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妇女解放问题，“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要达到人格之解放，陈独秀告诫广大青年，“第一，要自居征服之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第二，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如此，“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1919年，刚刚发行不久的《新潮》也发表文章指出，“女子自身，应知道自己是个’人‘，所以要把能力充分发展，做凡是’人‘当做的事。又应知道’人‘但当服从真理，那荒谬的’名分‘，’伪道德‘，便该唾弃他，破坏他。至于’他‘和男子不同的地方，单单在生理方面，这是天然的、光明的，绝不应牵涉善恶问题、优劣问题”，“男人也应知道，不尊重他人的人格就是贬损自己的人格”，“男女大家都应该有共同的概念：我们是’人‘，个个是进化历程中一个队员，个个要做到独立健全的地步；个个应享受光明、高洁、自由的幸福”。李大钊更是倾心呼唤：“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女子与男子虽然“属性不同”，但他们在“社会上也同男子一样，有他们的地位，在生活上有他们的要求，在法律上有他们的权利，他们岂能久甘在男子的脚下受践踏呢”？重塑女子独立人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积极努力的方向。
为增强女性独立意识，当时的许多刊物都注意向读者介绍欧美妇女运动的进展。1917年，《新青年》发表了陶履恭（即陶孟和）的《女子问题》一文，着重分析了欧美国家女子问题引起重视的原因。文章认为，这是由欧美的社会状况决定的。一是经济之发达，他认为，欧美“今日盈千累万之女子，莫不食工业革命之赐，减劳役，轻思虑，而家庭种种之需要尽得偿，不役于父，不役于夫，而种种生活得独立”，主要是由于“经济界之革命”所造成的。“先有经济界之革命，然后向来家庭之经济组织破，家庭之经济组织破，然后女子博得经济之独立。即或经济的独立，然后能脱历史传来之羁绊”。二是教育职业之发达，女子“不止于良妻贤母之国民，更兼为良工巧匠诗人学士之国民”，三是思想之发达，因此成女子“宁愿自食其力，不肯仰人鼻息，宁愿独身终身，不肯配偶失意”之“健旺之精神”；“而女子之自觉，自身之猛醒，反而直接促进以上诸种原因”。同年，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表题为《美国的妇人》的讲演，其后《新青年》全文刊登了该讲演内容。文章向读者详细介绍了美国妇女的教育状况、婚姻家庭观念以及参政等等情况，胡适认为，中国妇女的人生观是“良妻贤母”的人生观，而美国妇女则是“超于良妻贤母”的观念，文章中，胡适盛赞美国妇人之“自立”思想，她们认为：“男女同是’人类‘，都该努力做一个自由独立的’人‘”。他希望，“我们中国的姊妹们若能够把这种’自立‘的精神来补助我们的’依赖‘性质，若能把那种’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来补助我们的’良妻贤母‘观念，定可使中国有一点’新鲜空气‘，定可使中国产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
与”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紧密相连的是自由平等的权力意识，没有自由平等的思想就谈不上”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者认为，近代以来，”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国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表明，已有不恪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他们从伦理学角度出发，历数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伦理对人性的束缚，对人的价值的否定和对人性尊严的蔑视，因此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以儒家思想为本位的伦理道德与西方近世文明相比，其恶果显而易见：“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要争取人权，重塑女子独立人格，就必须对扼杀个人独立人格的传统礼教和伦理制度予以有力回击，“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的儒家节烈观、忠孝观等遭到猛烈抨击的原因所在。
1918年，《新青年》出了一期“易卜生”号，将挪威现实主义作家易卜生和他的名作《娜拉》介绍到中国。该剧通过女主人公娜拉的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旧式家庭的罪恶，对摧残人性的社会环境提出了严正的控诉。胡适在为这一专号作序时更是特别强调易卜生所揭露的当时家庭的“四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依赖型，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作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以及社会的三种“大势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对于“妻子对丈夫，什么都可以牺牲；丈夫对妻子，是犯不着牺牲什么的”这样一个不公平的社会进行了抨击。娜拉对将她视为“玩物”的丈夫海茂尔宣布：“我相信我第一要紧的是，我是一个人，一个同你一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得努力做一个人”。这正是女性个性觉悟的表现。1919年末，《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宣称“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代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再次为女性的人格独立摇旗呐喊。《娜拉》的刊登以及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围绕“娜拉出走”、“娜拉出走以后又会怎样”所展开的讨论，对中国知识女性反抗封建家庭束缚，争取个性自由，争取自主权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3．对女子解放道路的探索
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家们猛烈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主张重塑妇女独立人格，但是，如何才能重塑妇女独立人格，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妇女解放呢？这一时期，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女子解放的道路进行了探索。
第一，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道路。
直到北洋政府时期，“贤妻良母”的教育观仍是政府教育的指导方针。1919年5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还训令各省女中要注意家事，“大学言治国平天下，必以齐家为先。盖家为国家社会之根本，其良窳如何，影响至巨。然欲求良善之家庭，必须自研究家事始。......窃谓家事为女子教育中学校最重要之科目，应增加时数，注重实习”。
当时社会上的一部分人也对这一教育观念情有所钟，《新青年》有篇文章就认为，“中国女子之急务，乃当洁身自爱，以期养成真道德、学问与经济之女，而作中华民国之贤母氏”。梁华兰所作《女子教育》一文也说，“女子教育应以贤妻良母为主义”，“吾国女子以数千年之压服，服从既成为第二天性，然正可利用其服从之性，尊之以良好教育，终成世界第一等女子”。针对此种保守观点，新文化运动时期，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社会里，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夫权的压迫，因而妇女解放的出路就在于与男子进行斗争，争取与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同等的权利。1917年6月，《新青年》刊登了高素素的一篇文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文章认为：“女子解放问题，有两前锋，曰破名教，曰破习俗。有两中坚，曰确立女子之人格，曰解脱家族主义之桎梏。有两后殿，曰扩充女子之职业范围，曰高举社会上公人的女子之位置”。文章充分反映了其时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但是，百般头绪，该从何着手呢？当时的许多人都将女子获得受教育权作为女性解放的首要途径。有人认为，“向来妇孺并称，最可痛恨，成年女子知识仅与孺子一样，是女子脑力不如吗？实在是未受同等教育的缘故。学问知识不能与男子对抗，逃不过优胜劣败的天然淘汰的公理，自然依旧屈于男子之下”。“女子解放，是要女子自己解放，不能靠男子解放他的。第一要紧，就是教育。女子有了解放的觉悟、解放的要求，那解放的实现自然会来”。胡适在《美国的妇人》一文中也认为：“男女同有在社会上谋自由独立的生活的天职，这便是美国妇人的一种特别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养成，“全靠教育”。以为有了女子教育权的获得，其他的一切职业问题、参政问题就将迎刃而解。1919年10月，邓春兰的一篇文章中讲到，解放女子的顺序，应该是“先解放学校，然后再解放职业，然后再解放政权”，在她看来，“到了解放政权都运动成熟了，那么，什么废除妾婢、娼妓制度啦，什么改良婚姻制度啦，自然就如同在衣袋里取东西的一样容易了”。与此同时，黄日葵也著文指出：女子解放的第一步，就是“要求得受平等的教育”，因为从积极方面说，“教育就是你们的兵工厂，有了教育，才能供给你们武器和工具。有了武器和工具，你们才能够向威迫你们的方面宣战，才能够不陷于失败的悲境”。而从消极方面说，通过教育，也可以“取消社会素来瞧不起女子运动的心理，抬高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而其他的职业教育、恋爱问题、道德问题、参政问题等，前提都必须以教育为其基础。
按照他们的思路，女子在获得教育权后，再谋求男女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平等，最终就可以达到妇女解放的目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重视女子教育，意识到教育在女性解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实践中积极推行女子教育，冲破和超越了“女子无才便是德”、“贤妻良母”的传统教育观，把女子教育回归到女性解放这一目标上，这是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的。但是，回顾近代女权运动的情况，不难发现，这一主张仍未超出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范围，仍是以知识女性为对象，企图通过教育来根本解决女性问题，在不改变社会性质的情况下，这只能是局部的改良，难以找到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
除了争得女性受教育权外，通过争取女子的经济独立而使妇女得到解放，也是这一时期不少人思考的问题。李达曾经做过一篇《女子解放论》，以为“女子的地位，常随经济的变化为转移......女子若想求得一个不卖力不卖淫可谋生活可谋真正幸福，惟有发挥自己的经济能力，求经济的独立”，如此，“男女间一切不平等的道德与条件，也可以无形消灭了”。因此，他希望“女子若能于未嫁之先，从事农工商蚕桑畜牧等工作，求得独立之收入，则结婚以后夫妇减经济关系，有真意义的协同组织，对于所得之物，各自支给，对于生产事业，各自劳动，对于他人给予之物，亦以同样的给予他人”，如此才能获得独立。张若名的一篇文章，更认为“男子要想束缚女子，就凭空造出男主外女主内的论调，使女子没职业，没经济权；弄来弄去，女子没有一点自主权”，她于是号召女子“具革命的精神”去“打破男女职业不平等的观念”，获得女子的独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除了女子获得教育权、经济独立外，还有人提出通过提高妇女能力，争取妇女参政等等途径获得妇女解放。但这些主张同样没有看到妇女问题是同整个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因此，这些办法也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圈子，同样也难以找到妇女解放的根本路径。
第二，空想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道路。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知识界，许多人对资本主义道路产生了怀疑，转而接受社会主义。但对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时还分辨不清，五四时期，不同的人、不同的派别，接受了不同的社会主义理念。工读主义就是当时较为时髦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周恩来编辑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以为“现在世界的最新思潮是讲’实验主义‘”；恽代英对杜威的实验主义也极感兴趣，他在日记中写道：“杜威现在亦成了中国的偶像”，“差不多我国人对于他的话没有批评，只有承受，这话实在很有道理”。陈独秀、毛泽东等也都对工读互助兴致颇浓，毛泽东甚至准备要在长沙“创造一种新的生活”，邀和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1919年后在北京、上海、广东、广西等地出现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则是奉行这一主义者进行妇女解放的尝试。1919年末，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发表宣言：“凡是受黑暗家庭虐待的女子，或是受婚姻压迫的女子，或是生活困难的女子，都可以到我们团来生活，我们可以共同向旧家庭、旧社会开始总攻击”。该互助团一度被誉为“妇女解放的利器，社会革命的基础”，但是，工读互助团的美好愿望很快被无情的现实所击溃，仅存在几个月便因经费困难而销声匿迹了。1920年3月，由彭璜、毛泽东等首先组织，陈独秀、汪孟邹、宗白华等二十余人发起参加的上海工读互助团成立，希望通过这个互助团，“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地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出来”，也同样仅仅存在三个月就不了了之。其他各地出现的工读互助团的命运也大体相似。女子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证明了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为妇女指示的解放道路是行不通的。它促使人们进一步探索一条新的改造社会、解放妇女的道路。
五四运动中，一批进步的爱国青年为了寻求真理，探询中国的前途和出路，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道路，开辟了另一种形式的女子半工半读教育。1919年12月，向警予、蔡畅组织了湖南勤工俭学会，“所奉行之信条为工读神圣，认之体力劳动与脑力工作兼营并进”。
以“赴法勤工俭学，将来回国振兴实业教育为鹄的”。1919年12月9日，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了第一批女留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到1920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女生有43名。赴法勤工俭学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妇女人才。
第三，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以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新青年》和其他进步刊物以大量篇幅介绍苏俄妇女状况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传入，使得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发生了重大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