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主权国家全球林立，当今的国际关系体系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全球主权国家体系，然而，它并不是昔日西欧体系的放大，它是一个新的体系。由于它是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全球殖民体系的崩溃才刚刚生成的，而全球殖民体系的形成却是西欧近代主权国家向全球侵略扩张的结果，于是人们很容易误将当今的主权国家体系看作是昔日西欧体系的放大，所注意的是两者的外表特征，忽略的则是两者所承载的价值理念或思想基石的不同。过去，在欧洲向世界的殖民扩张中，主权原则只适用于大国列强，并以强权营造了全球殖民体系，20世纪掀起的全球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才最终摧毁了殖民体系，并使得主权国家全球林立。虽然调整主权国家国际关系的国际制度及其理论发端于西欧，但新的主权国家的全球化，已经使国际体系的制度与思想原则在变化，比如，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对战争合法化的普遍否定和对民族自决权的认可，全球主权国家关系所依据的不再是弱肉强食的国际标准，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思想和理论已普遍遭到否定。而且，构成国际关系体系的主权国家已不是单一类型的王权国家或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社会的多元化及其相互依赖的命运，决定着国际参与的民主化发展趋势，因此对那些建立在权力政治基础上各种极端民族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各种强权政治等的制约力量在不断增强。一切不合乎主权国家自立、平等的国际制度和秩序都在发生变化。
正是有了上述新的变化，才使国家之间由相互践踏和对抗关系向着平等竞争关系转化，朝着和平共处的大方向发展。这种平等竞争与和平发展，又促进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推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高涨，迎来了信息时代的跨世纪发展，形成了国际关系体系变化的新特点：一方面，主权国家的数量在增加，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空间阻隔在减少，交往与合作日益重要，这也就是地球村现象。总之，当今主权国家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主权独立和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发展趋势。当然，截至当代的主权国家体系，仍具有一些不完善之处：一是它源于西方文明，曾是西方文化价值的载体，其中既包含着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的方面，也残留有将被历史所淘汰的旧观念。至今国际社会依然受制于西方强势的制约，国际关系中权力政治充斥。二是大国的主宰地位实际上造成主权国家大小强弱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平等主义与霸权主义的斗争会继续。总之，主权国家体系在20世纪后期才刚刚实现全球化，应该说它还会不断发展和完善，而不是不合时宜，它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克服上述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实现国际社会的民主化秩序，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与后冷战时代它仍面对各种势力的阻抗。所有这些均对各国的外交战略产生影响。
中国外交思想理论的总体发展进程是与全球国际体系的变化相联系的，中国对主权原则的接受、认同、捍卫和发展经历了曲折历程。当古代中华秩序终结时，世界正是殖民主义时代，与世界上多数民族或国家反应不同的是，中国的清王朝政府不情愿也无能力去重新建构中华民族统一的国家认同和建立起一个现代主权的民族国家，在外来侵略和强加的条约、制度面前，在彻底放弃了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后，所被迫接受的是欧洲中心的殖民体系现实及其强权政治的逻辑，这使中国在国际文化方面的现代性变革刚开始就步入危机。从清朝末年的动荡岁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近半个世纪里，在屈辱和悲愤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民族主义者在不断探求救国之道，建立统一强大的主权国家已成为压倒性的民族认同，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涌了进来并通过一系列运动彼此较量。然而现实提出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旧中国社会核心的东西不动摇行吗？中华民族顺应国际潮流、走向现代复兴的立国大略是什么？与此同时，帝国主义战争与两次世界大战暴露出了西方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弊病，也动摇了旧国际体系的根基，迫使中华民族呼唤一种新的世界历史观---它不应再是旧的和殖民主义的东西。正是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阶级斗争、革命运动等一系列思想，关于全世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国际主义运动主张，正好顺应了国际社会殖民体系瓦解并向主权国家体系变革的时代潮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变革社会制度和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理想的理论基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的结束。中华民族正好经历着内部制度与国际体系同时剧变的时代，从此，中国具备了在国际舞台上挣得独立和自主地位的条件，并选择了依靠社会主义建立主权国家的道路。中国的独立拓开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历程，新中国作为全球主权国家新体系中的一员，必然有着与其他新独立国家一样的反映主权时代特征的目标追求。同时，中国又是一个以社会主义立国、并有着悠久历史和特殊近代史的新型国家，中国的外交战略又必然具有某些反映制度形态和历史文化理念等方面的独特规定。这决定了新中国必然具有和平主义的国际文化取向，也必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当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并非如中国一厢情愿和一帆风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为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脉搏，中国将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共同发展、建立主权国家、平等参与国际社会的新秩序等作为和平外交的战略目标，并适应全球化的时代特点，力求在坚持主权原则、国家利益和实现国际合作等方面达成平衡，努力创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国际和平新环境。进入21世纪，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被党的十六大确定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三大任务之一，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中国在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中国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目的在于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二）主权国家的目标追求与中国共产党和平主义的发展
作为立国思想，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以两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在支配着世界范围的民族独立革命的浪潮，使新的主权国家的制度类型已不再局限于欧洲资本主义模式，出现了社会主义以及广大的落后发展中主权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独立的主权国家外交战略上有三个方面的共同目标：第一，建立独立主权的现代国家；第二，在国际上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第三，追求使国家富强的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这样一个新生的主权国家，然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自身的历史遭遇，以及传统和平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内在影响，必然反映在中国外交战略上。它使中国在吸取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精华的同时，不但没有接受西方的权力政治理论，并且还有独特的第四种理想目标，这就是中国基于对现存国际旧秩序的忧患，要力争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以实现人类和平的理想秩序。用当时的一句话就是，“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这是从战争年代就发出的声音。当然，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和平主义理想与上述三种事关国家实际利益的现实目标总是扭合在一起，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决定着中国对世界的判断，也影响着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第一，维护主权独立与国家安全。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新独立国家大多以民族主义立国，而民族主义又大都经历过四个发展时期：民族主义形成及其意识形态化、民族主义通过斗争取得胜利、依靠民族主义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以及建国后以民族主义为基础与其他国家确立和稳定关系等。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都是在殖民体系瓦解过程中通过本国民族主义革命获得独立的，革命之后，民族主义并未减弱，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反而加重。由于有殖民历史的惨痛教训，一些国家会产生对于邻国（他们可能也是新独立国家）的行动和意图的敏感。因此，一些新独立国家在对外关系上，或退到“不要碰我”的孤立主义，或涌起自己民族的传统主义，或走向地区霸权主义，或与邻敌纠缠不清等。除此之外，与中国相邻的亚洲国家历史上大多受过中国文化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国际关系体制的影响，加上近代以来由于受西方影响，因而惧怕强大中国的存在。除此之外，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价值取向，容易使那些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国家产生意识形态的敌对。美苏根据意识形态界线划分的国际阵营及其冷战的大环境更强化了这种敌对。有些国家加入到西方阵营，成为一些抵制中国的国际组织的成员。
因此，中国要实现稳定、友好、合作的周边关系，必须面对上述不利因素，如何应对这些复杂情况是新中国地缘战略的主要任务。中国政府采取了与旧中国政府完全不同的外交姿态，为了消除历史上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中国要求自己“夹紧尾巴做人”。同时，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了东方历史、文化的契合成分，以及东方国家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的欺侮，将意识形态色彩降低到最小程度。中国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时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彼此间的共同点。正是这种特殊的局面，使新中国取得了自己独特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外交思想创新，其中国际关系处理上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就是新中国外交思想的结晶。
中国也同样以善意的姿态想同大国发展关系。在对西方大国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曾经对美欧国家作出互利合作的取向，但在遇到了美国政府作出对中国敌对的战略后而改变初衷。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在外交战略上并非撇开意识形态因素，对待新生的中国表现为较强的意识形态取向，这当然也与冷战的大环境密不可分。在中苏关系上，新中国曾主动靠拢苏联“，一边倒”战略在客观上凸显了中国外交表面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段时期内，掩盖了国与国之间在现实利益和外交理想以及价值观方面的诸多差异。但中苏关系并不和谐，在敌视和友谊之间，中国的善良愿望仍然会面对不平等的外交压力。总之，在与大国关系上，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者在与美苏等大国的关系上进行过痛苦的外交战略抉择，西方大国失去了与中国合作的历史机遇，中国则被排斥在许多重要国际组织之外，无法接受现实的国际体制和秩序，更谈不上与大国之间的合作。
到党的第二代领导时期，虽然在外人看来，“中国外交比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所指导的对外政策都要灵活”，但是，中国外交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坐标上，依然承继了毛泽东时期外交思想的中国特色，只是在对主权国家关系新时代的认识更为深刻的基础上，力求找到制度形态、民族价值观与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新平衡点。邓小平从反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发来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外交变化，他说：
“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的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80年代，邓小平明确提出在国际关系中不再以意识形态作为“划线”标准，就是说从此以后，在外交思想中国际关系不再只是阶级关系。但是国家安全与主权独立始终是第一位的，他告诫说：
“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继承的同时，根据对国际形势和中国改革的深入认识，进一步解决了如下问题：如何正确地认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深刻变化；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如何估计经济、科技因素对外交战略的影响；如何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如何使外交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富强大业服务等，从而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相当长时期内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发展是硬道理等一系列新判断，制订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方位外交等一整套新思想。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方面，实现了从对抗走向对话的战略性转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继续坚持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思想，并抓住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民族振兴的时代机遇，制定出吸收世界文明发展成果的强国战略，坚持正确的对外方针，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积极推动并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国际事务，尊重世界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以新的形式巩固和发展国家的安全环境。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多元文化共同繁荣，“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等新的思想和主张，新的党中央更是以和平、合作的姿态，赢得了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的一致赞誉。
第二，国家富强（现代化）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