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几乎伴随了职业革命家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全部革命生涯受到了《水浒传》的很大影响。毛泽东爱读《水浒传》，善解《水浒传》，这部描写古代江湖好汉造反起义的传奇小说，在他的精神锻造、意志磨砺和性格选择中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他也让这部反映古代农民革命的小说在现代革命中发挥了作用。
（一）
鲁迅先生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鲁迅全集》第7卷，第202页）
20世纪的现代革命是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的时代背景，适应时代的需要亦即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对《水浒传》的关注和解读，着眼点在于从梁山英雄好汉这些古代革命造反者身上挖掘、提炼、吸纳革命精神，这即是他解读《水浒传》的最为成功之处，也是其独特之处。
那么，毛泽东从《水浒传》中挖掘到梁山英雄哪些精神内涵呢？
反抗精神。毛泽东在陕北保安时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我爱读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94页）所谓“造反的故事”，《水浒传》自然是首选。这讲的是少年时代的情形。湖南一师时代，毛泽东与同学们探讨“救国之道”，有的同学主张“教育救国”，有的同学主张“从政救国”，毛泽东断然宣称：“学梁山泊好汉。”（［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第26页）意即像梁山好汉那样武装反抗当权者的黑暗统治，他主张的道路是革命救国的道路。延安时期，他指出：“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喜民：《魂系中南海》，第92页）钟情的依然是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反抗精神。建立新中国以后，毛泽东回顾中国现代革命与历史上梁山义军的某种关系，仍然这样说：“我们这些人好造反，跟宋江差不多。”（陈晋：《毛泽东之魂》，第132页）毛泽东借助梁山运动，肯定被压迫阶级革命造反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确立和张扬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反抗精神。
民主精神。毛泽东认为《水浒传》是对文化史、教育史有深刻影响的“民主文学”（《毛泽东文艺论集》，第191页）。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指出：“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为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蒋建家、王宏斌：《毛泽东外交生涯第一幕》，第223页）《水浒传》是有较多的“民主性精华”的古典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较集中较强烈较突出地表达了中世纪农民阶级的民主性和革命性要求。毛泽东认为描绘宋江起义的《水浒传》，是展示中国古代农民阶级民主思想的伟大著作，它的故事情节“有着民主含义”，体现了中国古代农民阶级的民主传统。应该说，这种评价把《水浒传》思想内容价值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毛泽东用梁山义军等农民战争的民主传统，以佐证各个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府代表制民主政治性质，借以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斗争是坚强有力的。
平等精神。作为农民小生产者的理想追求和价值选择，《水浒传》大力鼓吹平等精神———政治上、经济上乃至人格上的平等。这种平等精神集中体现在梁山英雄“排座次”以后“单道梁山泊的好处”的一段话语里面：“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称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口号是“劫富济贫”，义军所到之处，即“开仓”放粮，“赈济满城百姓”。这种平等精神可说是农民小生产者最具有革命性的理想，它虽然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但却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起义。在民主革命时期，“劫富济贫”这种水浒英雄平等行为模式，无疑是号召和动员贫苦农民参加革命的有效口号。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站稳脚跟，实行一项基本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事实上即体现着以往农民革命中的平等精神。不同的是，“劫富济贫”只重视分配关系的改变；“打土豪，分田地”，则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毛泽东说：“那时的豪杰打劫，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们的口号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他们有充足理由。给蔡太师祝寿的财礼，就是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陈晋：《毛泽东之魂》，第373页）总之，“劫富济贫”与“打土豪，分田地”，因为共同点都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不义之财”，对付封建地主阶级，所以是“完全正确”的。平等精神有助于革命力量的号召和凝聚，有助于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是十分显然的。
“打虎”精神。《水浒传》武松打虎的故事体现了英雄的豪气和神勇，毛泽东却另派用场，张扬一种敢于斗争的精神。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夸奖战将许世友“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打虎英雄”，敢打“国民党这支虎”！新中国建立前夕，面对“你们太刺激了”的责难，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在国内外反动派这个野兽面前，要学习景阳冈上的武松，丢掉怯懦，敢于斗争，决心“把老虎打死”。武松的“打虎”精神，就是克服了怯懦的勇敢精神，就是放弃了妥协的斗争精神。
拼命精神。有一句流行很广的新谚语：“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拼着性命去干革命事业。大概这句新谚语的广泛传播，与毛泽东借水浒英雄石秀提倡“拼命精神”大有关系。1957年3月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号召全党同志要有一种拼命精神，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1页）毛泽东提倡革命战争时期的干劲、热情和精神，在于克服有些人在胜利后停滞不前的现象。拼命精神，是实现人生价值和成就伟大事业最高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种精神状态，战争年代可以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时期可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
毛泽东遨游于水浒英雄精神世界的海洋，并站在现代革命的时代巅峰上，对那些虽然带有革命性但还是原始、粗糙、杂质的精神材料，进行冶炼、剔除和提升，熔铸成共产党人和时代先行群体的革命魂魄。
（二）
无论是古代与现代，革命者仅仅有革命精神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懂得革命的道路和途径，懂得革命的策略和方法，也就是说不仅要敢于革命，而且要善于革命。毛泽东是一位理性的自觉的革命家，在参与和领导中国现代革命和建设中，他注重总结经验，创新理论，探索规律。他在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时，好多时候都借鉴了《水浒传》梁山义军的经历经验。
革命动因的揭示。革命是怎样发生的？被压迫阶级是怎样起来反抗的？造反者是怎样揭竿而起的？毛泽东归纳梁山一百单八将的革命经历，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逼上梁山”。梁山运动的产生，农民起义的发生，原因正是“乱自上作”，“官逼民反”。因此，毛泽东说：“《水浒传》里面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编：《忆董老》（第二辑），第67页）他在向外国记者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时，甚至说：“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们无路可走。”（于俊道 李捷：《毛泽东交往录》，第413—414页）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革命规律，不仅受压迫者的反抗是这样，受压迫的阶级、受欺负的民族、受侵略的国家的反抗也是这样。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压迫也是被逼上梁山。毛泽东用“逼上梁山”这句十分通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普遍影响的话语，深入浅出地解释了革命运动、反抗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
革命道路的选择。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这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利害。这时，毛泽东正确地提出了“上山”思想，后来发展为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红色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大革命遭到失败后，毛泽东在党的重要的“八七”会议前后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主张拿起枪杆子打天下。他婉拒当时党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要他去上海参加中央工作的要求，明白无误地表示：“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是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邸延生：《历史的真迹———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第220—221页）他带领秋收起义队伍到了井冈山之后，有人说他是当“山大王”，毛泽东坦然地说他这个“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81页）毛泽东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对前往晋察冀五台山区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聂荣臻回忆录》，第486页）。毛泽东盛赞聂荣臻，是因为他创建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而且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上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显然受到梁山绿林好汉斗争实践的启发。建国后毛泽东对外国友人说：“中国有部小说叫《水浒传》，写了一百零八位农民战争的英雄，他们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在山上建立了根据地，统统是被政府逼上去的。梁山在山东济南附近……”（陈锋 王翰：《毛泽东瞩目的文人骚客》，第300页）毛泽东“上山”思想在中国革命正确道路选择上具有重要的决定性的地位。如果没有“上山”的理论和实践，就不可能产生“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也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革命力量的组织。要实现革命目标，完成革命任务，必须调动一切革命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组织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这就要克服革命队伍因各种原因形成的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等不利于团结统一、削弱组织力量的倾向。毛泽东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230页）毛泽东讲这番话是想表明，梁山义军曾经来自各个山头，而我们的革命队伍曾经来自各个根据地，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因此，只有采取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的组织工作方针，才能有效地克服山头主义，使来自各根据地的力量拧成一股劲，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他赞扬来自十几个山头的梁山义军“统帅得好”，正表达了他在革命队伍建设上的追求和目标。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自身队伍，比之梁山义军队伍，可以说统帅得更好。
革命策略的运用。毛泽东曾经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的规定，策略的运用，对革命事业的成败关系重大。无论是古代的农民战争，还是现代的革命战争，造反起义者都是面对掌握政权的强大敌人，因此恰当地运用斗争策略，是以弱胜强以小克大的重要环节。毛泽东在论述战胜国民党军队“围剿”，实行战略退却的必要性时说：“《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 723页）毛泽东列举这个小故事，讲的却是劣势之军战略退却时乘敌之隙，相机破敌的大道理。毛泽东还多次分析了“三打祝家庄”这个《水浒传》中有名的战例，指出要把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把军事打击和瓦解敌军结合起来，把主力军、地下军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把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结合起来，才能顺利战胜敌人。毛泽东还将这个战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指出它是最好的“唯物辩证法的事例”（《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页）。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重视、发现、认识和解决现实工作中的问题，仍然有着方法论方面的启迪意义。毛泽东还运用浪里白条张顺水中斗黑旋风李逵的故事，启发干部群众认识事物和矛盾的特殊性，在与敌人斗争、与自然斗争中，随机应变，随才器使，扬长避短，稳操胜券。借助《水浒传》故事，毛泽东把对敌斗争策略的认识和运用，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使其充满哲理的睿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