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民族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力量向美国霸权发起尖锐挑战，因此，借用现代化就被看作对这种危险性挑战作出反应的一部分，其中，促进民主制度和加速经济发展是现代化中相互强化的两个重要方面。现代化理论一旦上升到意识形态，就可以作为一种认知框架发挥作用，以便使美国的国际角色通过对外政策和公众文化影响而落地生根。这样，文化就成为权力和利益以外的第三种国家需要：政治上的遏制、市场中的垄断、生活方式的推广，就构成西方国家控制世界的三大“法宝”。而且这些思想可以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加以传播，比如争取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forCu1-tura1Freedom）就是这样一个由立志挑战共产主义号召力的知识分子所操控的组织，它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每次会议活动的议题都主要是“第三世界政治发展问题”。
西方现代化理论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一种新的天定命运观念，是经过翻新了的帝国主义逻辑，那些所谓促进民主、消除贫困和推动一个蒙昧世界发展的宣扬，似乎达成了美国理想主义和道德使命的完美契合，虽然现代化理论在言辞上避免了殖民主义主张，但它却保留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前提假设，这就是美国力量的扩张对世界大为有益。可见，现代化论者所依赖的观念依然根植于久远的帝国主义历史之中。在他们的理论中，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剥削、阶级对抗和暴力的一面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是一系列含糊宽泛的关于新兴国家如何以西方的自由和共识为基础实现发展的美意，正如美国之音当时向国外广播中所声称：
发展中国家面朝西方就可以预先看到现代化过程，向上走的国家所必须做的无非是考察现今所谓先进社会的生活状况，然后为自己近期内的未来做出规划。他们认为，照葫芦画瓢就可以增进现代性，把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落后”民族嘲笑为是“当代的先祖”或“原始的当代人”。因此，西方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是一种典型的宿命论，它要重新塑造的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理念。与他们的殖民主义前辈靠领土扩张不同的是，这种现代化论者强调通过塑造“传统人”的文化途径，推广他们的价值观和制度模式，这实际上增添了对帝国主义从文化意义上的理解，即其首先指责外国民族的缺陷，然后替外国民族规划在所谓先进社会的监护下的改革和进步的章程。
应该说，意识形态是任何有政治制度的社会在实施社会动员时必不可少的影响因素，在资本主义中有，在社会主义中也有，在不同制度长期并存的情况下，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具有客观性，只是在冷战格局下这种对立和冲突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上，现代化不仅仅是一场计划和政策的战争，也是一场以树立形象和争取认同为目标的战争。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国际影响又必然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起到强化作用，结果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日益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差别。
中国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这种时代背景之下。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较为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口号，但只是提出要迅速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政治发展和文化建设上没有明确提现代化口号，提得更多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虽然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谈了要“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并在他读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要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承认苏联教科书讲了很多理由。但同时他又比较警觉地提出：商品生产除了积极作用以外，还有没有消极作用呢？后来，人们进一步将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弊端，以至于提现代化可以，但不准提商品生产，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成分日益增强，时刻关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形势发展，人为增加了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
由于在观念和理论上将商品经济、市场竞争、价值规律这类东西与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公平竞争、效率、法治意识等经济文化深层的价值内涵就存在缺失，代之而来的是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基础上的更具政治文化色彩的平均主义、斗争意识和人治意识等。虽然党在文化政策上注意到先进分子与普通群众之间文化要求上的区别，文化上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差别，并且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但由于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和文化动员上存在跨越商品经济的文化缺失以及与工业文明相统一的商品经济文化对封建文化在实践上的有效制衡的缺失，客观上惟有用专政的政治文化运动、政治革命等形式进行文化改造和文化动员，并且需要文化内容上的意识形态化，从而造成文化普及与提高失去差别，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被尖锐对立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得不到尊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被逐渐扭曲，为“左”的思想路线留下蔓延的空间。
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对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贡献，精神文化是文化的核心所在，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注重社会意识的反作用，社会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效调动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对大力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举。毛泽东对此有过许多论述，比如他认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决不是惟一的原则；片面强调物质刺激，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是值得警惕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既要有“物质鼓励”，又要有“精神鼓励”；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要把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放在重要地位，等等。特别是在物质力量薄弱的状况下，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重要精神资源，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的精神力量。
但对精神的强调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否则就会过分夸大精神的力量，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动员中，更容易产生极左倾向。比如，本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一项重要文化和政治任务，有利于人们树立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清除鄙视劳动人民的旧观念、旧习气，形成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并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新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和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奠定基础。所以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迅速普及马克思主义文化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比如在全社会广泛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通过编写大众哲学等让群众能够初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读物等形式，以及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卓有成效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增强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从而也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
思想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运动虽然具有政治的敏感性，但却不能等同于政治斗争和政治革命。随着文化领域意识形态化色彩的不断加重，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也逐渐被意识形态化、庸俗化、简单化和教条化，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虽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却使捍卫马克思主义不自觉地陷入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窠臼，最后发展到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虽然中国先进文化面向现代化的主题一直是反封建、反复辟，但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仅仅表现为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政治运动和文化革命，直接表现为政治对立和意识形态冲突，缺少以商品生产为支撑的现代经济文化价值体系对旧文化价值体系的历史否定因素，这是社会主义文化不平衡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在现代化资源方面的历史缺失。
当然，这里对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肯定并不是在提倡他们万能，相反，值得提醒的是，如果没有正确的社会环境制约，商品化社会必然会存在诸多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