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在这些人看来，当时的出路就只有一条，那就是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调剂西方的物质文明。以这些人为代表的文化言论，无疑给近代以来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分子头上泼了一大盆冷水，对处于转型的中国文化产生了不良影响，如胡适先生所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言。”不仅如此，更有人拿中国的封建伦理体系与西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价值体系作对比，将之上升为各自社会的本质特征，认为二者起码应平分秋色。或者认为文化的长短与优劣没有绝对的标准，如果有，也是人生为首要的问题，关键在于文化能否与所面对的人生矛盾相适应。
这些人及其思想观点除了其中蕴涵的批判精神有可取之处外，在对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意义，特别是对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价值的认识上，以及在对西方社会和文化危机根源的理解上，在有关中西文化危机具有不同性质和不同根源从而具有不同意蕴的认识上，大都存在问题。
文化改造与社会变革的内在统一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一、文化改造与社会变革——以鲁迅的文化改造观为例
在历经洋务运动、清朝灭亡、革命建立民国等一系列经济、政治的表层变革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并不能使中国的文化一下子现代起来。由于中国社会长久处于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中，封建王朝灭亡后，封建主义依然还有颇为广泛的现实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文化领域的惰性使封建的陈腐思想观念、残风败俗的影响依旧强大，这使得软弱的资产阶级单靠启蒙根本无法完成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改革，这一切注定了近现代中国社会改革进程的曲折、复杂和艰巨。然而，对此，并非每一位新文化运动者都有深刻认识，惟有像鲁迅这样的思想家，才会对中国社会改革的艰难性及其对文化革新的影响有着充分的估量。鲁迅总是发出沉重的呐喊：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辛亥革命这样的社会变革，皇帝被推翻了，然而革命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在共和的招牌下，固有的精神未变，社会思想潜存的保守性和习惯势力，如化石般令人吃惊。就连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断遭遇封建势力的反扑，“改革一两，反动十斤”。鲁迅清醒地认识到，要推动中国的进步，新时代的启蒙者不仅要启发人们的自我意识，促使人觉醒，而且要为从梦中醒来的人们指出社会进步和自我解救的现实道路，而社会变革则是中国社会的惟一出路。在马克思主义及鲁迅的思想中还未取代进化论之前，鲁迅更多以社会进化的标准批判中国国民性中存留的保守、停滞、倒退的弱点，并对中国农民的奴性一面进行了深刻与无情的鞭挞。然而正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国民改造和社会改造的艰难，所以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新文化运动难于深入社会深层的境况下，他未能及时找到社会变革的力量和理想途径，从而发出“持戈独彷徨”的哀叹。然而清醒的现实主义必然走向马克思主义。鲁迅后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进化论进到了阶级论，他的社会改革思想与阶级利益、阶级斗争观结合在了一起。这时他看到的已不再仅仅是中国农民身上的弱点和病态，而且也看到了中国劳苦大众在被几千年封建势力摧残下依然顽强生存的生命力。正是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那里，鲁迅看到了民族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中国的筋骨和脊梁。
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想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充满文化的深层变革和人学革命的意蕴。“国民性”指的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社会心理结构和个体行为模式。在鲁迅那里，对国民性的重视主要是基于对文化深层改造的关怀。鲁迅对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影响的思考十分深邃，他把文化启蒙和文化改造的重点放在中国文化的最顽固部分，即对被数千年封建传统积淀成的礼俗、习惯和国民心理的改造上。为此，他强调，必须将文化改造深入到广大社会民众之中。鲁迅反对将文化囿于少数“精英”之中，指出：
“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的满足。”这是鲁迅文化改造思想的精深之处，即只有在对民族的风俗习惯、心理结构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群众，才是文化改造成功的路径所在；文化运动必须深入到社会深层才能真正推动历史的进步。鲁迅这一思想的深刻性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许多启蒙者和革命者。其包含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也有益于分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和群众路线的深刻性。
二、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抉择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文化基础
——以陈独秀的文化观变化为例
伴随新文化运动前后出现了各种文化流派，对文化的革新、改造有着多种路径选择，但历史最终只能肯定一种。这种选择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标准，也不会以后人的评判意志而倒转历史，然而历史事实却可以印证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关于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正确认识。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曾是反传统和主张西化的急先锋。五四运动前，构成其人生观和历史观基本内核的是西方个人主义和进化论。他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适合现代生活需要：
“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而个人主义、个人需要、个人幸福、个人自由，构成他反对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建立新道德、新文化的价值尺度，成为衡量宗教、法律、道德、政治的基本标准。他在写于1916年的“人生真义”九条中主要表达了如下观点：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应该尊重；执行意志，满足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能不变；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过是维持社会不得已的方法，非个人所以乐生的愿意，可以随着时势变更；社会的组织秩序之所以应该受到尊重，只是因为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因此社会不能解散，等等。在这里他追求西洋近世文明，批判儒家伦理，其目的在于掀起一场道德革命，使国民人格和文化心理得以重建。陈独秀早期的这些思想概念，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早期进步知识分子所寻求的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理性主义、乐观主义和怀疑精神，表达了他们以生活进步和个人幸福为基本追求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愿望。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思想观点从单纯的文化改造发展到社会改造上。他发表于1919年12月的《新青年》宣言，已经去掉有关追求“个人的享乐”的人生观点，开始向往和倡导“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社会理想，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这时的国民人格改造目的，已经不只是满足欲望的个人生存，而是必须希望“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其实现途径已经不只是个人奋斗，而是必须经过“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这种转变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之处在于：他把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启蒙引入到了不仅与政治相结合，而且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社会革命之路。正是在这里文化意识与政治意识才得到内在的统一，文化自觉才能发展为政治自觉。有了这种政治自觉，他才从原来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转向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才有后来建立在阶级意识基础上的政治意识的成熟，而阶级意识的成熟是政党产生的思想和文化前提，这正是“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代，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革命政党。
中国革命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角色，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在中国民主革命时代的开花结果，它不仅改变了民主革命的性质，而且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各种路线激烈斗争之后，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逐渐沿着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转变表现在文化取向上，就是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由在新文化运动早期单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反对封建旧文化的启蒙意识，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时展开批判。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优秀品质
——一批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分子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