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连浩特是一个边防城市，只有巴掌大。它坐落于戈壁草原腹地，坐直升飞机都找不到它。
在我的心中，二连浩特就是天堂。因为那里有女人。
我两年没有外出了。这一天，连长准了假，批准我到天堂去。
天堂当然很难到达。
那辆破旧的卡车像一只笨重的甲壳虫，在黄沙土上缓缓爬行，引擎声惊天动地（我混得好的时候，曾经驾驶过它。我知道，它是1976年出厂的，早该报废了。我几乎是坐着一堆破铜烂铁爬行）。
路光秃秃，车轮光秃秃，我的心情光秃秃。
颠簸了十几个钟头，我终于来到二连浩特。
我没有带我的望远镜，因为这里不需要，抬头就能看见。
我在那里呆了一天，我无所事事，一直坐在路边看。女人的大腿和高跟鞋，在我眼前晃动。我觉得我微贱的生命和她们的鞋跟一般高。
我请假的借口是，买日用品。其实我什么都不买。我有吃有喝，我需要的不是日用品。
那是一条干净的街道。正午时，有一个穿的蒙古女人走过来，她的轮廓很像望远镜里的那个女人。
她没有注意我，慢悠悠地走过去。
我站起来，悄悄跟踪她。
她走进了一家百货商店。我至今还记得，那商店门口有一个英雄骏马的雕塑，马的前蹄高高扬起来，惊心动魄。我跟了进去。
她停在卖望远镜的柜台前。我凑到离她很近的地方，也假装买望远镜。那些望远镜没一个比我那个好。
接近之后，我觉得她长得很面熟。她是谁呢？
我陡然想起，她很像我小学时候的一个同学。她叫安春红，满族，不爱说话，她跟我同桌，又是好朋友。她的肤色很白嫩，害羞的时候，真像苹果到秋天。她的学习成绩经常和我并列第一。
我们在一起只有几个月，后来她家就搬走了，不知搬到了哪里。老师说，是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
和售货员说的是蒙语，我听不懂。最后，她挑了一个，付了钱，走了。
我喊了一声：“安春红！”
她没有回头。
不是。不可能是。
次日，我返回。又是十几个钟头的颠簸。半路车坏了两次，最后一次怎么都修不好了。
我们一共三个人：我，司机，炊事班长。我们都被抛弃在戈壁草原上。
天黑下来。戈壁草原昼夜温差大，天黑下来后，很冷。
在那片没有一星灯火的戈壁草原上，我听见有马头琴声。
那声音低沉，嘶哑，悲凄，哀怨，像一个男人在哭。哭天，哭地，哭不尽那孤独那恐慌那冷清那凄惶。
如果是一个女人在哭，就不会那样揪人心，因为会有一个男人走近她，把她抚慰，把她疼爱———而那是一个男人的哭声呵，撕心裂肺。
我觉得那是另一个我。
马头琴是用马的命做的。我感到那马还活着。
我静静地听，满怀感动———这琴声是城市的音乐会演奏不出来的。
月亮升起来，那是戈壁草原惟一有水分的东西，也是戈壁草原和外界惟一共同的东西。月亮如水，琴声如水。
绝望的司机惊喜地叫起来：“有人！”他终于听见了———有人拉马头琴，就说明附近有蒙古包，那我们就得救了。
他们的耳朵有问题。对于哭的声音，我的灵魂比他们灵敏一百倍。
那天，我们住到了那个蒙古人的家。
清早，那个会拉马头琴的蒙古人开着四轮拖拉机，把我们送回了格日傲都公社（三天后，那台抛锚的车被另一台更爱抛锚的车拖了回来）。
四轮拖拉机的声音震天响。四周除了沙土还是沙土，除了骆驼刺还是骆驼刺，不见一缕女人的红纱巾。
那段日子，我固执地认为，女人的颜色就是红。
红其实是一种很奇妙的颜色，不信你就用一块红布蒙住眼睛，时间久了，你可能兴奋得想呼喊，可能痛苦得想流泪，可能幸福得想醉，可能绝望得想死……可能有一万个，一万个可能都是极端，每一个极端都会使你的生命有滋有味。
天蓝，地黄，中间再加一点红，就成全了三原色。
而这里看不到女人。于是，有许多许多的颜色给损失掉了。
而那个望远镜里的，她好像与红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