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人格总是指向人与人格的全面发展。人是身与心的统一体，从心（精神、心理）的层面看，它是理性与非理性（情、意等）的统一体，而知、情、意又与真、善、美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人格的全面发展是知、情、意和真、善、美的有机统一。这是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所作的理解。此处我们对心理学采取了一个广义的用法（本书第三章讲到的“社会学”的用法与此类似）。它并不与现代学科门类中的心理学对应。本书所取的含义比学科的心理学所指的更广。
现代中国哲学家对平民化人格理想的设计，总体的倾向是追求知情意、真善美的统一，这是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学说的继承。但是，不同的哲学家，对知、情、意和真、善、美的强调又各有偏重，有的偏重意志、情感一面，有的偏重理性一面。同时，他们对理性、意志、情感内涵的理解赋予了现代的意义，这多少是对传统抽象的圣人理想人格理论的克服与超越。我们讨论现代中国的平民化人格之可能性话语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阐发知、情、意的现代内涵，揭示平民化人格的心理结构或机制。
一、人格的意志之维
中国近代许多哲学家如龚自珍、谭嗣同、章太炎等都重视理想人格构成中的意志之维，呈现不同程度的唯意志论光环。
龚自珍是近代最早一批重视意志力作用的哲学家之一。他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①这话揭示出两个重要的现代观念即“创造”和“自我”。一方面，他直接批判传统的圣人观，认为世界是人创造的，历史主体是人，不是天命，是众人，不是圣人，这就突出了天人之辨上创造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他认为众人的主宰是自我意识，这就突出了自我的观念。自我主要依靠什么来创造世界和历史呢？他说，靠“心力”。何谓“心力”？“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①此处他讲“心力”指精神力量，含义比较宽泛，包括知情意等内涵，但主要指意志力。从动力因上看，意志是创造世界活动的基本动力。所以，在龚自珍对人格理想的设计中，有创造力的意志是一个核心范畴。
①龚自珍：《尊隐》，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第104页。
谭嗣同是龚自珍之后十分注重“心力”的哲学家。他说，“心力”可以创造自然，“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②他提出以“心力挽劫运”，突出意志对于社会改革自强的重要作用。宽泛地讲，“心力”可分“愿心”和“机心”两种，挽劫运的是“愿心”，它以仁为价值取向。“机心”是那种重算计的心力，往往会造劫运。既然意志既可造劫运，又可挽劫运，那么，在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民族大业何去何从，就需要由意志来权衡，来抉择。如果民众都能发挥“愿心”，飘摇衰败的国运便可挽回。所以，谭嗣同认为仁人志士在冲决网罗、启蒙民众时，一定要有坚强的意志力，坚定的理想信念，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意志的抉择和坚定是理想人格的内在品格。
受到龚自珍和谭嗣同等“心力说”的影响，梁启超的“新民说”也推崇豪杰之“心力”，突出心力（意志）在主体本质力量构成中的重要地位，呈现出唯意志论的倾向。他在《新民说》中指出：“盖心力涣散，勇者亦怯；心力专凝，弱者亦强。是故报大仇、雪大耻、革大难、定大计、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谋，鬼神所不能通者，莫不成于至人之心力。”③缺乏意志，勇敢者也会变得胆怯；意志坚定，弱小者也会变得强大。那么，心力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来自灵感。“千万之英雄豪杰、孝子烈妇、忠臣义士，以至热心之宗教家、美术家、探险家，所以能为惊天地泣鬼神之事业，毕起于此一刹那顷，为此‘烟士披里纯’之所鼓动。”“烟士披里纯”（灵感）很难捉摸，难以明状。为获得灵感，必须做到至诚专一，“有可以得之之道一焉：曰至诚而已矣”。也就是说，必须做到意志的专一与坚定，这样，意志就具有无穷的力量，可以成就“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业。所以，“至诚者，人之真面目而通于神明者也”。①
①龚自珍：《尊隐》，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第108页。
②《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第460、357页。
③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189页。
章太炎作为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也强调意志在社会革命中和人格构成中的作用。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夫欲自强其国种者，不恃文学工艺，而惟视所有之精神”。②这精神主要指意志力。富国强兵主要靠革命的意志，凭意志坚持革命原则。他认为，革命者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力，有“执著之性”。在道德层面上，他提出“依自不依他”命题，“自”是主体，更多指主体的自由意志，“他”指某种异己的力量或规则。他认为道德行为必须依靠自己的意志自由，而不依赖他人或其他力量，这正是人格独立的表现，突出了个体性原则。个性背后的支撑力正是意志。
“五四”运动后，不同哲学派别如现代新儒家、激进主义者等对理想人格构成中的意志之维仍表现出相当的重视。
现代新儒家继承近代先驱哲学家重视意志的传统，在新的形势下格外推崇意志的力量。他们大多提倡理想人格设计中的意志品格，总体上显出唯意志论的倾向。
现代新儒家代表张君劢在讨论人生观时对意志自由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张君劢认为科学与玄学论战的核心是自由意志问题，人生观“可以人类意志左右其间，而日在创造之中者也”。③他对意志的分析和考察侧重于意志的自由（选择）品格一面，相对忽视意志的专一（坚定）品格一面。他说：“故曰人生者，变也，活动也，自由也，创造也。惟如是，忽君主，忽民主，试问论理学上之三公例（曰同一，曰矛盾，曰排中），何者能证其合不合乎？”①意志自由表现在政治上，“忽君主，忽民主”，这其实是对意志自由品格的滥用和误解，意志自由并不等于随心所欲，说变就变，那种“忽君主，忽民主”的做法恰恰是没有意志自由的表现。这表明他对意志的两种品格即自由和坚定缺乏认识，他是以自由品格遮蔽了坚定品格。从理论上看，意志的坚定性品格，不仅表现在理想人格的实现需要意志的坚定性和坚韧的毅力，而且表现在意志力的贯彻实施需要一定的专一性，表现在主体的自由选择需要一定的魄力和无畏的胆略。张君劢对理想人格构成中意志的坚定性品格及其表现多少有所忽略。
张君劢对意志自由品格的偏重和他对因果律的理解有密切关系。他认为科学的因果律只管物质不管精神，人类的自由意志（精神）问题，“非在形上学中，不能了解”。他在人的意志自由与科学的因果律之间划界，认为两者各有自己的地盘和界限，人的一切活动出于自由意志，具有主观、直觉、综合、单一性等特点，而意志具有自由的品格，不受因果律约束。意志自由是人格理想的重要特征。
①《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第526、527、528页。
②《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182页。
③《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第68页。
与张君劢类似，熊十力也很突出理想人格中的意志自由品格，认为意志是人格构成的核心，意志高于理智，理智是意志的作用。但是，他对意志的理解不同于一般的唯意志论者，他反对柏格森等人的观点，反对把意志说成是本能冲动或盲目意欲。他认为意志本身是自觉的、合理的，正是这种觉悟化了的意志，才能消除染习，造就理想人格。由此可见，张君劢、熊十力等新儒家强调现代人格构成中的意志自由向度。
如果说现代新儒家在理想人格的设计上重视意志的自由品格，有唯意志论的倾向，那么，以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在与张君劢的辩论过程中则走向另一个极端，相对忽视平民化人格中的意志自由品格。
①《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第80页。
科学派提出科学的人生观，将人生理想科学化。由于他们对科学的理解还停留在二三百年前的水平上，因而他们对现实之“我”与理想之“我”的理解不免染有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色彩。吴稚晖主张一种“人欲横流”的人生观。他把人与动物作比较：“动植物且本无感觉，皆只有其质力交推，有其辐射反应，如是而已。譬之于人，其质构而为如是之神经系，即其力生如是之反应。所谓情感、思想、意志等等，就种种反应而强为之名，美其名曰心理，神其事曰灵魂，质直言之曰感觉，其实统不过质力之相应。”①一方面，他将人生问题还原为实证科学问题，把人的种种精神力量化约为动物本能，忽视意志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他诉诸“质力交推”这种机械作用来说明人之知情意，把人等同于物，把意志的能动作用等同于机械作用。科学派用还原论和机械论驱逐了人格理想中的意志自由原则。
科学派对自由意志的消解还与他们对科学因果律的理解有关。张君劢认为科学受因果律的支配，而人生观之域受自由意志支配，两者各不相干。科学派对这一观点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科学因果律具有普遍性，是宇宙间的根本法则。胡适就说，“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②王星拱也说，“科学是凭藉因果和齐一两个原理而构造起来的；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③从日常生活世界到内在精神世界都受因果律的宰制，这是用因果律逐出自由意志于人生理想之域。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派以科学理性的名义消解了意志自由。这与一些现代新儒家从本体论的角度肯定自由意志的思路有着较大的差异。
从理论上分析，科学派对自由意志的消解意味着对主体性原则的忽视。王星拱就很坦率地宣称：“我是物的分子。”从物或机械的维度诠释人，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内涵和人道原则，蕴涵着消解人生主体与人格理想的思维趋向，因为以物界定人，等于取消了主体，主体的取消也意味着人格的消解。所以，科学派所建构的现代平民化人格是有缺失的，忽视在人格构成中自由意志的重要成分，抽掉了知情意统一的平民化人格的意志向度。
①《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第345页。
②同上，第24页。
③同上，第285—286页。
如上所说，现代新儒家大多主张意志等非理性因素是世界之本体，从本体论高度高扬意志，这一观点落实到理想人格学说上，自然引出对意志自由品格过分推崇的结论，从而在人格理论上显出唯意志论的色彩。以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在批评张君劢的人格学说时以因果律消解意志自由原则，显出另一种极端的理路。与新儒家和科学派的人格学说不同，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者对人格构成成分中意志的态度颇为公允，对意志的自由品格和坚定、专一品格予以双重确认，呈现出较为合理的理路。
有激进倾向的鲁迅认为，国民即使有强健的体格，但没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只能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要改变中国人“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的保守心态，就需要摩罗诗人，需要精神界的战士，像拜伦、雪莱、普希金等人，他们“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这些精神战士“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勇猛的斗志，他们成为理想人格的现实典范。同时，他们的意志必须是自由的。行为的选择出于意志自由，并非迫于外力或权威。他说：“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①主体的人生选择和负责态度完全取决于主体意志自由。所以，鲁迅认为理想人格对于意志的要求有二：一是坚强的意志，保证人格的一贯性；二是自由的意志，保证人格的独立性。较之张君劢偏重人格构成中的意志自由品格和吴稚晖忽视意志自由品格两种不同进路，鲁迅的看法无疑是一种健康的理路。
尽管鲁迅确认意志的自由和坚定品格，但是相对而言，他对意志的坚定性品格更为重视。当时鲁迅非常欣赏尼采的“意力主义”，认为救国的首要任务是培养理想人格，培养“绝大意力之士”和“勇猛奋斗之士”。这些“士”的共同点之一是他们具有坚定的意志。这和章太炎强调革命者必须有坚强意志力、有“执著之性”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
①《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1页。
和鲁迅偏重意志的坚定品格类似，马克思主义者对理想人格中的坚强意志力量也比较看重，陈独秀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将坚定性品格进一步提升为坚韧、不妥协的精神，显示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①当然，这也不免使其带上唯意志论色彩，以至认为“历史由人们贪得无厌的意志造成”。同时他相对忽视意志的自愿原则。
毛泽东经常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里的“精神”可以泛指精神风貌或精神状态，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精神状态就是革命意志。毛泽东说：“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②坚强的革命意志是共产党员人格的内在向度。一方面，有了坚强的意志，就有了自信心，就不怕困难和牺牲，“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另一方面，有了坚强的意志，就有了毅力和韧性，就会百折不挠去战胜困难险阻，“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在某种意义上，真正的共产党员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人格的现实展现，所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人格的内在品格。
①《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第6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547页。
总的来看，对意志品格的重视成为现代新儒家、革命者在人格构成学说上的共识。这有其合理性，理想人格的内在构成成分应该是知、情、意的统一，像科学派那样忽视自由意志实质上是对理想人格学说本身的曲解。总之，新儒家、革命者和科学派在对待人格构成的意志之维时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理路：一些新儒家如张君劢、熊十力比较偏重意志的自由品格，表现出唯意志论倾向；吴稚晖等科学派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消解了意志的自由品格；一些革命者如鲁迅既肯定人格构成中的意志自由品格，表现出对新儒家人格学说的认可和对科学派人格学说的批判，又肯定意志具有坚定品格，表现出对新儒家人格理路的超越，从而呈现出一种建构人格理想中意志成分的合理趋向。这三种理路对我们的主要启示在于：在当代的平民化自由人格的建构过程中，既不能像科学派那样忽视意志自由问题，也不能像新儒家那样过于突出意志自由，相对遮蔽意志的坚定品格，较为可取的进路是鲁迅等革命者对待人格构成中意志成分的合理态度，既确认意志的自由品格，又确认意志的坚定品格，同时要防止可能出现的种种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