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周佛海在他的《狱中日记》中回忆写道:“三月中旬,雨农坠机身亡,为之忧虑不置。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殊可忧也。”周当时“忧”得没错。等着他的是人民的声讨和法律的审判。至于丁默邨等,就更不必说了。
白公馆内秘密传言,戴笠是被蒋介石除掉的,因戴的权力太大,已成蒋的障碍。幼海有一天问父亲:“蒋介石真能杀害戴笠吗?如此忠实的鹰犬,也要处死?”周佛海长叹一声说:“按照蒋的个性,完全有这种可能。还是那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雨农的死,将成千古一谜。蒋是惯于作谜的。”
无论怎么说,戴笠的死,对周佛海和周幼海都是人生的转折点,父子恩仇,各有千秋,不久就要显露出来了。
戴笠死后不久,毛人凤按蒋介石的任命,坐了军统第一把交椅。
周佛海等倒很有自知之明:发表一个声明,作为政治问题解决,显然不可能了。赖在白公馆,靠山已倒,也非长久之计。倒不如法律审判来得爽快,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照目前这样拖着,总不是办法。更何况《惩治汉奸条例》,已经公布,这一关已是难逃。所以,周佛海写了一封信,要求法律结案。
毛人凤到白公馆来时,周佛海当面交上这封信。但毛就是不接,还像真的一般说:
“你的问题,要等委座召见后才能决定,放心吧,没有事的。”周佛海被弄得稀里糊涂,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只能等着再说。但周对幼海的软禁,一直有很大意见,现戴笠已死,不可不提了,就严肃地对毛人凤说:“毛先生,我儿子周幼海,在白公馆已经7个月了,有这个必要吗?请即放他出去”。“毛人凤是一口答应了,但提出了条件,一是出去后不能去看周佛海的老朋友,二是不能回上海,只能去成都,而且,要有人担保。周佛海请在侍从室时的老朋友、军统高级干事胡静安作保,胡同意了。
军统同意释放的当晚,幼海和父亲作了一次长谈。幼海坦率地承认自己倾向共产党,想走这条路。周佛海也懊悔日本投降时拒绝了中共的来人。最后,周对儿子说:“你自己去闯荡吧!”
第二天一早,东方还未发白,幼海获释了,被军统特务用小车送到重庆郊区一座客栈暂住,勒令他立即去成都。幼海在特务监视下,只好走了,说是去华西坝大学读书,其实是去找同学肖孟能,另觅出路。软禁七个月后的周幼海,终于自由了,戴笠把他推到共产党一边去了。
幼海一到成都,就找到肖孟能,要他设法买回上海的机票或船票。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肖同兹的儿子,会有办法。幼海在成都住了二十多天,突然人不知、鬼不觉地回到重庆,去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幼海相当成熟了,急着找党了。在办事处,他要找董必武或周恩来,因周佛海和他们过去极熟。秘书出来接见,两人作了一番对答。秘书对幼海说:“你是周佛海的儿子吧!什么事!请说。”
“我想见董必武伯伯或周恩来伯伯,我要到延安去。我被戴笠关了七个月,刚刚放出来呢。”
“噢,你要到延安去,不简单。但不行啊,周先生,什么组织介绍也没有,怎么接受呢?”
“我见董伯伯、周伯伯说去。”“他们忙极了,不会有空。这样吧,我负责转告,一有消息,就通知你。”
闯曾家岩的一幕,就此结束。幼海初次出马,没有成功。幼海明白了,先要找到党组织才行。
幼海挤上了回上海的轮船。在重庆秘密转悠了3天,军统特务竟未发现。
幼海回到上海。湖南路周家早被军统特务占了,杨淑慧暂时住在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三家。母子见面,相互叹息,痛骂特务不止。杨淑慧说:“他们死死逼我交出金银财宝。这批蠢猪,哪是我的对手!”
幼海在同学的帮助下,不久就投奔了共产党。
7.南京受审
周佛海在白公馆一再要求司法审判,政治解决的幻梦彻底破灭了。1946年7月中旬,毛人凤跑来说:“好吧,收拾一下,到南京去司法解决。”周佛海很高兴,自以为替蒋介石、戴笠做过不少事,法律上至少也可将功抵过。但不知为何,又拖了很久,直到9月16日,军统局才将周佛海、丁默邨等用飞机送到南京去了。
周佛海等先关在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生活上依旧优待,饭菜都是酒楼送来的。
9月23日,周被移押到老虎桥法院看守所。这是一座小洋房,内有花园,放风时还可散步。周佛海关在“忠”字监,和丁默邨、罗君强同住。但伙食已是犯人的规格了,周终于正式过上吃官司的监狱生活。
周佛海在重庆时,就写好了很长的自白书,内容全是表功,说明自己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战的事,功比天高,足可抵过。9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已到军统看守所提审过一次,周即交了自白书,一口咬定自己在1942年早已向军统局自首,有戴笠的信件可以作证。移押法院看守所后,9月24日、25日、26日接连提审。审讯员告诉周佛海:“罪行严重,抛弃幻想。”这样一来,周和丁默邨等就有些惴惴不安。大汉奸缪斌也替蒋介石做过不少事,但在5月间第一个被枪毙了!接着,陈公博、褚民谊等接连处决,他们对蒋介石也多少有功的。丁默邨虽是特工魔头,但胆小如鼠,天天向周佛海唠叨:“老头子恐要一锅端,死定了!”周也坐立不安,但自忖还有蒋的亲笔信这张王牌最后可打。
但大汉奸缪斌也是有的呀,他为什么要枪毙?周茫然了,无以自答。
国民党司法界的内幕十分复杂。负责周佛海案件的首都高等法院推事金世鼎和检察官陈绳祖,几经密商,预定的计划要判周佛海死刑。当然,这是得到最高当局暗示的,蒋介石侍从室传来口谕,要严厉肃奸,不管任何人,不得从宽。而社会上也盛传,周家有钱,已重贿法官,可免一死。主办案件的金世鼎和陈绳祖,钱哪有不要,只是周家的钱太烫手,拿不得,何况周家也未开后门来“献宝”。所以,周佛海自以为“功高盖天”,但还未审判,就已被定了个死罪!机关算尽,倒误了卿卿性命。
杨淑慧使出她浑身解数,忙得不可开交。她确信丈夫立过大功,又一直是蒋的亲信,可以免罪。现在最要紧的是认认真真,金钱铺路,打好官司。为了取得大量有利于周佛海的证明材料,不惜重金,到处送礼。在所有的大汉奸中,证明材料最多的,要数周佛海了。
包括杜月笙写的证明不下30多份,杨淑慧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塞法院的狗洞。在大量闪闪发光的黄金前,法官也许会怦然心动的,但杨淑慧失策了。
杨淑慧花重金聘请章士钊、王善祥、杨家麟3位著名律师,负责辩护。
但杨淑慧千算万算,不及老天一算。这老天不是别人,正是周佛海追随十多年的蒋介石。蒋介石身怀生死簿,手执勾魂笔,早就圈点好了。你杨淑慧,纵有通天本领,逃出3000里,还在棺材里。
1946年10月21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宽敞的大成殿内,布置法庭,公审周佛海。
一早,朝天宫内外就密布宪兵法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紧张。尽管如此,旁听者还是来如潮涌,不到9时,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连两边窗槛及围廊里也全是人了。
上午9时30分,公审开始。由院长赵琛任审判长,推事葛之覃、金世鼎,检察官陈绳祖,都是司法界的名流,加上响当当的辩护律师章士钊、王善祥和杨嘉麟,像唱戏一样,名角如云。
律师提供的有利于周佛海的证明是大量的,除上述六个方面军的司令外,还有军统局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党皇帝”吴开先的,上海市党部的……但军统局毛人凤大概因为没有拿到杨淑慧的20根大金条而昏了头,在证明周佛海有功后,又有一封公函,说“完全是对汉奸在策略上的利用”。前后矛盾。莫测奥妙。
审判开始。官样文章般问过一通后,就进行辩论。法官、检察官、律师和被告,唇枪舌剑,车轮大战,拖了近五个半钟头。
辩论集中在“通谋敌国”上,检察官一口咬定,被告出卖国家,所谓立功,不足抵罪。周佛海说了大段丑表功的辩词,滔滔不绝,竟达一小时之久。
周在后来的《狱中日记》内写道:“检察官控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余谓,上半段为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因历述动摇日军士气,淆混日本国民各谋略以及妨碍日军各种行动等等。后半段应为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因详述与中央联络后如何营救抗战工作人员,如何刺探敌军军情等等。”甚至,连戴笠密令毒杀“76号”魔头李士群一事也搬出来了。周在庭上说:“戴局长有电,处死李士群。后和华中宪兵司令部科长冈村商量,予以毒毙。”周佛海说得额头冒汗,手舞足蹈。
辩论快终结时,已经夕阳西下。哪知冷火里爆出颗热栗子,检察官陈绳祖站起身来,举手摇着几张纸,声震屋宇般喊道:“这里有蒋委员长侍从室和军统局的公文,对周犯所称功劳及胜利时委派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一事,完全是一时利用!”轻飘飘的两张信纸,也不知是真是假,就将周佛海的丑表功全部否定了。旁听的人群一阵骚动,审判长不断摇铃,提醒肃静。周佛海也有点心慌,但马上镇静下来,心中暗忖:我还有老蒋亲笔信这张王牌呢!
审判长宣布辩论结束,定期宣判后,这场闹剧暂时落下帘幕。
周佛海虽经检察官重重一击,但仍精神亢奋,陶醉于自己的表演。回监房后竟然忘形地写了一首歪诗:“六年险苦事非常,欲挽狂澜愿幸偿。举国纷纷论杀宥,万人空巷看周郎。”
1946年11月7日,晴天霹雳,高等法院以“特定第三四六号特种刑事判决书”,判处周佛海死刑。杨淑慧一听,三魂出窍。六魄飘荡,顿时目瞪口呆,矮了半截。周佛海真的要等枪毙了吗?
杨淑慧当然立即上诉,但1947年1月20日被最高法院驳回,维持死刑原判。按照国民党的法律,还有最后一条路,就是家属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但仍被驳回。国民党也真会开玩笑,驳回之日,正好是1947年大除夕。满城爆竹,声声响在杨淑慧心头,因为抗告驳回24小时之内,丈夫随时可以枪毙。
杨淑慧大冷天浑身汗淋,顾不上忌讳礼节,当夜就闯进了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陈方的家。陈是丈夫的老朋友,又能随时见到老蒋,不会坐视不救。陈方见她头发蓬乱,脸孔刷白,知道定有急事,马上进入客厅说:“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说。”
杨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抗告驳回,佛海随时可以枪毙。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他,就杀吧。我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这是个政治道德问题,看今后还有谁肯替蒋先生卖命!”
陈方一听,也着了慌,连忙说:“蒋先生早已说过,没有他点头,任何人不得处决佛海。法院如要执行,肯定先要有文到侍从室,我一定压下。我以生命担保,佛海不会死。明天年初一,我向蒋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处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
陈方言尽于此,杨淑慧只得半信半疑走了。天寒地冻,朔风凛冽,她听着远近爆竹,万箭穿心。
年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召见她。她到了官邸,陈方领她进去,只见老蒋早端坐在客厅里了。她一见蒋介石,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她赶忙跪倒在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阵阵抽泣悲咽的声音,在四周荡漾,气氛悲切。杨淑慧,以无言代替千言万语,事至如今,说话是多余的。
蒋介石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说:“这几年来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杨淑慧终于吃了定心丸,轻轻地又磕了几个头,就站起来走了。从头到尾,一言未发。
杨淑慧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着,时间是一秒一秒挨过去的。周佛海既没有被枪毙,蒋介石也未见动静,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杨淑慧身心煎熬,度日如年。
直到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特赦令。命令内说:
“……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周犯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命令一出,压在杨淑慧心上沉甸甸的石头落地,丈夫性命到底保全了,“让他在里面休息一两年”,就可以出来重整旗鼓了。这是国民党对汉奸发布的唯一的特赦令,来之不易,周佛海终于死里逃生。杨淑慧对老蒋的感激,自然难以言表。但这个厉害的女人何曾知道,所有这前前后后的一切,哪一件不是蒋介石事先安排的呢?你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仍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最终还是病死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