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鹰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几乎是一夜读完的。是什么在吸引着我呢？我想，归根结底是因为这部长篇中描写了一个曲曲折折的故事，表现了一条曲曲弯弯的人生之道，当然也昭示了一颗年轻女性的扭扭曲曲的心灵。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部侦探小说来看。从一把十七世纪的意大利小提琴流失海外，到最后重归中国怀抱；从豪华饭店的月黑杀人夜，到边境线上的风高放火天，情节安排起伏跌宕，故事发展出人意料，兼有了传统章回“话本”和现代西方小说的不同风格特点。叙事的流畅和悬念的巧布，使整篇小说多少带有些希区柯克式的惊险。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一部言情小说来看。在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场面之外，男女主人公的情缘真到了让人柔肠寸断的地步。大概就是因为情缘的驱动，造成了这场风花雪月的事和这段叛逆的爱。然而，情为何物？作者显然把答案隐藏在小说中，让读者自己去寻找。
我们又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社会问题小说来读。尽管女主人公的身份不同于一般职业女性，但她身上所具备的单身少女特有的任性、天真、寂寞、躁动、困惑、善良却有很大的普遍性。通过她以及她周围的各色人物，小说折射出当代社会各阶层对婚姻、家庭、人际关系的不同态度显示了变化中的价值观念所引发的混乱、冲突和矛盾。即便是在作者着墨不多的女孩母亲的身上，通过母女轮回式的遭遇，也隐约显露出“文革”动乱给当代中国人留下的不可抹去的精神创伤。
文学是古老而求新的艺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就是用求新而严肃的创作手法来完善着它的构思，这是我对此部小说创作上的总体看法。
作者在书中实际上拉出了互相联系的两条线，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主线，是一把提琴失而复得的过程；一个是副线，是一对男女悲欢离合的爱情。前者具雷霆万钧力，在动中起伏；后者于风花雪夜时，在静中激荡。作者怎么才能把这两件并不搭界的事情融为一体呢？他找到的平衡支点就是写人、写人的感情、写人性。正像作者当年在《便衣警察》的创作中把人的心态变化、情感纠葛做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一样，这部小说仍然坚持了这个特色，只不过在写人物命迄上下了更大的功夫。譬如在描写小提琴失而复归时，也把男女角色的爱情推到了极点，让人感慨万分。以致我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甚至联想到美国电影《太阳浴血记》的最后一幕，那是含着血腥的甜蜜一刻，也是使人回肠荡气的瞬间。
许多有识之士都为当前文学的失重、媚俗所扼腕，一些文学家也的确在糟蹋自己的才华。他们打着俗文学的旗子，在作品中玩感官刺激、耍嘴皮、轻飘飘、脂粉气十足。这种作品使自己麻木，也使读者在无意中吸吮了精神之毒。《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没有沽染这种通病，没有以媚俗为目的的失态、失语与失落。小说的情节本身就是很强的娱乐功能，但它无论从语言或从思想内容上又严格体现了作者的善恶是非观，体现了一种为人为己，皆需有德，人品与职业道德合一的价值观。简单地说，就是他并没有把文学的娱乐性，可读性与教化功能割裂与对立起来，而是达到了某种有机和谐的统一。
就像早几年大街流行红裙子一样，今天文学上也在流行着文学快餐现象。一些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视电影剧本等）完全不管什么架构，不管主人公精神世界的联系与连贯，而是胡乱拼凑、信手拈来。我们在读一些“大红大紫”的小说时会惊异地发现：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开头和结尾时，精神气质语言特色竟判若两人。在那些被大唱赞歌、谀辞如潮的几十集甚至上百集的电视剧里，你看到净是一些前言不搭后语，身份不清、面目可憎的蹩脚货色。快餐在西方又叫作垃圾食品，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把上述快餐文学称为垃圾文学呢？《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与这种垃圾文学截然不同，它尽管叙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和主人公反常的心态，却始终没有忘记人物性格的连贯完整以及变化时的合理。一个女人热闹又悲惨的命运、火爆又凄苦的挣扎都与她本人的天生丽质、虚荣、善良和叛逆的性格不可分割。她在这部书中始终就是她，她不是别人，她的故事，她的选择，她的结局也只属子她，属子她的性格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到作者创作态度的严肃和他扎实的文学功底。
我与这部小说的作者素昧平生。过去读过他的《便衣警察》，对书对人有些好感。说真的，当一位朋友托我为《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做序时，我虽有些诚惶诚恐，但并没有动笔的欲望。原因是不愿为“风气”折腰原因是今天这类“序”与“跋”与文学评论正日甚一日地对读者构成事实上的欺罔，人们己经难以从中看到完全摈弃私人因素的真知灼见。健康的文艺评论有的名存实亡，有的干脆实亡名也亡。我不想学骗术。
然而，我现在还是动笔了。原因依旧简单：我至今没有见过作者，我见到的是一部描写曲曲弯弯人生的好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