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狡猾的希特勒采取了和其他政党完全不同的策略，他选择了中间道路。在一次针对鲁尔危机的公众集会上，希特勒宣称：“我既不愿意站在‘十一罪人’一边去反对法国人，也绝不会参加现政权的‘消极抵抗’运动。”这个立场使纳粹党获得了空前的声誉。纳粹党一跃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政党之一。希特勒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和戈林、罗姆、罗森贝格、赫斯等人一起，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11月8日晚希特勒策划、发动了一场幼稚的“啤酒馆暴动”，这次政变虽然失败了，却让他的名字在德传扬开来。
这个几年之前还是赤手空拳的奥地利下士，想在一夜之间改变巴伐利亚和整个德国的局面。他一开始，就想争取慕尼黑当局和陆军的合作，但他失败了。
由于政变的失败，希特勒受到了审判。11月8日晚上的那些极短时间内的同盟者，成了法庭上揭露他罪行的证人。但希特勒知道怎么做，他巧妙地利用了形势，使自己成为德国人谈论最多的人物之一。他把法庭当成了他宣传的讲坛，他的名字从此不仅在巴伐利亚，就是在整个德国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政变没有成功，可是审判却使希特勒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人物”，而且，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竟成了一个爱国志士和英雄。纳粹党的宣传立刻把这次政变说成是他们运动中的伟大传奇之一。
德国各大报纸头版头条都在宣传慕尼黑的纳粹党如何有组织性，其领导人希特勒如何善于雄辩。人们争相传颂着、议论着。世界各地的传媒也纷纷予以报道。鲜花、礼物、同情的信札川流不息地送到了希特勒的囚房。
然而表面嚣张的希特勒下了审判台却在冷静地思考，“平心静气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轻率鲁莽的决定。”啤酒馆暴动失败了，但10年之后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这次滑稽的政变摇身一变成为德国历史上“永垂不朽”的史诗，希特勒下令在此修建纪念碑，每年11月8日都在此隆重集会，以作纪念。
在总统选举活动中，希特勒挥舞拳头，声嘶力竭地攻击政府，煽动德国人民的不满情绪，并将仇恨的目标指向共产党。这是希特勒在柏林路斯特公园，面对数万人进行演讲。根据德国刑法第81条规定，凡企图以武力改变德国宪法或任何一邦宪法者，应一概处以无期徒刑。但希特勒仅被判处在兰德斯堡前炮台监狱服刑5年。而陪审法官还认为判得过严，不少德国人认为根本不应该判刑。主审法官则表示，希特勒服刑6个月以后就可以申请假释。
鲜花与仰慕并没有使希特勒陶醉，相反在难友赫斯的帮助下，他每天伏案沉思，一章接一章地撰写他改造德国、征服欧洲的宏伟蓝图——《我的奋斗》，一本臭名昭著的自传，一个囚犯对整个世界的宣言书。
假如人们稍稍回顾一下二战初期欧洲的惨况，谁都会震惊《我的奋斗》并非病者的狂呓，并非儿语！希特勒早就对这个世界发出挑战，然而欧洲那些一流的政治家，那些古老而文明的国家太骄傲了，他们怎么能对一个囚犯的几句厥词予以重视呢？！那些为世界创造了无穷财富的犹太巨贾，那些为人类文明贡献了辉煌才智的斯拉夫人怎么能相信他们是“糟粕”而予以警惕呢？！
人们已经习惯了国际法则，习惯了自己家园的概念，谁又能去在意一个囚犯的承认与不承认呢？于是张伯伦相信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真的只有对“苏台德地区那么一点点要求”；犹太人在毒气室门前相信希特勒让他们排队等候分配工作；波兰相信希特勒不会进攻他们；苏联相信德国不会背信弃义！
殊不知囚犯是认真的，《我的奋斗》1933年卖了100万册，1940年卖了66万册，德国人人手一册，德国的少年、青年都被灌输了第三帝国的思想、法西斯的蓝图，《我的奋斗》已深入脑海，化成血液，流淌在几乎每一个德国人的血脉里。
5.成就“千秋帝国”
希特勒跌倒得快，爬起来也快，在他刚刚出狱不久，戈林、罗姆等一班助手很快又回到他的身边，各奔东西的纳粹党徒们也纷纷汇拢，挫折之后，他们更加团结，对希特勒更加崇拜了。
尽管希特勒野心勃勃，但他不敢再轻举妄动。他一面重新积蓄力量，伺机东山再起，一面建立了一个复杂严密的党内机构，这个党从1925年的2万多人，到1929年时已达17万多人。
希特勒将罗姆领导的冲锋队改组成为一种武装团体，拥有几十万队员，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
接着，他又着手建立自己的嫡系武装团体——党卫队。党卫队员必须宣誓效忠“元首”。当海因里希·希姆莱刚接手党卫队时，党卫队只有200名左右的队员，然而到他结束他的党卫队工作时，党卫队已统治了整个德国。即是在整个欧洲战区，党卫军也成了一个令人胆颤心惊的团体。而高居这个错综复杂组织塔顶上的则是希特勒，他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枪杆子。
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给希特勒创造了一个好条件，他等待着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别人的悲惨痛苦，对他则是天赐良机。银行的倒闭，企业的破产，使纳粹分子变得更疯狂了。
希特勒看到，夺取政权的新机会已经到来。善于等待时机，又善于抓住时机是他的一大法宝，他要将其变成他实现政治上野心的机会和力量。
1929年10月从美国华尔街开始，在全世界刮起了一场黑色风暴。外国资本家纷纷撤走投放在德国的资金，德国经济一泻千里。失业、饥饿、失望、恐惧、怨恨、仇视笼罩着德国。
德国政府坐不住江山了，总理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轮又一轮，谁也没有回天之力，群众不满了，又走上了街头。垄断资本家不满了，四处寻找自己的代理人。
这个时候希特勒又站到演讲台上去了，他抨击政府，他向垄断资本家许愿保证给予他们足够的市场，他向工人保证不会失业，向农民保证会有土地，向商人允诺不征重税，仿佛他的帝国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更激进，他也不在乎了，只要有人支持他，只要人们去选票站投他的票。
冲锋队、党卫队身穿制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颓丧的人群，吸引无数人羡慕的眼光，青年人反正无事可做，不如去参加冲锋队，又有饭吃，又神气。冲锋队壮大了。
垄断资产阶级慷慨解囊，给纳粹党提供巨额资金，给源源不断的冲锋队新队员发放装备，组织大型、巨型的演讲会，让更多人加入到纳粹党的阵营中来。冲锋队员在街头搭起施粥站，饥荒的人们如同当年维也纳街头的帝国元首感激涕零：纳粹党真是太好了！
1930年纳粹党徒由1929年的17万猛增到35万，这一年纳粹获600多万张选票，一跃而为全国第二大党，第三帝国的美梦只有一步之遥了。
德国的垄断资本家看到希特勒竟有如此能耐，都把赌注押在他身上。鲁尔煤炭辛迪加作出决议，每出售100吨煤，就抽出5马克给纳粹党，一年竟达600万马克。其他的垄断资本家也纷纷解囊，为纳粹党提供经费。他们不仅答应更慷慨地解囊，而且就纳粹党的执政问题达成原则协议。他们联名上书兴登堡总统，以公开要求“民族运动的最大集团的领袖”希特勒上台执政。
这样，希特勒不仅给陆军戴上了紧箍咒，而且也笼住了大资本家。现在他可以左手拿来大亨们送来的钱，右手拿去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欺骗。
在1932年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在全国各地散发数以千万计的宣传品，大小头目和冲锋队全部出动，希特勒精神百倍地四处演说，甚至坐飞机一天到10多个地方进行“飞行演说”。这使纳粹党在7月31日的选举中更上一层楼，一共获得1370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占230席，成了国会中第一大党，戈林夺得国会议长的宝座，纳粹党成为左右国会的重要力量。
在风雨飘摇的德国政治生活中，共和国进入了它的垂暮之年，它像一叶骇浪中的小舟最终在希特勒纳粹党这块张开虎口的礁石前粉身碎骨了。
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施莱彻尔将军利用和兴登堡儿子的私人关系成了总统本人的好友。在德国最后一任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曼·缨勒辞职后，施莱彻尔在兴登堡面前力荐弗朗兹·冯·巴本出任总理。巴本一上台就讨好希特勒，解散了国会，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使纳粹党的活动去掉一切顾忌。然而由于巴本无法满足希特勒的胃口，希特勒竟和原来把巴本推上台的施莱彻尔本人达成默契，把巴本拉下台。
12月2日，施莱彻尔担任总理后，立即邀请纳粹党二号人物施特拉塞当副总理，企图分裂和控制纳粹党。但希特勒提前罢了施特拉塞的官，同时又回头和巴本联姻来算施莱彻尔将军的帐，与此同时，他还大走兴登堡儿子的后门，通过威逼和许诺使他在其父面前多多美言，进言“必须让纳粹党参加政府”。就这样，希特勒比想控制他的一个个阴谋家都计高一筹，在较量到最后一分钟时终于被任命为总理，掌握了德国政界的大权。1933年1月30日，魏玛共和国的丧钟，德国人14年来徒劳无益的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丧钟终于敲响了，希特勒以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
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召开内阁会议，研究反共、限共的措施。2月，宣布禁止共产党的示威运动，并封闭了共产党的报纸。
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一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这天晚上，纳粹党头目戈林指挥放火烧毁了国会大厦，然后诬陷共产党，造谣纵火者是荷兰共产党范·德·贝卢。当天晚上就逮捕了1万多名反法西斯战士，在以后的三四个月里，被捕人数达六七万人。
在“纵火案”的第二天，希特勒内阁就通过法令，终止实行宪法中有关人身不可侵犯和言论、通讯、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条款，取消了工会和其他一切政党。纳粹党掌握了对每一个德国人随心所欲、生杀予夺的大权。
1933年3月23日，希特勒软硬兼施，逼迫国会通过所谓授权法，授予他立法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和宪法修改权，使他成为不受议会任何约束的总理。
1934年8月2日，87岁的德国总统兴登堡逝世。希特勒把总理和总统职务合二为一，接管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他花岗石般坚硬的意志，能呼风唤雨超一流的嘴巴，15年来党内外的辛勤耕耘，强奸民意和移天易日的手法终于使他如愿以偿：他站到了大独裁者的位子上了。
希特勒一党独裁的中央极权的第三帝国的“千秋大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6.希特勒的恐怖极权统治
人类所有专制中，最糟的是折磨精神的专制。伴随着政治恐怖的是希特勒匪帮的文化恐怖、舆论恐怖、教育恐怖和宗教恐怖。
1933年5月10日晚，柏林发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中世纪末期以来未曾看到过的景象：在国歌声中戈培尔亲自指挥成千上万名学生，把洪堡大学对面广场上堆积如山的2万多册书籍付之一炬。被焚毁的不仅有马恩列斯著作，著名作家、诗人歌德、海涅、高尔基和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人的著作也都未能幸免。
1933年9月22日纳粹政府又成立了德国文化协会，其目的在于“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
在戈培尔博士精心管理下，第三帝国很快就出现了令人满意的“舆论一律”场面。许多报纸被取缔，剩下的则都操起了清一色的纳粹口吻。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编辑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是清白的，而且它们的工作方式都是统一的。每天早晨，各报的编辑、记者就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或他的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标题如何列等等。可怜的德国人在舆论恐怖的压制下，或者心甘情愿，或者身不由己地按他们仅能听到的一个声音——元首的声音去思想，去说话，去动作。
每一个纳粹反对派都会对希特勒毫不含糊的教育观感到不寒而栗。希特勒在谈到争取青年的问题时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地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每一个教职人员都必须是“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的；而所有从6岁到18岁的青少年都必须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种组织，接受纳粹政治军事训练。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许多青年可悲地被培养成不学无术、满脑子种族优劣偏见的纳粹人才。
希特勒在维也纳时就成了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在埋头阅读大量很畅销的反犹书籍后，希特勒看出了犹太人的区别。他说：我“一闻到这种穿长袍的人的气味，就感到心中作呕”，我发现“这一‘上帝的选民’的道德污点”，发现卖淫和贩卖妇女大部分是“犹太鬼”干的。他激烈谴责粗野可厌的长着罗圈腿的犹太“狗杂种”，说他们诱奸数十万天真纯洁的基督教女郎，从而玷污了她们的血统。
对犹太人的这种刻骨的仇恨，直到希特勒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他胸中燃烧。在他临死前的遗嘱中仍然不忘对犹太人的攻击，他咬牙切齿地写道：“时光会飞逝，但是在我们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们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们：国际犹太人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正是这种顽固不化的仇恨，使希特勒一上台就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犹恶潮。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演讲，指出如果犹太人挑起战争（这当然是莫须有罪名），将导致“欧洲犹太民族的彻底消灭”。战争爆发后，希特勒迅速征服了大多数犹太人居住的东欧地区，使他有机会实现“消灭”他们的宿愿。
1941年夏秋，希特勒发出“最后解决”的密令，这是“灭绝犹太人”的隐晦说法。党卫队恶魔海德里希立即进行了布置，他向15名和落实元首令有关的高级官员说：“在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的问题的过程中，牵涉到的犹太人近1100万。”解决方法是：弱者“自然淘汰”，强者集体屠杀。
屠杀开始了，其中灭绝营毒气室的杀人方法在“最后解决”中获得最骇人听闻的“成就”，奥斯威辛“死亡工厂”曾创下46天毒死30万人的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