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孔子面对宗法制度松弛、个体小家庭普遍建立的情形，提出了家庭人际关系和家庭制度的相关礼仪，此后便作为规范沿用下来了。宋代的欧阳修和朱熹面对政治型的门阀士族解体、血缘型的家族组织普遍建立的情形，提出了关于家族制度的一系列主张，在家庭制度方面沿用的仍然是孔子的理论。直到20世纪初学者们才把家庭作为审视对象，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家庭问题了。
家庭史的研究最初是附着在家族史的研究上的。从20世纪初开始学术界就很重视中国家族史的研究，并且已经涉及到了家庭问题。但是，专门的家庭史研究相对滞后，直到二、三十年代才有了一些论文，而且主要是沿用日本学者中田薰、仁井田陞的路子，从法制史方面来研究，角度比较单一。国内的研究在50年代以后一度中断，进入80年代开始续接，关于宋代家庭史的研究也相应地多了起来。尽管仍然是以专题论文为主，尽管有的论著只是在通论家庭史问题的时候谈到了两宋时期的家庭，但在问题的提出和认识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深度，同时也存在一些“盲点”。以下分九个方面略予概述和评论。
1.两宋家庭的时代特征
现有的论著研究家庭史大都采用按朝代划分时段的办法，严格地讲，家庭是在民间自然形成的，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演变规律，受朝代更替的影响小，受生产关系变革的影响也不大，这种传统的时段划分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不容易揭示家庭的时代特征。在近年出版的几部社会史、家庭史及婚姻史著作中，讲唐代家庭和宋代家庭的部分乃至讲明清的部分除了所用资料不同，讲述的问题、现象几乎是相同的，就是这个缘故。当然，中国家庭的发展历程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只是不一定与一个个朝代相对应，我们划分家庭史的研究时段既要考虑与朝代的对应性，也要考虑家庭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呈现的阶段性，比较可行的折衷办法是划分长时段，如先秦、汉唐、宋以后可以作为家庭史研究的三个大时段；认识宋代家庭的时代特征，需要把唐宋家庭放在一起考察，以便揭示唐以前和宋以后家庭的不同特点和变化。
唐宋时期家庭的变化除了自身的演变规律外，直接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是唐宋之际家族形态变化的影响。唐代以前的家族以北方地区政治型的门阀世族为主要形态，其主要功能是界定族望身份以取得世袭特权；宋代以降，家族以东南地区血缘型的家族组织为主要形态，主要功能是敬宗收族。我们在近现代所看到的家族，实际上是宋代以降东南地区的家族形态。徐扬杰、柯昌基较早论述了这个问题；朱瑞熙提出宋代通过家族组织的重建形成了族权，也含有这个意思。这都是直接考察宋代以后家族制度的特点。专门论述唐宋之际家族形态的这个变化过程的是近年出版的三部著作：安德烈·比尔基埃主编《家庭史》第一卷第十二章通论先秦到明清时期的家庭，重点考察了唐宋两代，称唐代为世族大家族的“贵族帝国”，宋代则主要是靠学衔（即科举考试）获取官职，不再凭家族的背景了。其所讲的家族形态的变化趋势是正确的。王善军《宋代宗法与宗法制度研究》在绪篇中以“门阀宗法制度及其衰落”和“敬宗收族的宗族制度的形成和确立”为题，分析了这个变化过程及其原因。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第二章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把唐以前称作“门阀权贵等级制宗法宗族制”，宋以后称作“一般官僚及庶民户类型宗法宗族制”；并且指出，门阀宗族制靠国家政权的支撑，具有强制性，庶民宗族制靠伦理说教来支撑，有一层情理的外衣，也可称之为“伦理宗法制”。但认为这个变化到明清时期才完成，宋代还处在“一般官僚士大夫类型宗法宗族制”阶段，还不是普通庶民型宗法宗族制。
关于家族形态的这个变化对家庭的影响，冯尔康指出，宋代以后随着人们摆脱了过去世族门阀的控制，成了独立的个体家庭，家庭的结构和功能也有了一些新特点，如家庭趋于小型化，父家长权力增大等。其他论著对此论述不多。
在唐宋之际家族形态的这个变化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家族组织中的血缘关系由第一变成了惟一，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增加了。在唐以前的家庭（特别是大户人家的家庭）中食客、奴婢之类也曾记入家庭人口数，算作家庭成员，与日本和欧洲中世纪的家庭一样有半私有半公共性质；宋以后则排除了外人，即使同居共财的大家庭的成员也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以血缘关系为惟一纽带了。这必然会对直系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产生直接影响。再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小家庭是战国时期定型的，孔子和孟子的很多论述主要就是为了规范小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反映的是此时宗法制度衰落之后个体小家庭的普遍化的社会需要；宋代欧阳修、朱熹规范家族制度的言论如族谱修撰等，反映的则是此时政治型的门阀世族衰落以后，血缘型的家族制度普遍化的社会需要。这也与唐宋之际家族形态的变化相吻合。这个变化是否会导致血缘关系进一步排斥非血缘关系、直系血缘关系疏离旁系血缘关系，从而增强小家庭的独立性，减少家族对家庭的影响？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二是理学的产生对宋代家庭的影响。宋代形成的理学又称新儒学，是在孔孟学说的基础上加进了思辨的色彩，其基本内容仍然是伦理纲常。关于理学对宋代家庭的影响问题，现有的论著主要是从妇女地位的角度进行考察的。张邦炜通过对宋代妇女再嫁较多的情况的考察分析，认为宋代并不是贞节观念骤然增长，妇女地位急剧下降的时期，理学的说教并未被当时人所普遍接受。贾贵荣和宋东侠也都认为宋代妇女地位不低，二程主要出于政治的考虑才将贞节观提到了高于生命的程度，其实理学在当时的影响极为有限。朱瑞熙前揭书则通过比较唐宋妇女地位的变化，认为宋代夫权加强了，妇女的权益被进一步剥夺。姚红也认为两宋是妇女地位明显下降的转折时期。持这种“下降说”的学者比较多，并且认为此时妇女地位的下降与理学的产生有直接关系。
从妇女地位看理学对宋代家庭的影响是一个重要角度，但仅此一个角度是不够的。即使单就妇女地位来说，也需要进一步挖掘其社会意义。且不论二程所倡导的贞节观被时人接受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在宋代伴随理学的产生而被重视起来，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理学家的确是出于政治目的来倡导妇女守节，借此来规劝士大夫官僚们忠君，不要像五代时的冯道那样谁当皇帝就朝拜谁；以守节喻忠君，是基于传统的涟漪式推论的思维方式，但由此一来，却把家与国的关系对应得更直接更具体了。二是就家庭关系而言，贞节主要不是为了巩固夫妻关系，而是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正，让妇女从一而终，子女的血统就不会混乱了；宋人重视夫妻关系，子女生育都与小家庭有直接关系，说明宋人对家庭关系的重视，家庭观念强化了，不能仅仅理解为对妇女的歧视。
2.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
家庭规模指人口的多少，家庭结构指家庭人口之间的姻缘和血缘关系，主要是血缘关系如直系、旁系。一般人口少的家庭只有直系血缘关系即父子关系（包括上一代父子和下一代父子的“三代”家庭），人口多的家庭则可能包括亲兄弟甚至堂兄弟，直系旁系交叉了。有关论著在讨论时经常使用社会学的概念，以父子两代家庭为“核心家庭”，加上祖父母的三代家庭为“扩大的核心家庭”，都是直系血缘关系；如果加上旁系，有从父兄弟、从祖兄弟，则为“横向扩展式家庭”。通常以“扩大的核心家庭”即“三代五口之家”为标准家庭模式。
杜正胜的长篇论文《传统家庭结构的典型》提出了“汉型”家庭和“唐型”家庭的概念，依据汉简推论出汉代家庭是以夫妇及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体，与父母同居者不多，成年兄弟在一起同居的更少，主要是人口在四五口以下的两代人家庭。唐代家庭人口比汉代多，据敦煌户籍资料统计，沙州、瓜州地区为每户9.36至10.45口，每户平均9口以上，祖父母、父母与子孙同居的三代同堂家庭是通常现象。
宋史资料上有80多次人口统计记录，全国平均每户最多时2.5口，最少时仅1.4口，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平均每户只有不到2口人。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解释说是“漏籍”所致。近人梁方仲、袁震则认为，根据宋代税役制的需要户籍只记男丁，不记老弱女口，平均每户2口实际是2个男丁，基数仍是5口之家，与唐代的实际情况相近。值得注意的一点变化，是宋代户籍中不含奴婢之类的人了，家庭中更不包括这些人了，在家庭人口的认定上无论官方和个人都绝对以血缘关系甚至直系血缘关系为惟一标准了，这与前述唐宋之际家族制度的变化是一致的，使家庭规模和结构更紧凑了。杜正胜在前揭文中认为，中唐以后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所谓“唐型”家庭了，宋代以降父子兄弟分家的情形更普遍了，并且别立户籍，平均每户5口左右。从结构上讲，多是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小家庭，与已婚子女同居的少了。杜氏称宋元时期的这种家庭规模和结构不同于“唐型”，稍偏于“汉型”，可以说是两者的折中。这是颇有见地的概括。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全面回顾和分析了以往论著对宋代人口问题的研究情况，也认为宋代户口统计的是户和男口，而男口数与实际的男性人口数有一定距离；宋代平均人口数为每家5.4口，但北方稍微大于南方。王曾瑜认为宋代的家庭人口平均数比以往要高一些，有7口左右；程民生通过宋人文集有关内容的分析，认为宋代三代同堂的家庭为9人，社会平均人口为每家7人；北方平均9人，南方平均6人；中上户平均达到10人，贵族家庭的人口更多一些。
有关论著对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似乎还没有区分开，即个体小家庭的规模和结构由秦汉到隋唐一直在上下浮动变化，但围绕的中心线是“三代五口”标准，只不过在宋代的变化幅度小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此前的“三代”以最年长的祖父母为核心，同一个祖父母的子孙在一起生活，有直系也有旁系；两宋时期的“三代”仍是祖父母、父母在一起生活，却是以中间的壮年夫妇为核心，上养老人（即祖父母、原来的户主，现在成了被赡养者），下育子女，只有直系血缘关系了。到了这个时候，家庭的结构和规模趋于稳定，“三代五口”的标准家庭定型了。
有关论著对宋代家庭结构和规模的考察主要是以乡村中的普通农户为标准的。实际生活中的家庭分为不同的等级、不同的职业，也是应当考虑的问题。冯尔康前揭书考察唐代家庭时侧重规模结构的大小，考察宋代家庭时侧重社会地位的差别，分为贵族、官僚、绅士、平民、准贱民及贱民等级家庭，并且指出了这些等级的家庭在宋代的相互更替转换现象。至于不同职业的家庭的情况，只有少数论文附带谈及，可能与资料的限制有关，全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
3.特殊的“同居”大家庭及其向标准家庭的回归
两宋时期“三代五口”是标准的家庭规模和结构，同时还有一些人不仅父母在世时不分异，而且父母去世后亲兄弟乃至堂兄弟仍不分异，维系原来的大家庭，这便是所谓“同居共财”大家庭，也称累世同居、义居、同爨（灶）。史学界对同居大家庭的考察早于对普通小家庭的考察，而且论著也多，很多考察都是把同居大家庭与家族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有时甚至将其视为家族的一种特殊形态。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上的这种大家庭的“共财”被视为“家族公产”。陈鹏、刘兴唐和日本学者中田薰、仁井田陞都从家族公（共）产的角度来考察同居大家庭，但常把这种大家庭的公（共）产与家族的公有财产相混同。近年来国内学者沿袭了这种认识。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第七、八章专门论述了宋代以后的大家庭，认为这是“聚族而居”，是家族组织的一种形式。柯昌基是专门研究同居共财大家庭问题的学者之一，他的论文主要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家族组织形式》、《宋代的家族公社》、《宗法公社管窥》等，名称不同，讲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在他身后出版的《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史》一书系统地总结了他对这种大家庭的研究成果，他认为这种大家庭内部结构的特点除了家长制、等级制外，最主要的是财产共有，家长也无权随意处置，所有成员平均消费，共同占有，然后一代代自然往下传，不出现明显的传继过程。他对大家庭类型的分析、对产生原因的分析都有独到的见解，但对其作用的分析过分强调了调和阶级矛盾的一面，忽略了其所体现的纯朴的人伦精神。
也有学者致力于同居大家庭的个案考察。漆侠认为，北宋时起家、兴盛于元朝的郑氏是一个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但十世不分灶是外观，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三位一体是其本质，官方旌表是利用血缘关系掩盖阶级分化。许怀林《郑氏规范剖析》具体讨论了维系这个大家族的秩序规范、精神支柱和经济基础。他还在《陈氏家族的瓦解与义门的影响》一文中考察了同居达500年的江州陈氏大家庭，特别是这个大家庭的解体原因和过程。黎小龙认为，义门大家庭在唐以前北方居多，宋以后南方居多，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南盛北衰，具体印证了吕思勉早年关于“聚居之风，古代北胜于南，近世南胜于北”的论断。吕氏所说的“古代”为唐以前，“近世”为宋以后。上述论著的考察除了阶级分析法所导致的对同居大家庭的认识偏差、批判多于研究外，还存在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是常把这种大家庭称作家族。称作大“家庭”，主要着眼于“共财”的特征，认为家产分开后的各个小家庭才构成家族；称作家族，则可能是着眼于血缘关系，认为直系血缘关系群体才是家庭，含有旁系血缘关系的群体即这种大家庭已经是家族了。但这种区分标准是否科学？家庭与家族的区分标准和分界线到底是什么？二是这种大家庭的存在时限问题。论者已经提到这种同居大家庭一般存在几十年就要解体，原因是内部矛盾、供养能力等使其难以长久维持下去；但按一般规律，这种大家庭可以维持几代？按血缘关系计算到哪一层（如亲兄弟、从父兄弟、从祖兄弟、从祖之孙）常常解体？三是同居大家庭的类型。柯昌基把宋代的同居大家庭分为原始型、混合型、异姓型和挂名型四种，使问题的认识更具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