体奋斗目标也与中国的具体国情不尽相符，但它已远远超过了五四时期的思想水平，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划清了思想界限。为制定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路线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根据这一纲领，利用各种进步刊物，积极开展妇运工作，中国妇女运动出现了新的气象。
2．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方针和政策的主要内容
第一，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只有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妇女才能真正解放。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提出了这一见解。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是多次强调这一真理。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除了打出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结婚离婚自由这些口号之外，还特别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这两个国民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就中国政治经济情形说，中国的妇女运动，业已带了国民运动的特性”。将妇女运动与国民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国民运动的胜利，才有中国妇女的解放。1925年1月，在革命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中共四大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指出“我们深知现代妇女所以至于被奴属的地位，完全是私有制度的罪恶。私有制度不废除，妇女解放永做不到彻底；同时劳动解放运动正是向废除私有制度方面前进，故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实有极大关联”。
这一时期，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利用报刊杂志，积极宣传这一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向警予。在《今后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一文中，她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历史的发展分析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她说：“原始共产时代，人们每日共同的收获，刚足供给每日共同的消耗，并无所谓的私有的财产。这个时代的妇女，除主持氏族产业和抚育儿女外，在渔猎畜牧以及初期的农业生产上皆占相当的重要地位......妇女因为在生产上居重要的地位，所以在社会上也居重要的地位”。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男子以长于战争和交易的缘故，地位陡然增高，男子的私有财产既已形成，女子乃渐被排斥于生产事业之外而编入极严格的家庭分工，成为满足男子性欲和专替男子育儿传统的机械”。指出了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在于私有制的建立。针对当时有人认为妇女运动的任务就是争取经济独立的观点，向警予提出，“现制度下的经济独立，恰好是使多数妇女脱下家庭的羁绊，带上工钱的枷锁，从前生死祸福由丈夫作主，此刻生死祸福由资本家作主”。因此，“真要达到经济独立的目的，只有把万恶的资本主义推翻”。据此，她进一步阐述了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的关系：“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必“劳动解放了妇女才得真正得解放”。而“妇女全般的真正彻底的解放，却必在劳动解放，亦即全人类解放之后”。此外，徐全直、王一知、恽代英、蔡畅、杨之华等人也纷纷撰文，指出，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只有推翻这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获得阶级的解放。“妇女解放是制度的革命，非’阶级‘的或性别的革命”，只有铲平一切不平等的阶级，推翻现存的制度，才有妇女的解放，周恩来的这段话阐明了这一真理。
第二，劳动妇女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锋。
对于劳动妇女在我国妇女运动中的作用，中共二大并没有提及。然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党迅速意识到了劳动妇女在阶级斗争中的重大意义。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就将发动劳动妇女的运动作为今后党工作的重心。中共四大提出今后的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妇女运动的领导者们更是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向警予指出：“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前锋，而且是反抗国外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她对近代无产阶级妇女队伍强烈的革命性、高度的团结性和顽强的斗争意识有着深刻地认识，认为劳动妇女之所以能动辄千人百人参加革命运动，“不是伊们的知识超过于一般妇女，乃是伊们的经济地位使伊们不得不用于作战，勇于反抗，伊们天然成为妇女解放的前卫”，是妇女解放的基础。杨之华也同样认为，向来被一班人所看不起的无产阶级的妇女，“伊们的团结和奋斗的力量和阶级的觉悟，不但是妇女解放的最有力的武器，而且是全中国解放的保证”。邓颖超更慷慨而言：“事实告诉我们，如果不注意最有力的工农阶级，最有力的妇女工农阶级，单靠几个知识界妇女的活动，是没力量的”。“今后妇女运动的基础，不应建筑在几个人身上，而要包含广阔的加到工农妇女身上”。
劳动妇女运动是妇女运动的真正的基础，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与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有了根本的区别，使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找到了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
第三，建立妇女运动联合战线的思想。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单靠共产党人领导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行的，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要求先进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合力救国。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1922年1月，李大钊作《现代的女权运动》一文，指出“各国底女权运动，都是发源于中流阶级，劳动妇女底运动比较的后起。但女权运动与劳动妇女底运动，并不含有敌对的意味。而且有相互辅助的必要”。他认为，由于中流阶级的妇女并没有彻底的觉悟，因此，中流阶级的妇女只有“辅助劳工妇女底运动”，才能达到圆满的结局。“因为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而劳工妇女的运动若能成功，则“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此外，劳工妇女的运动也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1923年2月，在应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邀请演讲世界妇女运动的潮流、性质及中国妇女运动进行的方法之时，李大钊再次阐明了自己主张“女界联合的思想”。“中国现当军阀专横之时代，欲为民权的运动，无论哪种团体，都须联络一致，宗教的、母权的、女权的、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可合而不可分，可聚而不可散，可通力合作而不可独立门户。能如是，方能打倒军阀，澄清政治。能如是，则今之为女权运动者，始得曰成功”！中国共产党三大时，向警予负责起草《妇女运动决议案》，在决议案中，提出了“全国妇女运动大联合”的口号。但是，对于“有组织、有领袖、有行动，因而亦激起少数群众”的女子参政运动，她认为，女权运动只代表资产阶级妇女的利益，成为“女子个人做官做议员的运动”，“对于真正的政治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他们反没有勇气参加”，这种运动可以说“毫无意义”。向警予认为，妇女界的运动，“还只有新兴的劳动妇女最有力量，最有奋斗的精神”，因而，“女权及参政运动姊妹们如果抛弃这支主力军，便是女权运动参展运动绝大的损失，永远不能望发展”，号召女权主义者与劳动妇女的联合。杨之华认为，身受旧礼教，身上缚着许多锁链的中国妇女，要挺身而出来做“人”，同社会制度斗争，“个人单独的去做，等于不做，因为力量太小了。我们要集中势力，联合在一个团体里，筑起反抗旧社会、旧礼教的联合战线，对他们下一个总攻击”！中共三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不仅特别注意代表劳动妇女的利益，而且也同时指出，“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亦甚重要”，党对于此种运动的态度，“第一，不要轻视此等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们的运动；第二，阶级的主义的色彩不要太骤太浓，致使她们望而生畏”。这个决议为动员和联合全国各阶层的妇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指明了方向。中共四大通过的议决案中，也同样提出，对于上层妇女运动、教会妇女运动和小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我党总的倾向是“一方应指正其错误，一方应与以解放的同情和赞助”。
在妇女运动大联合的旗帜之下，全国各个阶层的妇女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扩大了妇女运动的群众基础。
第四，妇女要有组织，切实保护妇女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