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无风的夜里，马路上又黑又冷，九点以后就看不到什么行人了。暗夜里走在街道上，看到从前半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洋房，那曲卷而上的西班牙石柱，那英国式的长长扁扁的烟囱，那门楣上巴洛克式的浮雕，夜色掩去了它们失修的老旧与局促，显现出它们那异国的美，和被小心抹杀去的历史的神秘，是那时的上海。
敲门，笃笃笃，声音在长长的弄堂里传出好远。门开了，楼梯很黑，有黄芽菜炖小排骨汤的气味。走进房间去，里面拉严了窗帘，遮暗了灯，贴着墙放了一些椅子，椅子上坐着人，椅子背上搭着外衣，女孩子们穿了毛衣的样子，因为在外面看不到女孩子那样紧勒的线条，所以她们此刻看上去有骇俗的美。她们自己知道这一点，所以眼睛和牙齿，在发红的灯光下像猫一样亮。
因为事先把大床拆了，为大家空出地方来；所以房间一下子变得有点陌生。五斗柜上放着老式的唱机，和一大叠密纹唱片，用牛皮纸做的套封。
一支曲子响起来的时候，舞伴在下面算好了，是三拍子还是四拍子，然后才起身，走到屋子中央，有一点害羞的，开始跳起来。没什么人真正是跳得好的，很容易看出那些新手，紧张地看着自己的脚，觉得它们那么大，像是鸭子的。畏首缩脑的，像是鸡吃米。一支曲子没有跳完，两个人相握的那只手里，汗已经融和在一起了。
当然也有人是天生的傻大胆，在音乐里走大步子，像军训时候练过的正步走。隆重地抱着他的舞伴，像军乐队里的司鼓抱着他的鼓。还有女伴比男伴跳得好的，恨不得带着男伴走，不一会儿就乱了步子，于是他们一边跟着韵一边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男伴常常也不会送女伴回自己的座位，一曲终了，两个人马上松了手，男伴就走了，女伴跟在他的身后，彼此像不认识了一样。而且大家就是学习了怎么跟着音乐跳舞，却常常没有学怎么跳渐渐慢下来的舞曲结束部分，到曲子变慢下来，就有人停下来，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尴尬，除了没受到良好社交教养的粗鲁以外，还有一种罗密欧时代的害羞，不能无端在大庭广众之下拉着一个女子不放。
没有大裙子，没有黑色的礼服，没有邀舞的鞠躬。大概从一八四三年交谊舞传到上海以后，这是最不符合规矩的时代了，当年是在江边的礼查饭店，现在到了一间地板吱吱响的卧室里。可并不能让大家泄气。调低了的音乐是那么美好，随着音乐与一个异性在一起晃动身体是那么让人心醉，……老人们常常以一种拥有的自豪怜惜地望着我们，说：
“你们是再也看不到那样繁华的上海了，你们现在成了乡下人。”而老天有眼，我们还没有老，又能跳从前的舞了，虽然是穿着家织的毛裤在跳华尔兹。
渐渐的，头顶上传来了一种焦味，那是灯泡把紧贴着它的报纸烤焦了。
我们是那些什么也没有看到的一代人，我们出生的时候，东方的巴黎已经成了偷偷流传的野史，外滩的夜晚黑成了一团，百乐门舞厅成了红都电影院。我们都是从修道院里出来的清教徒，从诅咒里知道有一个花花世界。在我们跳狐步舞的时候，眼前滑过的，是一些幻想，一点点的奢迷，我们在音乐里屏住呼吸想到它们，像在钥匙孔里偷看。
当时在上海的万家灯火里，谁能知道有多少家的窗帘后，在开家庭舞会。刚刚松了绑的上海，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动，悄悄的家庭舞会有时会被警察袭击，报纸上把它叫做“黑灯舞会”，是流氓行为的一种。原先我以为只是一小部分人不老实，可许多年以后，渐渐听到我们那一代当时度过青春的人，都多少有同样的经历。［摘编自陈丹燕：《上海的狐步舞》，载www.yeudu.com（水云间·大陆作家·陈丹燕）］因此，交谊舞和舞厅在新时期的再度兴盛，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思想解放运动划上等号的。自80年代初期始，交谊舞会作为一种群体性的娱乐方式，出现在大学、工厂、机关的周末晚会上，简陋的舞厅也一瞬间在大大小小的街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跳舞，不仅仅被当作一种对枯燥乏味生活的补偿，更被当作一种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特别是男女之间情感）异化的反抗和人性解放的标志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慢三、慢四、快三”，成为许多年轻人业余时间的必修课。接着是，被称为肢体解放运动的Disco舞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甚至还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的老年Disco。在人民广场，人们经常可以看见手提四喇叭录音机、戴着皮质露指手套的时髦青年炫耀着自己最新潮的舞步。人们禁锢的心灵似乎一下子在跳舞中获得了许多活力，舞会和舞厅的流行，也为在“文革”年代被弄得非常紧张的人际关系增添了些许微妙的情趣。
3.时尚风向标与“没落贵族”：上海舞厅的分化
当人们在简陋的舞厅里，踏着生疏而规矩的舞步，走进90年代，走进市场经济时，发现舞厅已失去了它在80年代初期，作为一种思想解放运动的世俗载体的涵义，而被融化（或回归）于大众文化消费的汪洋大海，并且，随着文化市场的演进和细分，舞厅无论在形式、内容、参与者身份及其文化功能等方面，都产生了急遽的分化。
首先是，一种以Disco舞厅为原型发展出来的，以推介世界最新潮舞厅音乐和营造时尚氛围的Disco俱乐部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最早的Disco俱乐部JJDisco，几乎吸引了这座城市所有的时尚青年，并第一次将“流行”这个销声匿迹近半个世纪的字眼带进了再度复兴的上海夜生活。90年代中期，被称为上海夜生活“四大名旦”的阳阳、通通、时代、“NewYork、NewYork”四大俱乐部的出现，又成为沪上白领和在校大学生们朝拜的“麦加圣地”。与此同时，一些更具个性化色彩、以追求前卫音乐为主旨的Disco俱乐部，如DD’S、YingYang、DKD、Judy‘sToo、Babylon纷纷开张，它们成为欧陆最新潮的跳舞音乐“House”、“Techno”、“Trance”、“DrumNBass”等登陆上海的桥头堡。其中的DD’S因首次引进“House”音乐而一度被称为“远东首屈一指的知名俱乐部”。这几家舞厅大多坐落在以酒吧街著名的茂名南路上或附近，成为在沪外国人、本地白领、追求前卫音乐和个性释放的年轻人最喜欢光顾的音舞休闲领地。至20世纪90年代末，Rojam、KK、RealLove、Ma-ya四大俱乐部的相继出现，则标志着一种将时尚、前卫艺术和商业价值紧密地糅合在一起的大型Disco俱乐部在上海夜生活中登场。这些规模不一、风格各异的Disco俱乐部，与坐落在衡山路、茂名南路、新天地上的各类酒吧一起（Disco俱乐部本身兼有酒吧功能），成了上海城市的时尚风向标和窗口风景。
其次是，传统交谊舞厅的衰落。衰落的标志有二：一是年轻人群的大规模撤离。大多数年轻人已不再迷恋于交谊舞这种循规蹈矩的舞蹈，纷纷涌向更能展示生命活力和个性自由的Disco舞厅，以及酒吧、KTV。交谊舞厅遂成了中老年人的健身房和交往领地。二是交谊舞厅从文化消费结构的中心偏离。如果说交谊舞厅在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不容置疑地占据着上海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中心位置的话，那么，自上世纪90年代起，它更像一个风华褪尽的没落贵妇，被挤在急剧分化的消费结构底层，默默地接待着那些同样被挤向边缘的低收入人群。同Disco俱乐部50元一张的门票相比，大多数交谊舞厅的门票始终在3至5元间浮动，即便像著名的大都会舞厅和年轻人尚愿光顾的华夏舞厅，也一再降低票价，以免在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中出局。与当年大世界游乐场大气地以小洋两角的门票，雄心勃勃地广纳社会各阶层人士不同，现在的交谊舞厅则在以便宜的票价，低调地维持着自己在文化市场中风雨飘摇的位置。2002年1月19日，百乐门舞厅重新开业，成为上海大众文化公共空间在当代重构中的一道眩目风景。但新百乐门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20世纪30年代城市繁华梦的象征性意符被重构的，它的主要文化功能已不仅仅是跳交谊舞。新百乐门对20世纪30年代氛围的想象性复制、再造，并没有挽回上海的交谊舞厅在大众文化公共空间中被边缘化的现实。
4.关于disco俱乐部的一次访谈
被访者：董先生，30多岁，MBA学位，一家美国在华控股企业的总经理，股东。
访问者：叶中强
地点：淮海中路香港广场，Rojam中的一个酒吧
时间：2003年10月2日
叶：我知道你非常喜欢disco俱乐部，尤其是Rojam和Park97。
董：是的，我喜欢Rojam那硕大的空间和它的音乐。你看这里有一个可容纳2000人的大舞厅和一个可容纳200人的小舞厅，这两个舞厅的音乐品味是有点差异的。相对来说，大舞厅的音乐更大众化一些，有点狂欢节的味道，小舞厅的音乐前卫些。但两个舞厅我都喜欢，它们给我提供了转换情绪的余地。还有，那几个情调各异的酒吧，也是我喜欢的地方。我还特别喜欢那镶嵌在舞厅四壁的镜子，它们让你觉得仿佛置身于一座镜像的城池，当音乐、灯光和舞姿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事物，会形成重重叠叠、变幻莫测的景象，这种模糊的景象有时候会和我的一种心境吻合。至于Park97，我觉得它的音乐也很独特。它和周围的复兴公园、ShangART画廊互相依傍，给人一种特殊的艺术气质。
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或这样问过自己：为什么喜欢disco俱乐部，而不是其他文化娱乐场所？
董：一个最基本的解释是：我喜欢运动，当然还有心情的问题。哦，顺便说一句，你有没有发现House音乐的秘密：那种催人投入、激发活力的节奏？当然，这和DJ配置音乐的技巧也有关系。
叶：我看过那个介绍你的电视片，你有自己钟爱的事业和大多数是成功的经历，会有心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