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格的内在特征构成中有事实方面的特征，也有价值方面的特征。前者指知、情、意等心理的维度，后者指价值观的维度。两方面的共同作用镌刻着人格的内在规定性。哈耶克（F.A.Hayek）指出：“承认每个人都具有我们所应当尊重的他自己的价值等级序列（即使我们并不赞同此种序列），乃是对个人人格之价值予以承认的一部分。”①换言之，个人的价值序列或价值观所确认的正是人格本身。
理想人格是现代普遍价值原则的集中体现，是一个价值的会聚点，“是最终的价值载体”，②是价值导向的典范。平民化人格理想中浸透着竞争、功利、个性、自由等一组现代价值观念。这些现代价值原则的确立是平民化人格的可能性话语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章分四部分，分别考察天人之辨上的竞争、能力原则、义利之辨上的功利原则、群己之辨上的个性原则、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之辨上的平等、自由原则等现代价值观念，以揭示现代中国平民化人格的价值观维度。
一、人格与竞争、能力
长期以来，儒家形成“天人合一”的独特传统。理学家讲“圣人即天地也”。③圣人是理想人格，是天道的完美体现者，与天地同体。对于现实人格来说，圣人是个模板，对圣人人格的追求实质是对天道的彻底把握，从认识论上看，对天道的认识和把握又可被归结为内在的自我体验。因为“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①圣人人格理想与天道观密切相关。在现代中国哲学家眼里，理想人格的中心词已经由圣人转向平民。圣人观的没落与天道观的陨落是同步的。对天道观和圣人观的批评自然而然使人重新审视天人之辨。在现代中国，天人关系的基本趋向是由和谐走向斗争，这就引出平民化人格强调人力、竞争的价值观念。
①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第93页。
②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梁康译，三联书店，2004，第629页。
③《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第17页。
上一章我们讨论人格构成中的知、情、意，这些都属于人力因素。近现代哲学家对情感、意志等感性存在层面因素的肯定和对科学理性品格的推崇，自然而然地导向对天人之辨上人力论的倾斜和对天命论的疏离。
一、“鼓民力”与“尚武”
对传统天道观致命一击的是进化论。介绍进化论成绩最大的当数严复。严复大幅度地介绍了天演论的内容及其在社会领域的应用，提出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观念。自然界的演化是“质力相推”的过程，生物界的演化遵循着“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规则。对严复来说，介绍这一进化规则的背后潜台词就是对竞争价值的推崇。就像著名学者史华兹所指出的，严复强调的是“竞争（一种确定无疑的活力）的价值观，强调的是在竞争形势下，潜在能力的充分发挥”。②作为价值观的竞争自然构成了人格的一个向度。
严复曾提出现代新人格内涵包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项。“鼓民力”强调的是一种力量意识，这种力量尤其体现在体魄、体质上。竞争价值观和人格中的力量意识是相协调的。竞争是力量之间的较量，物竞天择的结果是强者更强。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格肯定是强者的人格、有力的人格。这是一个现代性的观念。与传统儒家的尚德不尚力的观念相比较，其现代意义立刻显现。
①《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第15页。
②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41页。
和严复讲竞争性、力量性人格类似，梁启超也表达了大致相似的意思。他认为，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每一个个体应该养成“尚武”的进取精神，增强个人的力量。梁启超指出，通过尚武精神的培养，使个体具备三种“力”量。一是体力，指强健的体魄，“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是以古之伟人，其能负荷艰巨、开拓世界者，类皆负绝人之异质，耐非常之艰苦”。①二是“心力”，主要指意志力。三是“胆力”，主要指勇敢进取精神。这三个“力”体现了具有竞争意识的现代主体的特征。
梁启超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显示了对“尚武”精神的欣赏。西方人具有勇敢、冒险的“尚武”品格。他说：“欧洲民族所以优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②梁启超找到西方文明的动力所在。依靠它，就能开拓新世界，创造新的文明因素。西方近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的主要内在原因是它们具有一种进取创新精神，人人有自信心。“天下无往非难境，惟有胆力者无难境；天下无非畏途，惟有胆力者无畏途。......自古英雄豪杰，立不世之奇功，成建国之伟业，何一非冒大险、夷大难，由此胆力而来者哉？”③相反，中国人缺乏这种冒险精神，少有创新的表现。现实生活中中国人遇到难事就畏畏缩缩，不免被人指责为病夫。梁启超在批评中国人知足、守旧的精神状态的同时，赋予“新民”以创新进取的新形象，而不再是唯唯诺诺的病夫模样。梁启超在人格层面上对“尚武”、“胆力”的强调，实际上肯定了一个重要的现代观念，那就是现代人格应该具有进取冒险精神。
梁启超还用佛教的因果报应论来作佐证。因果报应论在梁启超眼里成为命定论的对立面，它能提供进取、冒险精神的理论基础。因果报应论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善与为恶的关键在于人自身的努力。努力向善，就有好的报应（命运）。因此，每个人都是命运的塑造者。这就凸现了人力之于（天）命的积极作用。
①③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190页。
②同上，第77页。
进取冒险精神赋予新民人格一种开拓创新的境界，像西方的科学家向外开拓，而不是像中国的儒家向内收敛。这个观念在胡适的人格学说里得到了继承与发展，胡适推崇科学的价值和科学的人生观，认为在科学知识和精神指导下的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因此，他讲平民化人格的进取冒险精神就具有了科学的色彩，这是梁启超的人格学说所不具备的。
二、人格的竞争与能力之维
严复和梁启超在平民化人格的价值设定上呈现出“力本论”和“竞争论”的倾向。“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也没有逸出这一时代氛围。他设想的新青年人格形象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调力量意识。“所有这些特质听起来好像是梁启超新民理想的回声。”①但是，他对严复和梁启超的“力本论”又有所发展。
早期陈独秀信奉进化论，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法则是进化，进化的基本形式是新陈代谢，支配社会进化的源动力是抵抗力，这是一股与毁灭力量相抗衡的力量。对人格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一种坚定的意志力量。人格意志的坚强与否内在地决定着抵抗力的强弱。抵抗力的外化便呈现为竞争。只有通过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事物才呈现出进化或进步的局面，所以他认为竞争比合作更重要。“人间万事，恒以相竞而兴。”②整个世界就像一个战场，置身其中的人们不得不时时面对生存竞争的压力，那些缺乏强力意志的人就有可能被淘汰。对个人来说，只要一息尚存，就应该奋斗到底。这在人格层面上显示出一种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反对退避与保守。对现代人格建构而言，培养抵抗力使之具有竞争性是新青年的重要品格。新青年人格之“新”的内涵首先在抵抗、竞争的力量观念上充分体现出来。因为只有不断竞争和进步，才能持久“出新”，保持“新鲜活泼”的状态。
①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第215页。
②《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第649页。
陈独秀还将带有唯意志论色彩的抵抗力推向极端，进而提倡“兽性”精神。这一观点很可能承自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思想，即强调人既有人性又有兽性。一般而言，现代新青年是人性与兽性同步发达的人，丢失兽性乃是生命力衰弱的表现。陈独秀提出了兽性的一些基本特征：例如“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这些特征可以概括成两类力量：一指体力，健康的体魄是健全人格的一个重要体质保证；二指意志和本能力量，把这些特征注入人格，展现了新青年人格应该具有野兽般的力量和斗志。
陈独秀从兽性精神来理解人格品质，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突出人格的进取和力量品格，向内积聚力量，向外辐射力量，以达控制自然为我所用的目的。这样的人格一反传统社会提倡的中庸、忍让的君子风度。按陈独秀的理解，忍让、退隐实际上是弱者不适合于竞争的表现。所以他主张：真正的理想人格应该有主体的自觉，“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①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这一说法多少贬低了人格的崇高地位。他用本能来诠释人格力量，把人与动物等同起来，把人还原为野兽，这不仅不能突出人格力量，反而会消解人格乃至人本身。因为人格一定是高于动物的。野兽层面上的“人格”只能是本能，毫无真正人格可言。陈独秀的这一思路是他的进化论发展的必然结果。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类似于自然界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这一进化论观念隐含着这样的假设：人可以还原为动物。既然可以在动物的层面上理解人，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自然界的层面上理解社会，把社会当作“动物园”。
①《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第6页。
陈独秀进一步认为，真正的抵抗力不仅表现为兽性的竞争，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陈独秀讲“兽性”的立足点是强调人格力量的积极影响，抵消以兽性贬低人格的消极影响。创造观念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青年人格的力量观念。“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步了。”①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对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的关注不是没有理由的。柏格森推崇创造意志与陈独秀反对传统宿命论、肯定人力的思路是一致的。当然，除了意志的因素，新青年人格的创造力量的要素主要是科学理性所赋予的。
创造力量还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要真正使现实力量发挥出来，现代人格还应具有相应的能力。②从底线上说，一个理性的现代平民应当具有谋生求幸福的能力，这种能力或力量不仅表现在人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人凭借其能力获取财富创造生产力，还表现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中，人有能力独立地处理人际关系与社会事务。
综上所述，陈独秀在天人之辨上强调人力，突出新青年人格构成中的力量观念，认为新青年人格是有兽性精神的人格，具有竞争性和创造性，“新”就新在竞争力量和创造力量上。这对于对抗天命、反对儒学教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和陈独秀强调人格中的人力、能力因素相似，胡适也对人格的能力之维格外注重。胡适对能力偏向的注重是与事功原则相联系的。这是对传统圣人人格主张德性偏向的超越。胡适认为现代平民化人格的一个关键在于能力的培养。“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功夫。”③面对学生游行，胡适不赞成学生参加学生运动而荒废学业的做法，认为学生应该成为有用人才，这一思想表达的是胡适设想的“娜拉式”人格的能力偏向。
①《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28页。
②这里所谓的能力不同于一般的技艺，也不同于工具价值层面上的手段，真正的能力可以确认人格的内在价值，是个体存在之所以可能的现实性条件。
③《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414页。
注重人格的能力品格的现代传统在新儒家那里也有所体现。倡导新心学的贺麟提出现代儒者的人格学说。儒者首先与自然打交道，儒者人格展开于天人关系中。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力量观念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人凭借其力量征服和驾驭自然。力量构成儒者人格的内在原则。与力量观念一起得到提升的是能力观念。这从贺麟对儒者的界定中就可看出此点。“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儒者就是品学兼优的人。”①学问技能属于能力。贺麟把能力与道德相提并论，强调平民化人格中的能力品格，这是对严复、梁启超以后在天人关系上强调力量、竞争观念这一思路的延续，同时是对传统儒家贬低技术的看法的批判。在晚清的知识分子中还有雕虫小技、奇技淫巧等说法，这多少隐含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技术与能力文化的某种抵触心理。贺麟的儒者人格说是对此种心理的扭转。
与贺麟同时代的战国策派思想家林同济提出“力”的人生观与战士式人格观，表达人格观念的力量维度。广义地说，“力”有多种意思，包括能力、活力、权力、意志力、生命力等含义。林同济认为，中国的士大夫传统造成的流弊是个人的阿Q化。阿Q是那种没有骨气之人，无刚强之力，为人处世讲究一个明哲保身。在新的“战国”时代，人们必须反对这种阿Q式的无“力”人格观，树立新的人格观：变阿Q为战士。战士式人格的特征是嫉恶如仇。林同济突出这个“嫉”字，强调现代人格的斗争性和力量性品格。个人的人生意义不在于消极的等待或维持，而在于积极地向恶势力宣战，在进取中扩张生命力。一个勇猛的战士，应该凭借其坚强的意志和能力，敢于和世界上所有的恶力量抗争。因此，现代的人格是有“力”的人格、战斗的人格、创造的人格。
总之，受进化论、进步主义等现代观念元素的影响，近现代哲学家在天人关系上更多关注的是以“人力”抗“天命”（自然、教条等），在此观念下的人格也呈现出一种力本论和竞争论的倾向。严复讲“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讲“心力、胆力”、陈独秀讲“兽性”精神、胡适、贺麟讲“能力”都呈现出对人格中的力量、竞争观念的注重。
①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96，第11页。
进入21世纪，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范围内经济、人才、知识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当代中国人对竞争、力量、能力等价值观念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二、人格与功利、道义
现代哲学家在平民化人格的心理学维度上对意志与情欲的认可，对科学理性的张扬，直接关系到功利原则。一方面，感性存在与功利欲求是相通的，认可情欲等感性存在可以视为对功利原则的肯定。另一方面，科学理性既具有工具价值，又具有目的价值。工具意义上的科学理性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呈现为工具理性，贯彻到道德层面，便表现为功利原则。感性经验与功利原则的结合、科学理性与功利原则的结合使平民化人格具有了浓厚的现代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