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华各民族的核心汉族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东汉是西汉王朝的延续，经济文化在西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对外交流逐步扩大。然而，东汉中期开始，宦官、外戚交替专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同时，阶级矛盾爆发，终于引发了人民起义。
西汉（又称前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它与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的东汉（又称后汉），合称“汉朝”，是中国第一个强盛稳固的朝代。两汉之间曾有王莽篡汉自立的短暂新朝。
汉高祖：白登之围与和亲政策期李悝所制定的《法经》六篇（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的基础上补充了户律（户口管理、婚姻制度和赋税征收）、兴律（主要规定征发徭役、城防守备）和厩律（主要规定牛马畜牧和驿传方面），一般所说的汉律就是指《九章律》。
刘邦重用叔孙通整理朝纲，叔孙通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著，为汉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在法律思想上，以儒家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取消秦朝“严刑峻罚”的做法，废除连坐法及夷三族，提出了“德主刑辅”。即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达到宽柔相济、严松相当的统治效果。
四、在经济上，刘邦废除秦朝苛法，豁免其徭役，减轻人民的负担，“与民休息”；释放奴婢，凡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让士兵复员归家，给予他们土地及住宅，使他们从事生产劳作，迅速恢复提高国民经济。
同时鼓励生育，扩大劳动力。大力发展农业，抑制打击唯利是图的商人及残余的奴隶主阶级。刘邦还接受娄敬的强干弱枝的建议，把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和豪杰名家十余万口迁徙到关中定居。刘邦使百姓得以生息，民心得以凝聚，国家得以巩固。
五、在发展文化事业方面，刘邦建立规模宏大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石渠阁等。
经过刘邦的一番整顿，在他末年时，经济已经明显好转，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刘邦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是真正统一中国的人，可以说他是“汉始皇”，创造汉民族的人。他在汉初制定的英明国政，不仅使饱受战乱的中国得以休养生息，还开创了以后“文景之治”的富裕与奠定了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坚实基础。
刘邦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的政治制度和对后世的安排使大汉延续了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统一王朝。
白登之围与和亲政策的出台
自从在秦始皇统治时期打败匈奴以后，北方平静了十几年。到秦灭亡之后，中原发生了楚汉相争，匈奴就趁机一步一步向南打过来。
汉高祖的时候，匈奴的冒顿单于带领四十万人马包围了韩王信的封地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抵挡不了，向冒顿求和。汉高祖得到这个消息，派使者责备韩王信。韩王信害怕汉高祖办他的罪，向匈奴投降了。
冒顿占领了马邑，又继续向南进攻，围住晋阳。汉高祖亲自赶到晋阳，和匈奴对敌。冒顿单于派出四十万精兵，把汉高祖围困在白登山。周围的汉军没法救援，汉高祖的一部分人马在白登，整整被围了七天，没法脱身。
高祖身边的谋士陈平打发了一个使者带着黄金、珠宝去见冒顿的阏氏，请她在单于面前说些好话。阏氏一见这么多的礼物，心里挺高兴。在冒顿面前替刘邦求情，冒顿听了阏氏的话，第二天一清早，就下令将包围网撤开一角，放汉兵出去。汉高祖逃出了虎口，自己知道没有力量再去征服匈奴，只好回到长安。
白登之围是匈汉战争的关键。对于匈奴和西汉这样新兴的大帝国来说，建国早期所发生的每一件大事件，可能都会影响日后数百年的发展。白登之围，称得上是西汉帝国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即使汉武帝战胜匈奴之后，仍对它耿耿于怀，并下诏追叙“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
但是白登之围让汉朝人学会了不少东西。他们开始在势力弱小的时候，委曲求全，寻求和解之道，于是产生了很受争议的“和亲政策”：汉朝皇帝将自己的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做阏氏。这个政策，在今天看来，可能极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不免被女权主义者大大挞伐一顿。不过，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乱世，和亲也不失为缓解战争、解救苍生的一种方案。
汉惠帝：吕后阴爪下的衣钵继承人
公元前194年，十七岁的刘盈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惠帝。惠帝即位后实施“仁政”，减轻赋税，提拔曹参为丞相，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是惠帝优柔寡断，软弱无能，在位期间大权掌握在母亲吕后之手，司马迁甚至不设惠帝本纪，而设吕后本纪。汉惠帝受到母亲极大的压力，且在茅厕见到戚夫人成了“人彘”惨状，最后抑郁而终。
太子争夺战
公元前205年，七岁的刘盈被立为太子。当初，高祖宠幸戚夫人，戚夫人有一子名曰刘如意，刘如意聪明伶俐，英武果敢，作风很像汉高祖，汉高祖觉得太子刘盈优柔寡断，软弱无能，便想废刘盈。刘盈的母亲吕皇后采用了张良的计谋，请大贤“商山四皓”来替刘盈说话并辅佐，刘邦惊觉太子“羽翼已丰”，才打消废太子的念头。
吕后专权
汉惠帝继位后本来应该和后来的文帝、景帝一样有更大的作为，但因为母亲吕后处处牵制汉惠帝，所以，汉惠帝很不开心，最终过早地去世了。汉惠帝的早逝主要源于两点：
一、对皇后的选定。
惠帝在做太子时因为年纪太小，所以没有娶太子妃。等他做了皇帝，便由母亲吕后选了张氏为皇后，但张氏是惠帝的亲外甥女，按照现在的观念和法律，是典型的近亲结婚。
但当时还是流行这种亲上加亲式的婚姻的，后来，因为张氏长时间没有生育，吕后便又自作主张，让张氏对外宣称自己已经怀孕，然后将一个宫中美人生的儿子据为己有，并立为太子，然而，其生身母亲却被吕后杀死了。
二、母亲吕后的残忍。
这是造成惠帝早死的最重要的原因。刘邦活着的时候，风流好色，他宠幸很多的后宫姬妾，却冷落了吕后，这使吕后非常嫉恨。等刘邦死后，吕后当了太后，便对以前的姬妾们进行迫害，有时竟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对于原来曾威胁惠帝太子地位的戚夫人，吕后的报复让她自己进入了遗臭万年的行列：吕后先是让人拔光戚夫人的头发（当时男子剃掉头发是一种侮辱的刑罚，对女子就更是一种极重的侮辱了），然后戴着枷做舂米的重体力劳动。后来，将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骗到长安用毒酒杀死。然而，吕后觉得这还不够解恨，她又残忍地将戚夫人的四肢砍断，挖去眼睛，熏聋双耳，灌药使她变成了哑巴，最后扔到了茅房，称之“人彘”（即像猪的人）。就这样，戚夫人在茅坑里爬了三天才死去。
吕后对自己的杰作很得意，高兴地拉着儿子刘盈欣赏“人彘”。刘盈知道那个“人彘”是戚夫人后，吓得脸色大变，受到了极大刺激，痛哭不止。他大叫：“这不是人做出来的事！我是你的儿子，我没脸再掌管天下了！”此后便大病了一年之久。
汉惠帝病情好转后也不再上朝处理政务，每天就是饮酒作乐，迷恋后宫，就这样，惠帝做了七年有名无实的皇帝，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就过早地死去。惠帝死后，吕后又执政八年。这前后十五年，是大汉王朝从建国到文景之治的过渡时期、奠基时期，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俗话说：“将门虎子”。刘邦以一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但继承他皇位的汉惠帝刘盈，却是一个生活在母亲擅权阴影下的皇帝。他在位七年，所作的业绩寥寥无几，不过对于资质浅薄的汉惠帝而言，他只要保证坚决执行父亲创立的一套政策，上乘父制，善尽职守，就可国泰民安了。的确，汉惠帝也在汉王朝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就凭这一点，汉惠帝也算得上是个好皇帝了。
吕后虽然身为一介女流，却具有政治家的眼光和风度，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吕后却不遗余力地杀害刘氏子孙，除了女性的报复心理外，还有借此壮大吕氏家族的政治目的。吕后的所作所为虽然招致日后吕氏的灭门，甚至连刘盈一支也被赶尽杀绝，然而却无形中冲击了分封制。如此说来，吕后也算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性统治者。
汉文帝：刑政改革与治平之世
汉文帝刘恒，以德政治天下，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太平盛世——“文景之治”。
公元前180年，高后吕雉（吕后）病死，遵照吕雉的嘱咐，吕产、吕禄各自住驻北军和南军不敢离开，他们聚兵长安，妄图发动政变，夺取帝位。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刘姓宗室集团和功臣集团结成联盟，共同诛灭诸吕。齐王刘襄发难于外，周勃夺取北军于内，杀尽诸吕的所有男女成员，史称“周勃安刘”。
诸吕被灭以后，有人提议立齐王刘襄为皇帝，他不仅是高祖刘邦的长孙，而且有首先起兵反诸吕之功。但因为齐王的母舅家族势力比较强大，大臣们害怕再来一个吕氏专权，所以被否决了。
周勃和陈平主张立代王刘恒。汉文帝的母亲薄姬是吴（今江苏苏州市）人，秦末，魏豹自立为魏王，纳薄姬为妾。楚汉战争初期，魏王豹被韩信、曹参打败，她也成了俘虏，后被送入织室织布。刘邦见薄姬有些姿色，就纳入后宫。公元前203年，她便生下了刘恒。刘邦专宠戚夫人时，薄姬基本上就没有被宠幸过，在后宫争宠中属于中立派，为人谦和，这正是她没有遭到吕后暗算的一个原因。大家认为“代王方今高祖亲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固顺，以仁孝闻于天下。”这是众人能接受的惟一方案，得到了赞同，于是派人去请代王。由此可见，文帝登基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汉文帝采纳贾谊的治国方针，首先安民以巩固西汉的统治。减省租赋、减轻徭役、令列侯归国、废除过关用传制度、躬修节俭等。由于文帝采取了上述的方针和措施，就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
在司法方面，文帝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肉刑，改革刑制。此次改革的起因是缇萦救父。同时体现了文帝的“德政”。这一刑制的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中国古代刑制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阶段的标志。这一改革，为刑制向新“五刑”（笞、杖、徙、流、死）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在外交政策上，文帝则继续采用高祖的和亲政策。
在汉初，皇权的核心部分主要由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构成。三大集团既有共同利益，又各有特殊利益，而每种势力的消长都可能引起皇权结构的变动。所以，任何势力过度追逐自身利益，都会打破均衡，导致冲突。诛除诸吕就是这种冲突和斗争的结果。因为文帝母族“薄氏谨良”，即软弱谨慎，对宗室和功臣两大集团构不成威胁，所以才得到他们的首肯。皇权的这种结构关系，使文帝不可能推动积极有为的政策。刘恒之“势”天生不足，必须掩饰自己的权欲，必须实行妥协的政策，以免刺激宗室、功臣集团出现过敏反映，诱发不测事件。所以，这些潜在的因素成为埋藏在汉王室中的不定时炸弹，且如影随形一直伴随着汉王室。
汉景帝：平“七国之乱”创盛世天下
汉景帝刘启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
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史称“吴楚之乱”或“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立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吴王刘濞开铜矿，铸“半两”钱，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于是吴国经济迅速发展，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
文帝时，吴世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汉景帝）博弈，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世子砸死。太子因为一盘棋竟然打死了自己的嫡长子，而且一点没有道歉的意思，这使刘濞大为恼火。当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
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和好的意思，反而更加骄横。
汉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晁错的父亲得知此消息，立即大骂晁错不孝，并与其断绝父子关系。
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以卖官等各种无理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六个县。
公元前154年1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遍告各诸侯国。消息传来，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发难后，即率二十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三十六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诛其九族。可怜晁错虽然一片忠心，但削藩的方法毕竟不能使诸侯服气，只能使问题进一步激化，并且给了七国一个发兵的理由。
虽然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周亚夫率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刘濞逃到盟友东瓯国，被东瓯王所杀，七国之乱平息。
平定叛乱后，汉景帝为了加强统治，恢复社会经济，继续沿用“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
一、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