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出现了两个层次：一方面是最终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分离；另一方面是法人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分离。在三重产权制度下，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存在两个不同层次。在法人企业外部，股东所拥有的最终所有权与法人企业内部的经营权是分离的。这种分离可以使企业避免不必要的外部干预。从企业整体上讲，企业既有法人所有权，又有经营权，企业拥有完整的产权这就使企业成为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真正的产权完整的市场主体。同时，从法人企业内部看，法人所有权与经营权又是互相分离的。董事会凭借其拥有的法人所有权，对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并对经理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经理的任务就是秉承董事会的旨意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统一指挥。法人企业内部的这种两权分离，既可以使企业灵活经营，又可以利用权力制衡权力，防止经营失控。
总之，三重产权制度模式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司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组织制度，共同构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使企业既打破了自然人财产的限制，扩大了企业规模；又使企业保存了自然人企业的独立性及产权完整性，在企业内部形成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推动了现代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三重产权权能分析
一、产权权能分离的涵义
如前所述，产权是对一定的财产排他性的支配权利，它包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多项权能。而产权权能的分离是指产权中所包含的诸项权能分属于不同的经济主体，或由不同的经济主体分别享有。这种分离最基本的方式是所有权与其他几项权能的分离，通常称之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三重产权制度下，产权权能的分离具有特殊的涵义，它表现为最终所有权、法人所有权和经营权三者相互分离。下面，我们来简要论述三重产权制度下各项权能的涵义及其权限。
二、最终所有权
最终所有权，是指出资者（股东）对投入资本的终极所有权。它是股东所有权的法律体现，这种最终所有权表现为股权，股票是其载体。股权又称股东权，是出资者（股东）通过持有公司股份而拥有的权利，它既不是物权，也不是债权。股东直接占有的不是营运中的公司财产，而是股票，股东不能对公司实际财产进行支配，因而它不是物权；股东一旦出资入股，就不能要求退股抽回股本，因而也不是债权。股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其主要权限包括：
（1）对股票或其他股份凭证的所有权。股东是股票或其他股份凭证的所有者，对拥有的股票和其他股份凭证享有处置权。
（2）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权。这种参与权的内容较多，比如，股东享有出席股东会议并对有关决议表决的权利；占公司全部发行股份一定比例的股东有权请求或自行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权利；对董事的违法行为提出诉讼的权利；等等。
（3）对公司的收益参与分配的权利。具体包括：获得股息和红利的权利；在公司清算之后分得剩余财产的权利；在自己的利益难以得到公司决议保障时，请求公司收买自己股票的权利；等等。
（4）其他权利。除以上权利之外，还包括优先购买本公司股票的权利；记名股票更换为无记名股票或无记名股票改为记名股票的权利；等等。
一般来说，作为拥有公司最终所有权的股东所享有的权能，通过其持有公司的股份的股权表现出来，并且其权利的大小与其持股率有关。
三、法人所有权
法人所有权是指公司企业作为法人对企业财产享有的独占的支配权，或称为公司企业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法人所有权表现为公司法人作为所有者的所有权的经济行为，这是从传统意义的所有权形式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所有权权能。由此，企业法人以其财产进行独立经营，对财产风险承担责任，并以法人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最终清偿责任。
相对于公司最终所有权表现为股权而言，公司法人所有权表现为公司财产物权。所谓公司财产物权，是公司作为法人对其运营的资产拥有占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利。财产物权是对公司财产的实际控制权，它是公司在取得法人资格的同时获得的一种派生所有权。公司作为法人拥有公司财产物权，完全保证公司资产不论是谁投资的，一旦形成公司的资产投入运营，其产权就归属公司，而原来的出资者就与现实资产的运营脱离了关系。最终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的分离，对公司企业的法人产权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企业经营权
企业经营权是指对企业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虽然它同法人所有权都是从一般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但两者有着重要的区别，主要表现有：
（1）经营权和法人所有权两者的表述角度不同。企业的经营权是相对于所有权而言的，而法人所有权是相对于最终所有权而言的。此外，法人所有权还是相对于其他民事权利而言的，着重规定的是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区别于其他民事主体与企业财产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2）经营权和法人所有权两者所包含的内容不完全一致。经营权不包含收益权的内容，而法人所有权包含收益权的内容，即企业作为法人，可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向外投资，依法获得投资收益。另外，经营权在一般意义上并不包含对财产的处置权，在特定条件下，虽然包含有财产处置权，但在实际过程中却是非独立的，而法人所有权则包含财产处置权。
（3）经营权的范围受法人所有权的制约。公司的法人所有权主要集中于董事会，而经营权主要由经理人员来执行。由于法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在企业内部的具有经济意义的分割，因此，其界区不可能在法律上规定得十分明确。而且经理人员是受董事会的委托进行代理经营，所以，其权利范围受董事会的控制和制约。但是，对经营权的操作区间一旦给定，经理人员在其区间范围内就具有独立的、自由的经营决策权。
国有企业改革的主线：产权重置
一、国有产权配置及其与企业效率的相关性
（一）改革前的国有产权配置与企业效率
改革前我国的国有产权配置是政府集权型配置，这种配置的典型特征是财产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合二为一，在实际行使时则以行政权力代替财产权利，具体表现为：
1.政府财产权的外溢与缺口权利是一组法律范畴。在法律意义上，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称的，享有权利必须承担义务。权利外溢和权利缺口是相对于与权利人义务相对称的权利而言的。前者是指权利人超越与其义务相对称的权利界区，从而享有一些本来不该享有的权利；后者则是指权利人无法充分享有与其义务相对称的权利，或没有赋予与其义务相对称的足够的权利，从而不能享有本该享有的一些权利。权利外溢和缺口是人治社会法律不健全的一种必然现象。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大同理想基础上的人治社会。“最高指示”（行政指令）可以代替法律。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强大的行政权力使其对财产权利的行使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渗进权力意志，即政府财产权高度表现为外溢权利，政府可以随时以国有财产权主体的名义来行使权力。以行政权力代替财产权利的结果是，政府财产权越出法定和合理的界区，进而造成其他权利主体的权利不是丧失，就是不足，各主体之间的权利关系总是处于动荡之中。
强调政府财产权的外溢并非意味着政府财产权没有缺口，突出的缺口表现在政府的财产收益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改革开放以前，企业不是财产主体，不承担经营风险，企业领导人是“风险逃避者”。企业地位的升级也不是看其经济效益，而是看其完成的产量、产值和达到的规模，这使企业存在一种盲目的数量扩张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产收益是无法实现最大化的。相反，由于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还使一切无效经营和亏损都最终消失在“国家所有”这个黑洞中，从而严重侵蚀了政府的财产收益。造成这种政府财产制品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政府本身，即政府行政权力进入经济生活，使经济生活丧失了活力。
政府财产权不论是外溢还是缺口，其实质上都是行政权对财产权的“僭越”。用行政权行使财产权可以迅速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不过，这一优点的实现有一个前提，即政府的偏好与社会成员的偏好相一致及报酬与贡献相一致。就社会经济的实际运行来分析，这个前提常常是不具备的，从而总是出现严重的决策偏差。并且，由于存在着政治压力，这种严重的决策偏差一般得不到迅速矫正。而与此同时，新的决策偏差又可能出现，社会因此必须持续地负担集中决策错误的巨大损失。可见，财产权的集中化和行政化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损失风险，它会显著地降低预期的社会收益和经济增长率，是组织低效和资源利用低效的重要根源之一。
2.企业权利配置的非契约在现代市场制度下，企业财产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它们之间借助于权利契约发生关系，而契约是平等权利人之间的自愿的权利交易关系。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在法律规范下为企业运行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其对企业的影响仅是间接的，不允许对企业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
改革前，企业财产权控制在政府手中，企业没有任何可独立支配的财产和财产权，财产权是外在于企业的，企业不能享有内含于财产权中的占有、支配、收益、处置等各项权能中的任何一项，从而不可能与任何利益主体签订平等的契约关系。企业只是一个单纯的生产执行单位，来执行政府的决策及设定的目标。由于政府是一个行政机构，财产权集中于政府也必然使企业内部运行行政化。这种行政化的企业有两大特征，即政企不分及责、权、利分离。而这种政企不分、有责无权、有权无责的状况，往往形成经营管理上的官僚主义，窒息企业的活力。
同时，由于企业与政府之间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企业便可以通过与政府的讨价还价获得它所需要的一切，特别是财产占用，因为企业行政级别和企业领导人职位高低与财产占有量呈正相关。这样，在政府行政控制的“软预算约束”机制下，企业在获取这些“权利”的同时，并没有承担与之相对称的义务，义务最终还是由国家来承担，企业却可以得到晋升行政级别的好处。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集权制度下，企业产出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投入，或者说，依赖于企业的财产占用和劳动占用，而财产占用和劳动占用的多寡又依赖于政府信息获知的可能性和企业与政府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其使用效率则取决于政府管理和监督企业的方式及企业的组织构造，这些显然要花费市场经济中没有或很少发生的成本付出和机会损失。也就是说，集权制度下的权利配置存在高昂的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要由企业来承担，从而导致了企业效率的低下。
（二）改革以来的国有产权配置与企业效率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举世瞩目。然而，这主要是非国有经济的贡献，国有经济虽然有所好转，但总体态势趋于恶化。下面，我们试图从剖析改革以来国有产权配置的变化入手，来分析国有企业效率持续递减的深层原因。
1.两类政府的权利分化与交叉改革使中国进入了“双轨”时期。政府中的革新者已经认识到旧制度的效率不能普遍提高公众的福利水平。伴随着政府中革新者的出现，政府对企业的调控权利发生了分化。作为国有财产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开始从“大一统的政府”（集社会经济行政管理和国有财产所有者代表于一身）中分离出来，前者行使财产权利，后者恢复其社会经济行政管理者的身份，行使行政权力。
政府调控企业权利的分化意味着行政权力的政府和行使财产权利的政府开始出现不同的效用函数。为方便起见，我们不妨把行使行政权力的政府称为政府Ⅰ，把行使财产权利的政府称为政府Ⅱ。政府Ⅰ与企业构成一种权力结构，其效用函数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政府Ⅱ与企业构成一种权利结构，其效用函数是国有财产增值最大化。政府Ⅰ为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总是力图从企业抽取更多的利益，这无疑是收缩企业收益权。但要收缩企业收益权，企业的其他权利，特别是决策权也必须相应收缩。政府Ⅱ为实现国有财产增值最大化，则必须赋予企业足够的自主权利，以提高企业效率。然而，政府的这种分化并不能使企业达到最大效率，这是因为，政府对企业调控权利的分化是相对的、不彻底的。这时的变化仅在于作为国有财产所有者代表的政府Ⅱ已“独立化”为一个专门的职能管理部门，就如同原来的职能管理部门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