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楼是青砖砌成的，因为旧，表面呈现出一层黑色，几乎所有窗户上的油漆都已被风雨侵蚀得斑驳一片，一扇不堪入目的楼门既脏且破，用五合板充作玻璃的门页冲她半咧着大嘴，她全身打了一个哆嗦。
“这是怎么回事，还不如南州市歌剧院体面？”她心神疑惑地走进楼门。一声很漂亮的男高音从顶上传来，在她有些灰冷的心里发生了一点儿兴奋提神的热量，她顺着破烂的楼梯爬上去。
在三楼，她找到了妈妈那个朋友——李阿姨，李阿姨一见到她，脸上就现出吃惊的样子，好像对她的到来毫无精神准备似的。
“你怎么来了，没收到我的信吗？”李阿姨把她领到走廊上，向她问道。
她心里一跳，“什么信？没收到呀，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了？”
“今年给剧院的进员指标没有了，我也是才听说的，已经给你妈妈写了信，我还生怕你来呢，结果还真来了，你看这事儿……”
她望着墙不吭声，心绪坏到了极点。
李阿姨想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既然来了，就在北京多玩两天，回头我在剧院里请几个专家给你听听唱，如果他们对你感兴趣的话，也许还有门儿，即便不行，让他们给你指点指点也有好处。你别急，以后这儿总会招人的，现在我们就缺年轻的，哎，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她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留给了李阿姨，离开了这座破破烂烂的大楼，回到何伯伯的家里。第二天，李阿姨果然打来电话把她叫去了。
“这几个人都挺忙的，今天特意凑起来给你听听嗓子，我好大面子呢。”李阿姨颇为得意地说着，把她领进一间钢琴室。她朝屋子里的几个人看了一眼，除了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子还多少有点儿艺术家的派头外，其他几个简直就像卖酱油的，和她过去想象的风度大相径庭，她情绪不高地把要唱的曲谱递给了钢琴师。
唱了两支曲子，一支是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插曲，一支是法国歌剧《卡门》里米开拉在山洞唱的那段咏叹调。唱完之后，便由那几个人问话，全是些泛泛的问题，学唱多久啦，跟谁学过啦等等，最后，还是那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儿讲了讲她对米开拉那段咏叹调的理解偏差和换声点、装饰音的毛病，不过她好像已经没有心思去听这些了。
走的时候，李阿姨一直送她到院子门口，拍着她的肩膀问：“你什么时候回南州啊，替我问你妈妈好。”这一句话使她立刻明白了昨天那关于“也许还有门儿”的话，也不过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她对李阿姨没有做半点儿感谢的表示，顾左右而言它地说：
“这破地方，还用得着设双岗吗？”
李阿姨瞥一眼院门口的岗哨，“这院子是部队的，我们在这儿临时占了一个楼，岗是他们的。”
她撇嘴笑了笑，告辞走了。
一连两天，她门也懒得出，除上了一次王府井之外，整天就是歪在床上，李阿姨来过一次电话，请她去家里玩玩，她敷衍了两句，推辞了。何伯伯一家人见她没精打采的样子，都先后过来说过许多宽解的话，何伯伯的爱人胡阿姨根据她在北京市委搞过一段人事工作的经验，鼓着多肉的嘴巴说：“你妈妈托的那个李阿姨在剧院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看办事可不怎么牢靠。往北京调工作，哪儿那么简单呀，即便剧院收了你，户口怎么办？进户口归公安局管，你是工人，工人调动走劳动局这条系统，可演员是按干部管理的，干部调动走人事局这条系统，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一套政策条条，说不定在哪儿就把你卡住了，可不那么好调呢。要我看，你还不如先去南州歌剧院呢，再说那儿上台锻炼的机会也比这儿多，这儿都是些名家，难得轮上你的角色。”
胡阿姨的初衷是想往宽处劝导她，而她的心情却反而更加阴沉恶毒起来，心里骂着，“真他妈没治，什么户口啊指标啊，就咱们国家这一套？唆！”
星期天，她仍旧没有心思去转转，但情绪多少平静了一些。这也怪自己过去的幻想太多了，在幻想中生活的人是不容易知足的。也罢，就先设法把去南州歌剧院这件事办成吧，她的嗓子在那儿是够得上中上等水平的，比起“凤尾”来，“鸡头”也许更多一些优越的地方呢。
晚上，跟何伯伯一家人吃过晚饭，就坐下来看电视，新闻联播刚刚结束，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来，玲玲摘下听筒，大嗓门喂喂两声，把听筒冲她一伸：
“找你的。”
“又是歌剧院那个姓李的吧。”她坐在椅子里没动窝。
“不是她，是个男的，有点儿口音。”
“男的？”她疑惑地站起来，接过电话，一个似熟不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喂，是施同志吗，你不记得我了吧？”
“你？……噢，冯先生！”
“你忘记了你还向我许过愿呢！”
冯先生亲近爽利的声音使她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声音也明亮起来：
“您的公事办完了？是吗，什么，我？我什么时候都有空儿，明天？行！”
第二天一早，冯先生如约乘了一辆“小丰田”把她接走了，他们上午爬了红叶正浓的香山，下午逛了秋爽宜人的颐和园，晚饭是在“听鹂馆”里吃的。她看得出来，冯先生并不很有钱，要的都是些一般的菜，不像邻桌几个欧洲人那么挥霍。但冯先生很高兴，一天里爬山、荡桨、照相，玩兴极浓。她虽然和他相差了十来岁，但发觉和他的交往并非一件难事，冯先生开朗大方、文化程度又高，所以和人相处显得洒脱融洽。她觉得这一天是真够轻松愉快的……
在“听鹂馆”吃饭的时候，意料之中的问话来了。
“你考试怎么样，还顺利吗？”
“别提了，”她挥挥手，“剧院没有分到进员的指标，就是当代十大女高音来了，也照样不能收。”
“噢，”他做出一个惋惜的表情，呷了口酒，又说：“这种事，要是在国外就好办多了，一切凭本事，像你这样一副好嗓子，走到哪里都不愁吃饭的，你能唱出钱来，唱出一切来，当然，国外也有国外的不好……资本主义嘛。”
从颐和园出来，天已经擦黑了，冯先生余兴未尽，建议到民族宫去跳跳舞，她谢绝了。一来因为太累，二来是这几天在何伯伯家里灌了一耳朵关于跟外国人去民族宫跳舞的女人如何如何败坏的话。她想了一下，说：“我想回去了，明天还要早起去排队买火车票呢。”
“你要回南州了吗，太巧了，我过两天也要回去，我们又能同路了。”
“我最迟后天就得走，我是请了假出来的。”
“后天？好，我帮你买车票，我在饭店里订票很方便。”
“那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送去？”
“你太客气了，我还付得起这点小小的盘缠。”
“不不，实在不好意思又叫您破费。”
“我们是朋友了嘛，你这样认真，是不是要我向你付今天的向导费呢？噢，我明白了，现在国内的人是不是还害怕和外国人接触？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当然不勉强，我不愿给朋友带来麻烦。”
“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您想到哪儿去了，如果您高兴，我当然很希望有您这样一个谈得来的朋友，真的。”
“谢谢，你知道吗，我最怕一个人坐火车，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个寂寞，这下好了，我们可以一路聊回南州去。”在颐和园门前停车场的路灯下，冯先生心满意足地笑了。“好，现在我送你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