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时国内外两方面形势看，社会主义文化改造领域里出现的偏差既与整个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同步相关，也与社会主义阵营里“左”的理论政策不无关系。正是对于这些偏差、教训的理论总结，加上国际上东欧、苏联出现因粗暴和专制而引起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毛泽东和党中央为此后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思想和理论创新作了经验准备。党进一步将各种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诸多问题采取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方式和方法，将社会动员更多地限于非激进的层面，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使得这一个时期文化现代化进程健康有序。今天看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问题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
党的文化政策的开放性和文化思想理论的开明品质，在当时的文化界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凝聚力，形成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爱新中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新高潮，文化界就有不少知名人士从切身经验表示对双百方针的认同，有人深切地表示：
“百家争鸣”的口号出来后，我就松了口气。不但是我一个如此，凡是我所认识的有唯心主义烙印的旧知识分子一见面谈到这个福音，没有一个不喜形于色的。老实说，从那时起，我们在心理上向共产党迈进了一大步。我们喜形于色，并不是庆幸唯心主义从此可以抬头，而是庆幸我们的唯心主义的包袱从此可以用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放下，我们还可以趁有用的余年在学术上像大家一样为心爱的祖国出一把力。这说明党的“双百”方针有着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内含有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
当然，一个新方针政策的提出和贯彻，都不是简单过程的终结，认识是复杂的和变化发展的，实践的道路更不会是一帆风顺，而是艰难曲折的。在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实践中，“双百”方针并没有很顺利地得以落实，甚至遭受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冷遇。这说明，认识上的文化自觉和文化驾驭本来已经非常之难，而政策与实践上的错误对先进文化的发展更易造成严重损失。
四、新的文化主体地位得到了最有效的维护
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力量，工农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生力军和主要依靠力量，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主人翁地位。因此，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继续成为新中国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向。新中国建立前夕，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会议，大会分析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艺运动的性质和历史经验，指出与人民大众相结合，是文艺得以兴旺发达的必由之路。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获得了文艺界的广泛共识，从而使党的文艺政策成为中国文艺界的自觉行为。中国共产党也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号召文艺界应该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团结起来，共同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用这种新的文艺来反映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劳动人民。通过这次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动员大会，人们感受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复兴了中华文化，中国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向世界展现自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不仅作为一党的文化政策，而且已经成为一个新国家的文化政策，获得了文化界和各民主党派的一致认同和接受。党的方向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的高度一致，是中国共产党使文化发展面向现代化上的又一正确方针，从而形成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主体的认同基础。
坚持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要以教育、宣传、激励和培育工农兵、塑造社会主义建设者形象为新时期文艺创作的现实任务。为此，必然要让工农兵形象大批进入文艺作品，表现工农兵中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重视提升工农兵、历史前进的带头人、英雄人物在文学表现中的地位。可以说，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形象的突出刻画，是中国新文艺作品与旧文艺的一大区别。在旧中国小说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角色，但惟独缺乏工农兵形象的英雄角色。而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小说刻画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可以组成巨幅长廊，像《保卫延安》中的英雄连长周大勇，《林海雪原》中的侦察排长杨子荣，《红日》中的军长沈建新，《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等诸多革命先烈，以及李准笔下的农民妇女李双双，柳青笔下的合作化带头人梁生宝，姚雪垠笔下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都是血肉饱满、光芒四射、熠熠生辉的英雄人物。他们崇高的品格和献身事业、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曾经鼓舞和激励了一代甚至几代人。这的确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而不是现在有人所随便讥讽的“需要英雄的国度是可悲的”社会，更不是有人用一句妄言就能够加以否定的。当然，由于在那个年代现实政治生活充满激烈的斗争，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同时也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因而文艺创作多从政治角度切入生活，文艺作品描写阶级斗争和阶级觉悟较为普遍。这是时代的烙印。随着时代的变换，这种状况自然已经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也说明，人的社会关系不止是阶级关系，还有民族关系、血缘关系、经济关系等，对人及其关系的描述，也分有政治层次、文化层次、经济层次和生命层次等。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以下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即每一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又总是力图使本阶级的英雄人物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得到突出的表现，并以此作为传播本阶级政治社会理想和伦理道德以及审美理想的一个重要手段，将文艺作品作为从事精神动员和文化价值体系建设的有力媒介。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依然保持了文艺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政策主张，而且对人民群众的范围有最大的扩展。1962年5月23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中说：“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该是我们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
总之，新中国在全面贯彻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所坚持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和创新的“双百”方针，以及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文化改造实践，是中国文化发展面向现代化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上的伟大成就。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解决的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的问题，以进一步培育出新社会的文化主体，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主体、政治主体与文化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整体统一。“双百”方针要解决的是对非社会主义文化的利用和改造问题，它改变了之前许多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陌生和漠然的局面，他们因此而对社会主义倾心向往，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亲和力，对新中国新社会充分发挥其智慧力量和建设作用，从而做到人民大众的文化与建设时期统战工作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此重要历史时期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有效实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一切建设源泉竞相迸发的社会动员，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文化利益和中国新文化前进方向的又一历史见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的纲领、主要政策主张和实践活动（19491956）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文化教育政策”一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反动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新中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意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提倡国民教育。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
1949年10月3日至18日，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为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
1949年11月1日，文化部、教育部、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召开成立大会。
1949年11月25日，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更好作品出世。”
1949年11月26日，文化部发出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
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规定新中国的教育总方针是：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第21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195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在《东北戏曲改革工作指示》中指出，限期消灭旧戏的作法不妥当。
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1950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西南局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其中包括实行宗教自由，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等文化发展内容。
1950年6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这个文件指出，开展职工业余教育是提高广大工人职员群众的政治、文化与技术水平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各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企业管理机关及工会组织应进行共同研究。以便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这一工作。文件规定了职工业余教育的11项具体内容，以识字教育为主。采取各种各样并能保持经常的方式来进行。职工业余教育的经费由工厂、企业拨交工会的文教经费中提取60％；不足之数，由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中拨出。各工厂、企业应尽可能提供业余教育必需的设备、房屋。学习时间应在工作时间以外，普通班和技术班每周至少须学习两次，中级班、高级班和政治理论班至少3次，每次90分钟。普通班、政治班的教材由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协同劳动部、出版总署组织编辑，中级班、高级班可用相当的普通学校或工农速成中学的教材。
1950年6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文教政策，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他指出，新民主主义教育同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是一致的，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教育上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教育的方向。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培养工农知识分子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需要不断地努力，一定要在若干年内从劳动人民中培养出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培养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是排斥原有的知识分子，而是在改造原有知识分子的同时，增加新的血液。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要有科学的内容，我们应该以科学理论作为教育的内容。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要有民族的形式。具有民族形式的教育，才易于被人民所接受，为人民所喜爱。要注意各兄弟民族的特点和形式，兄弟民族之间也要互相学习彼此的长处，这样才能将科学的内容输送到各族人民中去，把教育办好。我们的教育要采取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为了更好地掌握理论，要多去实践。学习理论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得更准确。全国高等学校都要重视实践，都要提高理论水平。应该团结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凡是在政治上反对三大敌人、在教育上赞成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人，我们都要团结。对于文化教育的改革，应该根据《共同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要区别轻重缓急，要善于等待。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教育改革是比较长期的事，要有步骤地进行，但不能停止不动。对教育工作者要循循善诱，使人心悦诚服，要用这种精神来团结全国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方面，也要“公私兼顾”。
1950年6月19日，毛泽东就学生健康问题写信给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信中说：“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习都应如此。”
1950年7月6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这个指示是针对当时各地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建筑常有弃置拆毁破坏之事而发出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具有历史价值及有关革命史实的文物建筑，均应加以保护。如确需拆除或改建时，须由当地政府逐级呈报大行政区文教主管机关批准。对文物建筑保护有功者，给予适当奖励；对盗卖、破坏者，给予处罚。
1950年7月11日，文化部发出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电影旧片清理、电影新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电影业登记等5个暂行办法，目的是发展国产影片，抵制有毒的美国电影，贯彻电影事业上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公私兼顾的政策。
1950年8月1日，毛泽东发布《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