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玩味的是：对于租界，沪人初谓之“夷场”，后改“洋场”，一字之易而观念大变，遂使“洋场”一词成为时人与后人描摹上海都市印象的经典语汇。而这样的都市空间及其日常生活，也必然地创造出一种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全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体验方式。西美尔（GeorgSimmel）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文中谈到，都会中纵横交错的街道，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速度与多样性，使得城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与城镇和乡村生活有着深刻的差异：“城市要求人们作为敏锐的生活应当具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意识”，而“在乡村，生活的节奏与感性的精神形象更缓慢地、更惯常地、更平坦地流溢而出”，都市中的人们必须“发展出一种器官来保护自己不受危险的潮流与那些会令它失去根源的外部环境的威胁”，“头脑代替心灵来作出反应”，而都会生活便是“以都市人口增长的直觉与观察以及理智优势为基础”。因此，如果把都市放在人类精神意识史中看，可谓是“重大的历史构成物之一”，“呈现了一种全新的等级序列”，而在这个序列中，都市所代表的“生活力量”已经生长到它的极致，和“整个历史生活的顶端”。
（二）“洋场”与都市生活景观：市民阶层、消费空间与休闲观念
随着近代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伴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和殖民主义扩张而来的西方政治、文化的传播，上海的市民觉悟也逐渐提高，从而促进了市民阶层的职业条件和福利待遇的改善，如提高工资收入、减少工作时间等等，这些改善措施让普通市民拥有了更多的收入和时间，也有更多的可能丰富其日常生活。正如阿兰·斯威伍德（AlanSwingewood）在论及大众文化时所言，西方资本主义在建立通俗文化的种种文物机构与制度（如大众媒体、新闻事业与出版事业）之时，同样也铺陈了雄厚的物质与科技基础，使得具有民主文化潜能的事业（诸如图书馆与种种层级的教育设施与器物）也获得发展的机会。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具有的“革命性”力量。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其整体消费水平已可比肩世界各大都会。上海市民阶层的消费力大大提升，从20年代末到1935年间，上海市社会局曾持续数年对一般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家计状况作定点跟踪调查，发现一般工人家庭年均生活费支出是454.38元（北京同等支出仅为202.92元），其中杂费支出112元，占总支出的24.6％，这个比例相对当时的先进国家并不逊色。在杂费支出中，所谓“现代性开支”占较大比例，包括卫生、医药、娱乐、教育、交通、社交等适应现代都市生活与人的发展的费用，共计33.68元，占杂费支出的30.10％。尽管不同收入组的文化娱乐层次与方向不尽相同，但即使是年收入最低的工人家庭，也有每年0.63元的文化娱乐开支，相当于四口之家每人听一次地方戏、逛一次大世界或看一场电影。尽管少得可怜，在当时已“远胜于国内的各地的劳工阶级，即较欧美日本诸国，亦不多让”。在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之余，市民们开始进行自己的闲暇活动，慢慢在剧场影院、舞厅、咖啡馆、游艺场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而这些娱乐场所因此也为都市通俗文化的发展吸收了更多新的拥护者。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开放度的提升，职业大军中也扩充了新的队伍，其中就有年轻的未婚女子，她们中的许多人不再从事家佣工作，而能进入先前不被允许的工作领域，比如做售货员或秘书。于是，每日下班之后及周末假日，看戏、看电影、跳舞、喝咖啡、逛百货公司、逛花园和游乐场等等就成了她们娱乐消遣的最佳选择。与此同时，上海的高校数目跃居全国首位，群集沪上的大批文化人也构成上述都市系列文化娱乐方式的基本消费群体之一。这对于都市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主导地位的确立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电影院、咖啡馆、舞厅、百货公司等西化（现代）娱乐消费场所在租界的普遍流行，上海的都市消费空间也得以重构。公共租界的南京路、法租界的霞飞路、虹口的北四川路等等，在上海原有的以城隍庙、四马路为代表的本土传统娱乐之外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共同组成了大上海都市商业娱乐文化的宏肆图景，由此所生发的影响，特别是对新的生活方式和日常伦理的催化，使上海这个城市在整体发展明显滞后的老大中国成为一个惊人的异数。而百货公司、舞厅、电影院、咖啡馆……这些看似彼此独立而截然不同的空间，却始终保持着内在的紧密联系，这就为组织娱乐消费活动及市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能量。这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城市、消费、娱乐观念，既具备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又因拥有这些公共空间及其所提供的抽象观念而能重构城市消费生活，由此塑造新的市民形象及其生活景观。与此相关，“休闲”观念也随之流行，并渐渐植入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悄悄改变着人们的心理习惯和生活伦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型百货公司，这一标志着西方（现代）消费水准和生活品味的综合性消费空间，先后在上海出现。由租界大马路即“南京路”的兴盛，进而取代传统娱乐消费区域“四马路”的中心地位，这不仅大大改变了城市结构的空间布局，也浓墨重彩地修改了城市消费地图，并且还影响和改造了人们的日常购买行为及其意义，而其间正发生着上海市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欲望投射对象的商品，如何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新的意义，又是如何塑造着消费主体。人们不仅在此购物、消费，更重要的是从中感染并领会所谓“现代生活”的方式和趣味。比如百货公司所采用的商品分类法，就影响到人们对各种日常用品所表征的生活领域的重新分类，从而改写了以衣食住行为主的传统分类法，另外展现出了一个有关日常生活的商品世界，而新的商品世界所创造的消费方式，又将人们塑造成新的消费主体，并以此变更着城市中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
舞厅在上海城市生活中的出现，同样经历了一个由远到近、从陌生到熟悉的漫长过程：从外侨集聚的私人舞会、总会，到豪华饭店中的贵族娱乐，然后再发展到向普通市民开放的营业性舞厅。大致在1920年代，跳舞这种娱乐方式才慢慢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空间。据1928年的《申报》刊载，有人统计出当时正在开张的舞厅数量已超20家，并以其不可抵挡之势一跃而为充满诱惑力的都市娱乐新景观。1928年3月10日，《申报》副刊《自由谈》还开设《跳舞特刊》，专门讨论上海的跳舞热，对此热潮深表关注。而此前，沪上也已出现了将跳舞视为“最时髦”的娱乐活动的说法。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舞厅进入全盛阶段，并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孤岛”时期。在舞厅中跳舞，同参加体育锻炼和郊游等娱乐活动一样，显然不同于传统中国的日常娱乐方式，而且基本上局限于城市中上阶层的圈子。这代表着对现代生活的一种想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塑造着主体的自我身份认同。都市娱乐作为商业消费与休闲活动的结合，更集中地体现为身体欲望的对象化、景观化和感官化。以19世纪西方兴起的大众文化批评的理解，娱乐在本质上就是感官体验的一种令人愉快的形式。娱乐的愉悦感官的成分，在娱乐活动的运作中具有如此核心的地位，以至都市中的人的身体与感官更成为欲望的容器，成为精神化的肉体存在，而同时也是顽强生命力的源泉。换言之，通过在相对封闭空间中安全而恣肆的享乐，不断刺激并满足个体欲望的想象性释放，从而获得新的紧张与平衡，以此来应对或维持繁复而乏味的日常生活。欲望的对象化和景观化，从而构成都市景观的一部分：对上海这座近代城市来说，“洋场”，便是其都市景观的特有品牌。“洋场”中所呈现的纸醉金迷、光怪陆离的城市娱乐消费景观，则是由城市娱乐环境中各种相互作用的视觉事件所构成，这些视觉事物和视觉事件构成了娱乐景观表达的基本要素。由于城市娱乐环境中视觉事物和事件的多样性特点，也决定了娱乐景观具有构成上的复杂性、内涵上的多义性、界域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流动性和时间上的变化性等特点。
再以都市娱乐业的典型代表“游乐场”为例。清末，上海报界先驱孙玉声（即“海上漱石生”）游历扶桑归来，有感于东京西京在大厦顶部辟出屋顶花园游艺杂耍之趣，逢人便津津乐道。闻者果然兴起，便于专演京剧的新新舞台之上建造“楼外楼”，率先使用电梯、装设哈哈镜，上演弹词、滑稽、双簧等等，民初落成，轰动一时。1917年7月14日，上海滩闻名遐迩的综合性大型游乐场“大世界”于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部分落成，时值法国国庆日，黄楚九特请法国驻沪总领事莅临剪彩。大世界名不虚传，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只须花二角钱买张总门票便可任意游玩、赏戏，一天下来意犹未尽，因而每日人潮如涌。新奇的玩意，低廉的消费，很快使大世界成为沪上最红火的平民娱乐之地。即便是当时身处社会最底层的苦力们，一年到头也能掏出几枚铜板，去大世界开开眼界，暂时忘却艰难的营生。据称，当时为了能与相去不远的“新世界”游乐场一争高下，大世界聘了九位顾问，如孙玉声、姚季瑞、袁寒云、刘山农等社会名流，每人每月一百元车马费，为之设计一切，诸如共和厅、大观楼、小蓬山、小庐山、雀屏、风廊、花畦、四望台、登云亭等名胜，闲闲居士为拟“十景”：飞阁流丹、层楼远眺、亭台秋爽、广厦延春、风廊消夏、花畦坐月、霜天唳鹤、瀛海探奇、鹤亭听曲、雀屏耀采，并一一摄影，“藉以号召游客”。此举真可谓西洋杰构又加传世风雅，亦新亦旧，忽远忽亲……如此时空交错，自是令人浮想联翩，逍遥流连，浑不知今夕为何夕。当时的游乐场还有天外天、绣云天、小世界、神仙世界、大千世界等等，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跟风逐利的商家无不想为都市中人另造一个忘情享乐的空间，一个神奇如同天降的“神仙世界”。
顺便一提，同社会名流甘为商家策划一样，当年一批名重申城的报界先驱兼鸳鸯蝴蝶派文士也曾屈身俯就，为各大游乐场办报，广告、娱乐、创作，一举多得，皆大欢喜。如孙玉声主办《大世界报》，来稿奉赠大世界月券，既是以文会友而成就不少都市文人，也为商家带来了人气，红火了生意。此外，先施公司有乐园，周瘦鹃辑乐园报；永安公司有天韵楼，王瀛洲辑天韵报；新新公司的游乐场报，则由刘恨我主辑，“都很聚精会神的”。由此可见，各种来自不同时空的文化样式，如西方现代商业文化、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市民娱乐文化等等，皆在都市休闲娱乐这一特定时空和都市景观中获得彼此的交融与杂糅，“聚精会神”，乐此不疲。
（三）通俗文化的“共同体”：都市大众传媒的全面勃兴
凭借着上海强大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优势，都市大众文化的发展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援：如机械印刷的兴起、商业销售渠道的畅通、金融借贷业务的发达，都为之促成了大量的新型报刊、书籍、电台、唱片等传播载体，包括后来出现的可用于书籍、报纸与杂志的影印技术，这种技术似乎专为取悦大众而发明，其典型的方式是通过大举影印名人及明星照片，再伴以其他社会名流的文章，便能达到娱乐的效果。
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社会物化层面的诸般体现，通过人们有关城市的种种话语建构，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们的精神向度和感觉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以报刊、书籍、广播、唱片为标志的新的传媒手段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正是以其特有的巨大辐射性，强有力地推进了城市话语的建构，并由此使人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们提供了一个穿越时间的稳定而坚实的同时性，从而使得那种漂浮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之中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与报纸相比，电台显然更有此种优势，其创制的想象的共同体似乎也更紧密，至少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是这样，尽管这个共同体是一个远比民族小的社会群体。
随着新闻和出版业的发展，一般在报馆、书局任职的士大夫，已经很难秉持雅文化传统。因为报馆、书局早被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只有在读者都是士大夫的前提下才能保持雅文化传统，而报馆、书局为了追求销量，转而更加照顾并倾向于广大市民的趣味，力求雅俗共赏。“近代第一大报”《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创刊时，也将“雅俗共赏”作为办报方针，认为古代记事志怪之文“维其事或荒诞无稽，其文皆典赡有则，是仅能助儒者之清谈，未必为雅俗所共赏。求其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本馆告白》）。19世纪90年代，上海报业竞争激烈，古雅的文体既不利于传播新思想，也不利于增加销量，可谓义、利两伤，于是介于雅俗之间的“报章体”蔚为一时之风气。由此也可见士大夫文化、商业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彼此浸染与交汇。而且，不仅文体形式更趋活泼而通俗，其内容也空前丰富而实用。比如《新闻报》，这是当年上海销路最大的一份报纸，在市民中的影响甚至超过老《申报》。特别是它注重经济新闻和市场行情，为上海工商界所必订。沪上各娱乐场所如游艺场、剧场、影院等每天上演的戏目广告，该报内容最齐全，而且每天照报不误，成为一大特色。
为吸引读者，报纸纷纷开辟副刊，特重娱乐性和趣味性，这恐怕也是近代上海首开风气。近代上海的通俗文学报刊，大多就脱胎于日报副刊。1892年韩邦庆创办《海上奇书》杂志，兼有通俗性、趣味性和地域性，标志着上海通俗文学刊物正式问世。
韩与《申报》编辑相熟，常为之撰稿，《海上奇书》亦由申报馆代售，著名的方言奇书《海上花列传》即出此刊。清末民初，上海的通俗文学一发不可收拾，如清末的《指南报》、《游戏报》、《消闲录》、《笑报》、《趣报》、《通俗报》、《及时行乐报》等等；民初以降的《游戏杂志》、《消闲钟》、《礼拜六》、《快活世界》、《好白相》、《上海滩》、《红玫瑰》、《紫罗兰》、《侦探世界》、《晶报》等等，总览刊名，便知个中三昧。许多大报为迎合读者，增加销路，也纷纷刊载言情、侦探小说，扩大通俗文学的比重。据统计，自1892年至1948年，上海刊登各种通俗文学内容的报刊、刊物近150种，小报80种，兼载此类内容的报刊更难以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