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社会分裂深重的近代中国，必然产生思想文化的分离，国民党的政治强制性再加以思想文化的强制性，只会导致其政权政治与已经在各阶层之间彻底分裂了的社会之间造成更大的疏离和对抗，不但达不到社会整合和消除社会危机的目的，而且使国民党的统治从思想文化上失去获得社会谅解和妥协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政权在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战争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迅速垮台而终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的根本原因。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自觉与文化自觉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并且找到了社会动员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给予人民群众以崇高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它把人民大众作为革命的生力军和文化的主体，它将这一主体逐步引向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的认同上，从而也就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彻底性变革。可以说，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是正确把握了中国国情，二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实现中国主体文化变革的根本历史步骤。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和思考，经受住了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严峻的斗争考验，有力地推动了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对中国国情的关注。中国社会经历过思想领域的激烈较量，尤其是国共两党之间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的大论战，比新文化运动中科学、玄学之间论战更具历史意义，而且它作为一次重大的思想运动，还使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紧密结合、共同关切国家的命运，第一次使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术领域都涉足对中国命运、前途、出路抉择的论争，改变了中国文化以往沉闷的学术风气。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处境艰难，但却以极大的热情非常有力地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参加的有进步作家、文化界人士，选出鲁迅等7人为执行委员，制定有左联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宣布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刊联盟机关杂志《世界文化》，并与各革命团体发生联系、参加工农教育、组织自由大同盟分会、与国际左翼文化团体建立联系等。鲁迅在联盟成立大会上作的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要扩大我们的队伍，二要对旧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联盟理论纲领宣称，社会变革时期的文艺应当成为解放斗争的武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将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反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创造无产阶级的艺术，同时要介绍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加强作品批评，建设自己的艺术理论。
“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后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各种组织，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影响了一大批文学青年和知识分子，使他们作出了献身革命文艺事业的道路选择。他们不但创作了一大批优秀文化作品，而且产生了对工农兵的认同。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转变，它在实践上破除了那种把文学、文化当作知识分子自我表现或自我完成的旧思想意识和精神贵族心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批判过），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主体文化的形成和文化的主体性革命做了很好的历史性铺垫。
与国民党选择通过国家权力来达到社会资源集中控制、反对人民革命不同，中国共产党从改变广大劳动人民命运的强烈愿望出发，主张通过革命剥夺生产资料等社会资源占有者，集中于人民建立的国家，从根本上摆脱抑制发展的社会局面。而且，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作了令人信服的阐发，敢于向全社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和全民抗战的鲜明观点。中国共产党这种政治论争与文化论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围绕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而展开的，既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共产党的纲领相一致，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实现向着人民群众这一历史主体的政治变革，向着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体的变革，以及彻底实现新民主主义主体文化的革命，奠定了理论和政治基础。
具有中国特色的是，根据现代产业缺乏和无产阶级力量薄弱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工农联盟的革命主张，作出了依靠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建立政权这一正确的道路选择。于是，在封建传统政治文化衰落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将富有社会基础和民族特色的农民文化作为创造新型主体文化的工作重点，在领导农民运动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制订纲领、政策，到进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教育实践活动，对工人、农民这一新的文化主体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新的主体文化的确立倾注了大量的努力，最终在农民运动中成功地赢得了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资源，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理论本土化和文化化的最有效路径。通过这一路径，中国共产党顺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文化自觉和社会动员的高效一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取代已经衰落的旧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成功地取代旧的封建文化而成长为新的主体文化，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这一文化主体的确立，它要推翻旧文化的上层建筑，并使得知识分子等传统上层社会文化的主体，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主体也即历史的主体工农兵的彻底认同，从而实现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相结合而共同形成新文化主体的革命任务。这一历史成就使得那些在此主体文化认同之外的各种文化流派，已经无力挽回其失败的命运，因为他们的社会活动已经无碍大局的走向。
20世纪，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文化变革，它要求人们不能再局限于知识群体里进行伦理化的文化探索，而必须将这种探索转变为事关中国命运的变革实践。任何一种变革中国命运的势力派别，必须在实践中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不拘于外来理论，以解决中国本土问题为指向，使先进文化在内涵上具有本土化的资源和依据，用于广泛的社会动员，否则必然归于失败。这就是为什么自新文化运动以后各种文化派别归宿不同的深层原因。西化派也好，保守派也好，或界于其间的徘徊者也好，他们最后都只能陷入或焦躁、或迷惘、或失落、或不平的感觉之中。当然，他们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不乏有益贡献，因为所有的文化探索之路都构成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而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文化较量并不亚于其武装较量和政治较量，这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总结的：这一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围剿”时间达十年之久，其残酷举世未有，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群众，但两种“围剿”都失败了。其结果是全国人民的觉醒，其中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还有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所以在这一最困难的时期，也有两种革命的深入：农村革命的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
二、反蒋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政策纲领、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
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后的政治主张，声明：中国共产党继续绝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将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力争国家统一，建立地方及中央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反对一切封建余孽，力求革命之完全胜利，以求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之发展。
1928年6月，在共产党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制定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行动纲领。围绕“六大”提出的任务，党确定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重点是：宣传民众，动员民众，用革命的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地主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摧毁封建土地制度。
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3月2日下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窦乐路中华艺术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进步作家、文化界人士共40多人。大会推举鲁迅等3人组成主席团，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说明。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致祝词；鲁迅、彭康、田汉、华汉等讲话。潘汉年代表中共“文委”发言。大会选出鲁迅等7人为执行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大会通过了左联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要点；通过了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刊联盟机关杂志《世界文化》、与各革命团体发生联系、参加工农教育、组织自由大同盟分会、与国际左翼文化团体建立联系等提案。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鲁迅在讲话中指出，一要扩大我们的队伍，二要对旧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大会通过的联盟理论纲领宣称，社会变革时期的文艺应当成为解放斗争的武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将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反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创造无产阶级的艺术，同时要介绍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加强作品批评，建设自己的艺术理论。大会正式宣告了“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后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各种组织，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1932年2月3日，茅盾、鲁迅、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陈望道、冯雪峰、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愤怒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支援中国抗日斗争。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
1935年12月10日，北平学联颁布《宣传大纲》，为宣传抗日救亡和学生的总罢课斗争指明了方向。在中共北平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了文艺社、剧社、平民夜校、宣传队等组织，出版了《一二·九特刊》、《怒吼吧》、《学联日报》、《觉民报》、《北大周刊》等刊物，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有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转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苏维埃给予他们以工作，救济他们的失业，给予他们以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及技术天才的机会。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虐待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苏维埃给予以托庇的权利。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新闻记者（不问他们出身是地主、富农或是资本家），苏维埃均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1936年10月19日，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在上海病逝。22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发表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号召全国民众继承鲁迅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及世界和平而奋斗。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他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多问题。
1937年7月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国共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二）实行民主政治，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在文化上实行抗日的文化教育政策，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1937年10月16日，刘少奇写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提出教育政策是以培养抗战中急需的干部，提高人民的民族觉悟与文化水平为原则，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及旧的课程。
1938年5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研究马列主义并培养理论工作干部的最高学府马列学院正式成立，张闻天任院长。
1938年8月至9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由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第一个《资本论》1至3卷全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