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谓旧常态，就是用高投资支撑高速度。这种旧常态，中国已经维持了30多年。显然，这种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增长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就开始逐步下行，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2009年的强刺激以后，中国的GDP曾经维持过三个季度以上的增长，然后就进入了下行的通道。在2010年的第三季度，降到了10%以下，到今年的第三季度，降到了7.3%，其间虽然有好几次宏观经济的刺激动作，但对于支持GDP的回升来说，效果越来越不明显。
从今年（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刺激动作，但第二季度的GDP增长率仅提高了0.1个百分点，接着又下来了。10月又开始了一轮投资上的扩张，但这次收效更微。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GDP增长的速度下降了，是许多客观因素决定的，而且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逐步下行的通道。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增长逐渐下行到中速增长？我想我已经多次说过，我们现在通常运用的一种分析理论框架就是“三驾马车”，用它来预测中国的中长期增长，从方法论上来说，我们就错了。
讨论中长期增长的趋势没有太大的争议，但应该用经济学上所谓的“生态函数”来讨论，也就是说，支持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总量以及增长的趋势。哪些因素呢？不外乎劳动力、资本、效率等，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过去很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一个因素是新增劳动力。我们知道，中国有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支撑了过去这30年的高速增长，新增的劳动力、新生的劳动力，还有农村转移到工商业的劳动力都很强劲。
第二个因素是投资，投资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个因素是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或者效率的提高支撑了经济的增长。
但是，从21世纪以来，这些基本因素发生了许多变化，使得它们不再能支持很高的增长速度。
具体来说，首先是新增劳动力。早在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就提出刘易斯拐点出现了，人口红利逐步缩减，以致消失。
其次是投资。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一直是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分析，单纯地依靠投资，增长是不能持续的。最初做出分析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投资率不断提高的增长方式，认为这必然引起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产能增加，而消费率下降使得最终需求不足，这就造成了所谓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走。长期靠投资来拉动增长，使得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严重问题。所以，继续靠大量投资来拉动增长，不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造成很严重的宏观经济隐患，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再次是生产率。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以后的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资源、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
第二个原因是开放。开放以前，中国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开放以后，中国可以通过引进外国设备、技术，很快地提高技术水平，所以效率提高很快。
这个原因到21世纪初发生了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和发达国家接近了。除了一些很尖端的技术之外，一般的生产技术应该说和发达国家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中国需要创新—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经过消化以后的再创新—来引领生产技术，这样才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然而，在原有的体制下，用创新来引领生产技术是有很大困难的。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从21世纪初开始，生产率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就逐步减少了。
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力道都已经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出现了：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衰退，如果找不到新的动力，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
所以，中国面临着很严峻的任务—找到新的增长动力，说得简单一点，这个动力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高。如果缺乏新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的增速继续下降将是不可避免的。
要用平常心对待GDP的减速
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的轨道转入中速增长的轨道是由各种客观因素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我们只能用平常心来对待。所谓用平常心来对待，就是不能急于用强刺激的老办法去拉动增长。
2009年以来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用这样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时效是越来越短的。经济学中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所以这样的办法是不会有太大效果的，不仅没有多大的好处，反而有很大的坏处。因为用强刺激的办法，大量地注入货币，大量地进行投资，而投资回报却很差，宏观经济的状况就越来越脆弱。
不管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还是企业的负债率，都增长得非常快，已经达到了警戒线或者超出了警戒线。如果频繁地采取刺激的办法，就会使得中国资产负债表的状况越来越恶化，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隐含着系统性风险。
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国家的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剧烈波动。东亚一些国家曾经也有过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比如日本，当初爆发了系统性危机，不但丧失了原来的动力、动态的优势，还导致了国民经济的长期低迷。
我认为中国不应该采取强刺激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不要急于用大量刺激的办法把增长率提升到7.5%以上、8%以上、10%以上。
用平常心对待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趋势，不等于无所作为
如果我们不能在GDP总量减速的情况下改善增长的质量，不能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过去被高速的数量扩张所掩盖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就会爆发出来，造成很多问题。
增长的速度降低了，增长的质量又不好，经济效益就会打一个大的折扣。如果在减速的同时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在保持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人民就能得到更多实际的好处。
过去经济增长的质量差，虽然数量能弥补一部分不足，但实际上它带来的实惠是不多的，因为增长靠的是大量投资的注入，由于增长质量差，新增产值中有很大一部分要重新投入，否则增长的数量就不能弥补未来增长所需要的投资。
如果在减速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也就是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那么，虽然数量低了，但人民和整个经济得到的实际好处要比原来多。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效率的提高，所以，有3%、4%、5%的增长率，情况就很好了。中国也应该争取达到这样一种结果。中国现在应该关注的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数量，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就要全面推进改革
从党和政府的文件来看，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提出了国务院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这是在1981年。这十大方针围绕着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提高效率。虽然这十大方针在执行后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所以成效并不是太明显。
到了1995年，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国家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方针，叫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这个说法在十六大中做了一点文字上的改变，变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我认为它的基本内容是没有变的，就是要从依靠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
虽然这个方针在“九五”“十一五”“十二五”计划中都提出了，但应该说，在“十五”“十一五”这两个五年计划中取得的成绩并不是那么显著，因此在“十二五”中再次提出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出在经济发展方式或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其实，“九五”计划的时候提得很明确，叫作“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另一个根本转变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而且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
但是，在“十五”“十一五”期间，改革的推进有一些迟缓，使得这十年中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显得有些疲软，因此，到“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到了“十二五”期间，党中央再次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跟全面深化改革相配合的。十八大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这就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一个体制上的基础。十八大前后，一些改革的推进虽然是小试牛刀，但已经可以看出成效了。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情况，有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减速很着急，因为按照过去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一减速就可能要出大事，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
虽然经济增长在减速，但中国的就业状况、经济效率的状况、经济结构的状况还在改善，而且改善的情况比“十一五”“十二五”的时候要好得多。
最明显的就是就业，经济增长在一步一步地下台阶，但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好。就去年来说，我们预期的新就业人数是900万，实际就业人数是1310万，完成了预期目标的145%。今年，这个预期目标提到1000万人，10月份就完成了。因此，经济减速并没有导致失业增加、就业困难和社会不安。
另外，结构的变化。党中央在“十一五”的时候决定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主线，怎么转变呢？核心是提高效率，通过哪些途径提高效率？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发展服务业，这是“十一五”一个很重要的口号。
“十一五”这五年中，政府虽然反复号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很大的改变。到了“十二五”的时候，第一年还没有什么改变，第二年就出现了改变。
前年，中国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首次和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齐平。过去一直是第二产业—制造业一马当先，去年的情况有所改变，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而且第三产业首次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今年，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十一五”的时候，国家反复强调要改善结构，要发展第三产业，但没有做到，为什么现在这两年能做到呢？无非是因为一些改革，其中一项改革是营改增，即营业税改增值税。
对于营改增，人们关注的是其减轻税务负担的作用。其实，营改增受到经济学界和产业界的普遍欢迎的原因在于：营业税是全额征税的，它是妨碍分工深化的；而增值税是就价值增值征税的，它是有利于分工深化的。
这个改革在全国推行以后，大大促进了分工深化，催生了很多新的行业。拿电子商务来说，就分化出不少行业，从快递到结算，到售后服务，种种行业都出现了。
另一项改革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工商登记便利化以后，工商户的数量大大增加，去年新增工商户40%。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今年前三个季度登记的工商户数量增加了60%。当然，这只是中国拉开全面深化改革序幕的一些改革，我把它们叫作小试牛刀。
小试牛刀证明改革能够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能够提高经济的效率，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在经济减速，进入中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经济增长中效率的贡献，从而建立一个符合预期的新常态。
这个符合预期的新常态就是虽然增长速度是中速的，但效率是比过去高的，也就是从粗放的增长转向了集约的增长，这是中国的整个经济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给我们描画了一个很有理由乐观的前景，但全面深化改革会碰到意识形态的障碍、既得利益的障碍、操作上的复杂困难的障碍，还有过去旧体制、旧的增长方式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济问题的困难，不可能一蹴而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