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唯美主义的消费文化的问题在于，唯美的倾向掩盖了消费的实质，掩盖了消费的功利性，显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修饰乃至伪装的成分。它不仅改变了商品的形象和商品消费给予人们的感受，而且也改变了审美活动的原来的特性（比如从康德以来视为审美活动之根本特征的非功利性）。从根本上说，唯美主义的消费文化混淆了物质与精神，虽然这两者本来就应该具有一种辩证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更是不言而喻的。自从用“消费主义时代的抒情诗”来推销商品之后，商品这种特殊的物质性的东西就被附着了太多精神性的含义；它们不仅给人带来物质上的满足，还带来了审美的愉悦，甚至还有幸福的感觉，还有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体现，如此等等。但是，正如唯美主义总是伴随唯新的倾向，消费文化总是变化不定的，这就使得幸福的感觉、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等等都永远是有待于追逐和消费的东西，而且它们就像时尚一样让人捉摸不透，把握不住，让人为之而感到困惑。
再简单说说“自恋”。如果说，“唯美”的主要问题在于虚伪和混淆，那么“自恋”的主要问题则在于矛盾，换言之，在“小资”的自恋中，经常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或者，至少是不同方向的力量在互相牵扯、争夺。
一个较为表象化的矛盾产生于“自恋”与“恋物”之间。同样是在《上海壹周》2002年10月24日A9版上，对“新天地”里一家小店的介绍——确切说来，是广告——这么说：“SIMPLYLIFE10月1日才开张，主要经营的是日常家居用品，有壶、碟、碗、杯、筷、靠垫等等，都是精致得要命，而且很贵。看着这些东西你会觉得不应该它来服侍你，而是你去服侍它。”这段话不仅迎合了“小资”的唯美主义倾向，也隐含着恋物的因子。当然，与恋物相比，“小资”的自恋更为强烈，因为恋物也可以成为自恋的一种表现形式。《申江服务导报》曾经这样描述所谓“时尚职业者”：“他们是享乐的。他们最会关爱自己，张扬自我。他们是高消费的，但高消费的目的不是把品牌当作标签，而是释放自己发现美、创造美的能量。他们是敬业的，但高效地工作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潜能。他们展示时尚、引领时尚，每每诱惑着人们去享受时尚，而同时，他们也享受着自己，愉悦着自己。”
自恋的另一种矛盾是：一方面，按照一般的理解，自恋总是表现为自我封闭，排斥他人；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为渴望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得到所有人的目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前几年风行一时的所谓“七十年代作家”和“美女作家”之一的棉棉，她把一个大浴缸设在客厅里，而且，正对着阳台。刊登在某一期《上海壹周》上的照片就是她穿着一件金光闪亮的连衣裙，光着双脚坐在浴缸沿上。棉棉的小说弥漫着浓重的自恋情绪，而这个突兀的浴缸和她在照片里带着几分冷漠和矜持的姿态又给人造成一种混乱的感觉，这个原本应该是私密的浴缸似乎装满了棉棉所期待的和想象的目光。不妨用网络上的一段话来给这张照片，也是给自恋的矛盾作一个还不算刻薄的注解：“所谓自恋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当生活还没有兴趣来勾引你的时候，你就迫不及待地向她抛媚眼了；在谁都不太注意你的时候，你以为自己是所有目光的焦点，于是一个劲的清嗓子、整领带、照镜子。”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曾经说过，在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吸引别人的眼球，乃是创造财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效手段。
深究起来，自恋的倾向不仅是一种个人心理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在广告这种“消费时代的抒情诗”中，诸如“对自己好一点”或者“给自己多一点关爱”之类的提醒不绝于耳。这也许可以说是自恋倾向的一种轻度表现。它隐含着一个社会心理问题：在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时常让人感到无能为力的社会，只有自己的健康才是惟一值得关心的事情，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自恋式的享乐主义”。
四、全面看待“城市地图”和消费主义
（一）上海语境：理解和直面消费文化
以《申江服务导报》、《上海壹周》、《上海星期三》为代表的上海“城市地图”给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推波助澜，而且塑造了一个作为消费文化主体形象的“小资”，这一切与上海文化的历史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传统在上海这座现代化城市特别深厚，这也给尚未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的市场经济提供了非常适宜的文化土壤。在上海，一个在弄堂口摆香烟摊的老太太、卖水果的老头会很自然地对他们的顾客说“谢谢”，这种对于消费者的尊重会使初到上海的人们感叹这里的消费环境之成熟，欣赏这里的彬彬有礼的消费文化。
况且，不管怎么说，消费是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社会行为。任何一个人，即使整天足不出户，也要进行相当数量的商品消费。而整个社会的消费活动，也自然会形成某种形态和特征的消费文化，正如从广义上说，一个社会必然会有特定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一样，也必然会有特定的消费文化。这么说来，消费文化也就是都市文化、大众文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消费文化，就像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一样，无法也没有充足的合法性理由来对它进行立足于价值判断基础上的批评。
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地图”所塑造的作为消费文化主体形象的“小资”也是一种不必也无法从根本上加以否定的社会存在，甚至可以说，前面提到的《文汇报》的文章对于“小资”的重新阐释也不无合理之处——这里的意思是说，不妨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小资”的出现和这种对于“小资”的新的解释。众所周知，上海是中国特别适合“小资”成长的地方。《上海壹周》在总结最近几年上海文化领域发生的、对全国有很大影响的事件时说：“首先是小资，尽管这个概念已经被说得有点腻味了，但不能否认把他和上海人划上等号最合适。小资生活后来几乎已经成为全国年轻人生活的小康新标准。上海是最西化的城市，‘小资情调’也渗进了上海人的骨子里。”很多小说和其他文字材料表明，即使在物资匮乏、精神紧张的特殊年代，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中，依然以各种隐蔽的方式，保留着这种根深蒂固的“小资”情调。据说，到了现在，就连一些本来在它们的原生环境里土得掉渣的东西，一旦进入上海，也会沾染“小资情调”：“起先干锅还是贵州本地‘特产’，渐渐就成了广西、湖南、湖北一带的流行。而当干锅突然在上海冒头的时候，原汁‘土味’中便多了些时髦和‘小资’的味道……”或许，这种明显带有主观想象的无稽之谈也并非完全凭空编排吧。
但是，说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情况就显得较为复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固然是在相应的现实和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但是，与消费文化相比，它更不是简单的、客观的“自然产物”，因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特定社会群体进行选择、并且有意维护和确立的结果，也会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且，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确实隐含着各种值得关注的问题：从现实的、物质的角度来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显然不符合当今世界日益成为广泛共识的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平衡发展的要求；从思想的、精神的角度来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过度膨胀，会严重影响个人和社会的价值体系，至少，它不可能培养一种理性、节制的生活方式，也难以保证和维护一种和谐、安宁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关系。
（二）在混沌中寻找方向
应该看到，上海“城市地图”所宣扬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干扰。
一个直接的、明显的原因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城市地图”本身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它们必须争夺读者群体，争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树立自己的权威，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从广告商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从《申江服务导报》、《上海星期三》和《上海壹周》的创刊和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它们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标新立异，也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上海壹周》2002年3月14日曾经推出“小资打假”的专题，《上海星期三》2003年2月26日H4版揭示“‘布波’造假”，实际上都是出于“城市地图”之间（或者与其他同类媒体）竞争的需要，都是为了标榜自己“独家”、“正宗”。而这些竞争所带来的客观效果之一，则是形成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混乱。
看来，上海“城市地图”有必要从各个方面进行反省。正如葛红兵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它在上海人自我意识中承担着什么功能呢？它所表现的东西中，多少是上海人真正拥有的，多少是上海人没有而渴望的，多少是上海人自己也分不清的？它帮助上海人树立了正确的自我意识还是相反的？”事实上，类似的反省也曾经出现于上海“城市地图”对于“新天地”的重新审视。《申江服务导报》2002年10月9日C1版的文章说：“诚如一位建筑业权威人士所言：新天地的流行，是由于外国人看它是中国的（石库门）东西，而中国人看它又是洋派的（各色外国餐馆、酒吧等）享受。”紧随其后，《上海星期三》2002年10月16日B1版的文章说得更加坦率：“曾经，当‘新天地’还是上海初识的情人，我们每天赶去见它的心情如此激动而忐忑不安。我们跟所有未见过她的朋友讲述她的好，她的神秘和优雅，我们每个下午和晚上都沉溺在那里。在她面前我们不敢说‘不！’。在她面前我们衣着得体，谈吐文雅。在她面前我们很深沉，只谈艺术或人生。在她面前我们总以最快的速度掏出钱包，以免被她看轻。在她面前我们不吃辣酱面或生煎包，我们使用刀叉，吃着一些淡而无味、闪闪发光的东西。我们陶醉不已，好像生来就是吃这些东西似的。”
当然，如果把一切问题都完全归咎于上海“城市地图”，则不免有些夸大了它们的实际影响力，也在无形之中夸大了它们的独立自主性。《上海壹周》2003年7月10日D8版的文章说得颇为透彻：
“我们真正的自信和上海本地的文化力量还未曾自然流露出来，或者说我们还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力不从心。
“上海作为中国绝对的经济中心和在世界上日显重要的国际大都市，有着近代最繁荣的商业历史，相对于国内其他城市，它的文化必然会和商业的关系最为亲密。城市中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的国际时尚商品，越来越多的国际性商业演出，越来越多的商业画廊，越来越多上海人接受着西化的生活方式。在国际化的背景下，这种商业氛围是上海成为国际文化中心的最大优势，但本土文化的缺失却是目前上海最大的障碍。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没有百老汇的纽约，一个没有时装的巴黎，就像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没有自己本土优势文化的上海会成为文化中心。”
当下之计，对于“城市地图”和它们所宣扬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消极的批评或者解构似乎无济于事，只能尽可能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它们。至少，在它们的内里，还有人们想要改善生活的真实愿望——这也是它们在当代中国社会获得其合法性的根本所在。只不过，目前的情形是，包括“城市地图”在内的各种媒体，一方面竭力鼓吹，使这些愿望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又把这些愿望化约为对于特定的某些商品的占有和消费，从而取消了人们想要改善生活的真实愿望原本所具有的丰富性。如此说来，改变现有的情形的一个方向就是恢复人们想要改善生活的真实愿望原本所具有的丰富性，而这对于在市场经济中主要依赖于广告收入的“城市地图”来说，或许有些难度，需要得到来自政府的支持，或者，由不同的媒体来发出不同的声音。改变现有情形的另一个方向可以从“小资”身上得到一点启发。在现有的环境中，模糊不清的“小资”可以说仍然是一个“半张脸的神话”，它是一个脸谱化的、类型化的概念，“小资”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在“城市地图”的指引和诠释之下，暴露出各种值得探究的社会问题。那么，就不妨鼓励各种媒体来合力培养和塑造比如今的“小资”更加健康、理性的消费者，这大概是破除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不良影响的根本出路；而在这个方向上，在有着消费文化的深厚积淀的上海，针对以“精明”而闻名天下的上海人，“城市地图”也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