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一方面说美国在严格按照《上海公报》所提出的原则行事，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一个难度最大的问题。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美国计划从台湾撤出两个幻影战斗机中队。周恩来问，为什么美国国务院最近又批准了台湾在美国设立新的“领事馆”，美国还决定帮助台湾建立飞机制造厂。基辛格辩解说，这些工厂只能生产短程飞机，而台湾在美国设立更多的地方性的办事机构，“反映出他们在美国地位的下降，而不是增加”。他的这番辩解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但周恩来也没有迫使他要尽快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的立场也是如此，一方面，他们坚持，只有美国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才有可能解决中美建交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毛泽东说，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他不相信可以得到和平解决。但在另一方面，毛泽东也重申，“我们可以在一段时期里不要台湾，再等一百年也没关系”。他还说，那取决于美国，“我们不想催你们，如果你们觉得需要，我们可以做；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能做，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
3.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基辛格说，美国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困难在于“因为与我们国内事务相关联的各种原因，我们不能立即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基辛格告诉毛泽东，既然联络处已经很好地表明中美关系“现在各方面都已正常”，美国和中国可以为建交“寻找一种方式”。实际上，基辛格是在试图超越日本模式，或试探能否就此保持现状，尽管他也告诉毛泽东和周恩来，美国将在1976年以前或在1976年内，按照日本与中国建交的模式，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基辛格还说，如果能找到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美国准备更快地与中国建交。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反问基辛格，既然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的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认为什么是灵活的方式呢？基辛格回答说他还没有一个好的想法。而毛泽东强调，最终的中美建交意味着“像日本那样的”。不过他同时也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总的国际形势的问题才是重要问题”①。
①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November 11 and 12，197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Mao Zedong，November 12，1973，Files Secretary，Conversation in Peking，Box 372，Winston Lord Papers.
除了以上三个主要问题以外，中国领导人也对美国国会就“水门事件”对尼克松的攻击表示关切。毛泽东说他对“荒谬的”“水门事件”造成的局面感到很不高兴。他后来还对到访的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说，让他给尼克松提一个建议，帮助他摆脱“水门事件”①。1974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也告诉基辛格，他认为“水门事件”“真是不可理解的”，并感到不快②。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主要是担心“水门事件”会影响到尼克松答应的在1976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当然，在当时，中国领导人也很难理解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总统会受到如此攻击而自身难保。
总之，基辛格的此次访华，没有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得进展，却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在美、苏、中三国战略中的地位，在基辛格访华结束时，中、美也顺利签署了《联合公报》，双方重申，坚持《上海公报》中提出的各项原则，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应当在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中国方面再次申明，中美关系正常化只能在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进行。基辛格对此次访华感到满意。在给尼克松的报告中，他说他与毛泽东的会见是“十分实际的、友好的和广泛的”，没有出现不寻常的信号，他所受到的接待也跟从前一样友好。他与中国领导人的讨论表明，中美之间在战略观点上的“认同在加深”③。但是，这次访问没有促进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之后各种预料中的和意料之外的因素，使这个问题更为复杂。
①《毛泽东外交文稿》，第456页。
②Burr，Kissin er Trans，p. 278.
③Telegram，Henry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November 12 and 16，1973，Box 40，HAK Files-Trip Files，NSC Fil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三、“水门事件”与尼克松政府的终结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他曾告诉中国领导人，他将在他的第二任期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基辛格也表示，在尼克松第二任期的前两年，美国将撤出所有驻台湾的美军，在后两年，具体来说是在1976年，按照日本与中国建交的模式，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然而，1973年以后，中美关系出现了停滞。在后来写给福特总统的报告中，基辛格认为在1973—1974年间，中国对美国“疏远”了，这是因为毛泽东的政策面临国内的压力①。
进入1974年以后，直到尼克松辞职下台为止，中美关系再也没有任何新的进展，这是由几种原因共同造成的。而“水门事件”无疑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972年6月，在尼克松争取获得连任总统的几个月前，有5个人因闯入设在水门饭店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而被捕。他们被查出与尼克松的竞选班子有关系，尼克松本人很快卷入这一丑闻。参议院举行了325小时的电视转播的“水门事件”听证会，其中有1/5是约翰·迪安指责尼克松掩盖事件的证词。白宫的秘密录音系统也被公之于众。1973年10月，尼克松解雇了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并导致司法部长埃利奥特. L.理查森辞职，因为他拒绝执行尼克松发出的解雇考克斯的命令。当尼克松深深陷于“水门事件”时，他无法顾及对华政策。直到1974年4月，虽然基辛格也与中国政府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尼克松政府没有准备考虑下一步的对华政策②。当尼克松于1974年8月8日被迫辞职时，他所承诺的在他的第二任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就成了泡影。虽然基辛格强调，无论是谁掌权，美国政府和两党都支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尼克松也希望继任总统职位的福特能够保持他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能够继续下去，但是，福特上台后有他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没有“水门事件”和尼克松的辞职，在1976年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完全有可能的。首先，在尼克松的第一任期，他的外交政策和部分国内政策都取得了成功：与苏联达成了战略武器协定，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突破，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与美国的盟国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以及国内经济的好转。这一切都极大地加强了尼克松的政治基础，使他在第二任期能够更加有所作为。
①Burr，Kissin er Trans，p. 206.
②Arthur Hummel and Winston Lord to Kissinger，April 22，1974，File Bilateral PRC Officials，Box 371，Winston Lord Papers.
其次，尼克松在1972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击败了民主党的候选人麦戈文，获得连任。在提名尼克松为这一次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时，共和党提出的口号是“再来四年”，表明尼克松竞选是以他前一个四年所取得的成绩为基础，以对苏、对华政策以及结束越南战争为号召，并谴责麦戈文的“新孤立主义”而获胜的。尼克松在这次选举中取得了美国选举史上选票差距最大的胜利，这也给了尼克松政府极大的信心，在下一任期放手处理国内、国际事务。而由于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只能任两届，尼克松不用再顾虑选票，因而会更少羁绊，更胆大作为。所以，如果没有“水门事件”，尼克松应该可以在对华政策上再前进一步。
再次，在1973年5月30日尼克松会见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官员时曾表示，他有兴趣在下一年春天适当的时候，重访中国。同一天，他在接见中国新闻代表团时再次表达了这个愿望。中国方面也通过黄镇向尼克松转达，毛泽东、周恩来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再次访华。并且在6月4日，尼克松“非常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所以，即使没有周恩来访美作为先决条件，尼克松也可能会再次访华，而且，必将会为中美关系带来新的进展。从中国方面的观点和尼克松的意向来看，那就是实现中美建交。
最后，尼克松的性格是为了达到目的，敢于冒险。而他在第二任期内，在对华政策上要冒的风险，比第一任期时要小得多。尼克松一直希望能成为一个以外交成就卓著而留下美名的总统，所以，如果没有“水门事件”，他很可能在1976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因为1976年既是他总统生涯的最后一年，也是美国独立200周年，以尼克松的性格，他很可能把中美建交作为他总统生涯的壮丽结尾和献给美国独立200周年的贺礼。可惜“水门事件”不能让他如愿以偿。
当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停滞不前时，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受到影响。从1972年春开始，中国允许美国人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半年一次的广交会是当时外国工商人士接触中国市场最主要的途径。而这个时候，美国也放松了对中国出口技术的限制，把中国从完全禁运的Z类，提升到与苏联同级的Y类，并且，在逐项审核的项目中，也开始批准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一些尚不准许出口到苏联的设备，包括转播尼克松访华的卫星地面站设备，用于中国民航的小型的波音707飞机和比较先进的电子计算机等①。
1973年，希望从密切的中美关系中得到好处的一批有兴趣拓展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组成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致力于为美国商界提供中国的商业信息，并游说两国政府，改进投资经商的环境。从这时起，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稳步发展。双边贸易从1971年的500万美元，增长到1972年的9 000万美元。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购买了大批美国小麦和其他农产品。之后的两年里，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972年的近10倍，在1973年达到8亿美元，1974年达9亿美元，因为这时中国开始购买美国的机器设备、工业制品，如波音飞机、化肥厂设备、石油产品和钻探设备等，同时也继续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在70年代初期的中美贸易中，美国获得较大出超，一个原因是美国较少从中国进口，而中国向美国购买了大量的商品。而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有3/4是农产品，而且都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因为当时中国在“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仗的思想指导下，需要较多的粮食储备。而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势头的减弱，农业生产得到逐渐恢复，以及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下降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出超减少了。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并没有完全消除对中国的贸易限制，中国也没有迅速增加它的出口。所以，这个时期的中美贸易，不是“商业意义的”，而是“为双方的政治关系所需要而建立起的一种关系”②。到1974年上半年，关于双方的冻结资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许多交流项目都是半官方的，只有民间的文化和科学方面的接触在继续进行。如所罗门指出的，中美关系在最高层面没有衰退，但在操作层面已经冷淡了①。
①Harry Harding，A Fra ile Relati0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Washington D. C.：The Bookings Institution，1992），pp.54 -55.
②Telegram，Bruce to Kissinger，October 6，1973；Lord to Kissinger，October 11，1973.
四、影响中美关系的其他因素
中美关系的停滞带来严重后果：一是影响了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二是损害了两国彼此间的信任；三是使中美关系发展的进程延缓了几年。当然，除了“水门事件”这一客观原因以外，尼克松对华政策呈现出的复杂性，还有其深层的原因，那就是，脆弱的基础经不起风吹雨打。
①Richard H. Solomon to Kissinger，April 12，1974，File Bilateral PRC Officials，Box 371，Winston Lord Papers.
②Burr，Kissin er Trans，p. 42.
③Ross，Ne 0tiatin C00perati0n，pp. 50 -51.
第一，中美之间在彼此隔绝与敌对20多年后重新交往，面临的是很多预想得到和预想不到的问题，彼此之间缺乏沟通、理解和信任，导致中美关系只能在不断的摸索中前进。尼克松政府从来没有对华政策方面的具体计划，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在他访问中国前，尼克松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1971年11月尼克松在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也说，他主要是从长远来看待中美关系，不认为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会对台湾问题或其他问题产生立即的影响，并认为他的访华只是“一个漫长过程”的开始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