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河东安邑人卫瓘，泰始初，治幽、平州，离间鲜卑首领务桓、力微，“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朝廷嘉其功，赐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为亭侯。瓘六男无爵，悉让二弟，远近称之”；北魏昌黎棘城人韩子熙，少自修整，“父以爵让弟显宗，不受。子熙援父素怀，卒亦不袭。及显宗卒，子熙别蒙赐爵，乃以先爵让弟仲穆。兄弟友爱如此”；范阳涿人卢同，善事在位，屡迁高官，“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为都水使者。同启求回身二阶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论者称之”；河间人邢晏，“笃于义让，初为南兖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启其孤弟子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后为沧州，复启孤兄子昕为府主簿，而其子并未从官。世人以此多之”；北齐高平金乡高隆之，“启出为北道行台，转并州刺史，封平原郡公，邑一千七百户。隆之请减户七百，并求降己四阶让兄腾，并加优诏许之，仍以腾为沧州刺史”；北周弘农华阴人杨宽，“魏永安中，除华州别驾。孝武末，宽请以澄城县伯让穆，诏许之”；北魏李承，“太武深相器异，礼遇甚优，赐爵姑臧侯。后遭父忧，居丧以孝闻。承应传先封，以自有爵，乃以本封让弟茂，时论多之”；南齐时平原人刘灵哲，“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焕，泰始中没虏，灵哲为布衣，不听乐。及（父）怀珍卒，当袭爵，灵哲固辞以兄子在虏中，存亡未测，无容越当茅土，朝廷义之。灵哲倾产私赎嫡母及景焕，累年不能得。世祖哀之，令北使告虏主，虏主送以还南，袭怀珍封爵”；南朝梁颍川人庾仲容，“初为安西法曹行参军，（叔父）泳时已贵显，吏部尚书徐勉拟泳子晏婴为宫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愿以晏婴所忝回用之。’勉许焉，因转仲容为太子舍人。迁安成王主簿”。
上述所举以爵位相让的义行多发生在家族期亲即兄弟子侄之间，反映出家族近亲关系中重仁义、轻名利的思想尤为浓厚。
（3）官位避让
为了亲属的政治前途考虑，家族成员主动放弃升迁机会。此类辞官不受、转官以让家族亲属的义举，史籍也较多见。例如：
北魏河间闻喜人裴询，“时本邑中正阙，司徒诏询为之。询族叔癚自陈情愿此官，询遂让焉，时论善之”；北魏清河东武城人崔光韶，文帝“以光韶为司空行参军，复请让从叔和，曰：‘臣诚微贱，未登让品，属逢皇朝，耻无让德。’和亦让退，辞而不当。高祖善之，遂以和为广陵王国常侍。寻敕光韶兼秘书郎，掌校华林御书”；北齐赵郡柏人人李元忠，“（中兴）二年（缘园圆年），转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后以从兄瑾年长，以中正让之。寻加征南将军”；南朝刘宋沈邵，“上敕州辟邵弟亮，邵以从弟正早孤，乞移恩于正，上嘉而许之”；南齐琅邪临沂人王僧虔，会迁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及授，僧虔谓兄子俭曰：‘汝任重于朝，行当有八命之礼，我若复此授，则一门有二台司，实可畏惧。’乃固辞不拜，上优而许之。改授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琅邪临沂人王思远，“建武中，迁吏部郎。思远以从兄晏为尚书令，不欲并居内台权要之职，上表固让”。曰：“近频烦归启，实有微概。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俦。臣若孤恩，谁当戮力。既自誓轻［躯］命，不复以尘黩为疑，正以臣与晏地惟密亲，必不宜俱居显要。”上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长史；南朝梁彭城吕人刘昙净“，会有诏，士姓各举四科，昙净叔父慧斐举以应孝行，高祖用为海宁令。昙净以兄未为县，因以让兄，乃除安西行参军”。这种为了家族成员利益而暂时放弃升迁机会，如果不是具有很强的家族观念，当是很难做到的。对此义举，封建帝王非常支持，并大加褒奖，常对义让者另辟高位以示鼓励。
任命家族成员担任军政要职
在政治军事任命时，重要的军事将领多由兄弟子侄等家族成员担任。这也反映出在时人的思想意识中，血缘亲属关系是最值得信赖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家族成员共同的认同心理对政治军事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
秦末，楚陷危难之际，“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又韩信破齐，且欲击楚。（项）羽使从兄子项它为大将，龙且为？将，救齐”；两汉之际，“成纪隗催兄弟共劫大尹李育，以兄子隗嚣为大将军，攻杀雍州牧陈庆、安定卒正王旬，并其众，移书郡县，数莽罪恶万于桀纣”；曹操在进攻邺城时，与审配战，曹操“以其兄子荣为东门校尉，荣夜开门内操兵，配拒战城中，生获配”；东晋末年，益州刺史毛琚闻谯纵反，“遣参军王琼率三千人讨纵，又遣弟瑗领四千兵继琼后进。纵遣弟明子及（侯）晖距琼于广汉，琼击破晖等，追至绵竹。明子设二伏以待之，大败琼众毛琚既死，纵以从弟洪为益州刺史，明子为镇东将军、巴州刺史，率其众五千人屯白帝，自称成都王”。
可见，在政治军事活动中，家族关系的作用很突出，常见以本家族子弟为军事将领的情况，其原因在于家族观念已深入人心，在其潜在的影响下，家族成员易于召集团聚起来并肩作战。
正因如此，军事斗争中家族关系又常常为敌对势力中的某一方所利用。例如：
西晋“赵王伦篡位，（王）敦叔父彦为兖州刺史，伦遣敦慰劳之。会诸王起义兵，彦被齐王冏檄，惧伦兵强，不敢应命，敦劝彦起兵应诸王，故彦遂立勋绩”；东晋王敦叛乱，周抚与邓岳俱逃亡“，（周）抚弟光将资遗其兄，而阴欲取岳”，周光因兄怒而未得逞；南朝刘宋明帝时，遣文炳诏兄文秀曰：“皇帝问前督青州徐州之东菀东安二郡诸军事、建威将军、青州刺史，朕去岁拨乱，功振普天，于卿一门，特有殊泽，卿得延命至今，谁之力邪？何故背国负恩，远同逆竖。今天下已定，四方宁壹，卿独守穷城，何所归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坟墓，想情非木石，犹或顾怀。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诸逆节，亲为戎首，一不加罪，文炳所具。卿独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军门，别诏有司，一无所问。如其不尔，国有常刑，非惟戮及弟息，亦当夷卿坟垄，既以谢齐土百姓，亦以劳将士之心。故有今诏。”于是，文秀归命请罪，即安本任；梁时义士马仙琕，“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仲宝说之，仙琕先为设酒，乃斩于军门以徇。帝又遣其族叔怀远说之，仙琕曰：‘大义灭亲。’又命斩之。怀远号泣，军中为请乃免”。
可见，赵王伦遣王敦慰劳叔父王彦、宋明帝遣沈文炳劝服其兄沈文秀、梁武帝遣马怀远劝其族侄等这些利用家族关系的事例，都反映出家族观念在人们头脑中还是较为浓厚的。
祸福相及
恩荫亲属是家族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在家族成员中，如若有一人显贵或为皇室立有汗马功劳时，整个家族成员往往会因之而得到恩荫，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势。例如：
西汉河东平阳人霍光，“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南阳人杜缓，“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历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钦官不至而最知名。
（杜）钦子及昆弟支属至二千石者且十人”；西晋会稽山阴人孔愉“，祖竺，吴豫章太守。父恬，湘东太守。从兄侃，大司农。具有名江左”；北魏恒农华阴杨氏，“时（杨）播一门，贵满朝廷，儿侄早通”；陈朝长沙临湘人欧阳珪，“年三十，其兄逼令从宦，起家信武府中兵参军，迁平西邵陵王中兵参军事”，“？弟盛为交州刺史，次弟邃为衡州刺史，合门显贵，名振南土”。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贵为外戚的家族成员，他们获得政治恩荫的机会最多，而且受恩荫的家族成员也人多位隆。例如：
汉高祖的皇后吕氏“，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惠帝即位尊为太后。太子即位，太后临朝称制，“乃立兄子吕台、产、禄、台子通四人为王，封诸吕六人为列侯”；孝元皇后之弟子王莽“，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唯莽父曼早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糜，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北魏代人恭皇后之兄闾毗，文成帝太安二年（源缘远年），“以毗为平北将军，赐爵河东公；弟纥为宁北将军，赐爵零陵公。其年，并加侍中，进爵为王。自余子弟赐爵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时受拜。所以隆崇舅氏，当世荣之”。
同时，家族成员在战争中军功显赫，在封赏时，其家族亲属也会得到恩荫。例如：
西晋太原晋阳人王浑，在平定秣陵战役中，功勋茂著，晋武帝下诏“：其增封八千户，进爵为公，封子澄为亭侯、弟湛为关内侯，赐绢八千匹”；平阳襄陵人贾充，以平吴之功受赐，“分封从孙畅新城亭侯，盖安阳亭侯；弟阳里亭侯混、从孙关内侯众增户邑”；汝南西平人和峤“，吴平，以参谋议功，赐弟郁爵汝南亭侯”；蜀郡何攀“，以豫诛（杨）骏功，封西城侯，邑万户，赐绢万匹，弟逢平乡侯，兄子逵关中侯”；北周河西公李穆，河桥之战中舍命救周太祖，太祖厚加封赏，“赐穆世子敦安乐郡公，姊一人为郡君，余姊妹并为县君，兄弟子侄及缌麻以上亲并舅氏，皆沾厚赐”。又以征江陵功，封“（兄）贤子为平高郡守，远子为平高县令，并加鼓吹。穆自以叔侄一家三人，皆牧宰乡里，恩遇过隆，固辞不拜”。
家族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还表现为政治赦宥、亲属连坐和法律荫罪等。这些在上节“律令对家族制度的规定”中已有详论，这里不再重述。
通过上述家族成员在政治生活中的关系可见，家族成员依靠这层血缘亲属关系，相互攀结、互相支持提携，精心编织着家族政治关系网。这种官官相护的家族关系网的形成，不但巩固了整个家族的政治地位，维护和扩大了整个家族的既得政治经济利益，同时也实现了个人的政治目的和理想。但是这一政治关系网的织成与存在，还必须以不危及国家政权与君王的地位为前提，否则将会遭致全族覆灭。例如：
西汉霍光当权时，初立的宣帝曾惧其威严，感觉“若有芒刺在背”，诸儒生亦尝上书言大将军霍光时主弱臣强，专制擅权，建议加以抑制。后来霍光虽得善终，而霍氏子侄终致族灭；东汉和帝永元元年（愿怨年），窦太后摄政，“兄窦宪干事，及宪诸弟皆贵显，并作威虣虐，尝所怨恨，辄任客杀之”。其后窦氏诛灭；汉桓帝时，“梁冀秉政，兄弟贵盛自恣，好驱驰过度，至于归家，犹驱驰入门”，后遂诛灭；西晋吴郡陆机，被诬谋反，见收时言：“自吴朝倾覆，吾兄弟宗族蒙国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今日受诛，岂非命也！”结果遇害于军中，二子蔚、夏同时被害，弟陆云、陆耽并收。陆氏遭枉害而致衰。北魏高宗以乳母常氏有保护功，尊为保太后，“诸常自兴安及至是，皆以亲疏受爵赐田宅，时为隆盛”。但其后，长兄常英，“黩货，徙敦煌”，承明元年复官时薨。常伯夫在任洛州刺史时，以赃污欺妄征斩于京师。常员“与伯夫子禽可共为飞书，诬谤朝政。事发，有司执宪，刑及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门。欣年老，赦免归家，恕其孙一人抚养之，给奴婢田宅。其女婿及亲从在朝，皆免官归本乡”，至此，常氏家族政治上的昔日辉煌不复再现；北魏赵郡平棘人李敷，“既见待二世，兄弟亲戚在朝者十余人。弟弈又有宠于文明太后。李？列其隐罪二十余条，献文大怒，皇兴四年（源苑园年），诛敷兄弟，削顺位号为庶人。敷从弟显德、妹夫广平宋叔珍等皆坐关乱公私，同时伏法。敷兄弟敦崇孝义，家门有礼，至于居丧法度，吉凶书记，皆合典则，为北州所称美。既致斯祸，时人叹惜之”。
诸如此类家族盛极而衰的事例在各个朝代都存在。这种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说明官僚家族的政治命运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也反映出家族裙带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使得整个家族祸福与家族个人政治命运的升降息息相关。
以上这些家族的政治生活都是在血缘关系的掩映下进行的，反映出家族观念也深入到政治生活中。整个家族在政治利益相一致的情况下，彼此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融洽和谐。家族成员也竭力维护着这层政治上互惠互利的微妙关系。总之，家族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家族成员利用家族关系入仕升迁，进而结成家族官官相护的政治关系网。在这种政治网络中，最大限度地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然而，又是由于这种家族关系的影响，家族在宦海中沉浮莫测，常常出现“俱荣俱损”的政治命运。所以说，在家族观念的支配下，家族关系仿佛一条锁链，紧紧地将家族政治利益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社会上同样也存在着家族关系较为淡漠的情况。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对本家族成员的政治前途并不关心，表现为政治上不提携、不照顾。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