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陵
一、引言
最近几年，我做过两次整理李劼人书信的工作，一次是整理出版《李劼人晚年书信集》，再一次是编辑《李劼人全集·书信卷》。李劼人是小说家，但是览其书信，他一生中许多精力却又耗费在其他方面，仿佛他总是为生计而累，不得不去从事许多文学以外的事情。这影响到他的书信不尽谈论文学和作品，他也没有像有的作家把自己的书信编号留底，并很好地保存，早就做好发表的准备。李劼人许多信函能收拢来，皆出自一些偶然的缘由，至少不源自作者有意识的保存。这给李劼人书信整理，带来较多的困难和复杂性。而且，《李劼人全集？书信卷》和许多名人的书信整理不同，不是一次整理好，也不是赖一人之力而为，而是经多人长期努力的汇集，跨度有近30年，而我最终汇总了他所有的信函——当然，这和他的大部分信函是由我初次整理的这一事实也并不矛盾。我从整理李劼人书信工作中，始认识到李劼人书信的确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故撰此文将前后整理出版李劼人书信的过程作一记述，留作研究者参考。
二、晚年书信整理
关于《李劼人晚年书信》的整理，大约始于2006年秋天，因李劼人故居文馆所搜集到一批李氏晚年的书信档案，而《成都文艺》正值创刊之际，主编曾智中先生约请逐期将这批书信整理发表，加之媒体也关注此事并加以报道， 遂成为启动整理工作的动力。《成都文艺》是双月刊，以后两三年间，每期整理发表数篇，积累渐多。2009年，得到政协方面的资助，结集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李劼人晚年书信集》收李氏书信113封，又收入与李劼人往来的信函53封，共收信件166封。收入部分通信双方的信函，是由于这批信件写于“三年困难时期”，这样做是为了更详尽地反映这个特别的年代。此集以收信人相类加以排列，同一收信人再以年代月份和日期排列。
其实，李劼人晚年书信的范围还可以更广泛一些，不仅包括这三年时间（亦即他生命最后的三年）的信函，而且包括他虚60岁以后（由年代而言，亦即1950年以后）的信函。但在做《晚年书信集》整理工作时，由于前一部分是新近发现的，有所区别于后一部分存档的状况，而特别由于前一部分写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更具特别的意义，为了集中反映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史实和作家书信的记述，故最终选择只整理前一部分即1959年底至1962年底他去世前的信札。
或许，以后还会再做一个增补本，在原《李劼人晚年书信集》的基础上，把后一部分补充进去，完整地反映他的晚年（即1950年以后到他去世之年）的生活、工作和创作。这是后话，但我想我会创造一点条件，去把这件事做成 。
三、《李劼人全集·书信卷》整理
2010年，成都文联和李劼人研究学会启动《李劼人全集》编辑出版工作，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多年来，李劼人早期原创不易获取，成为阅读、研究李劼人和扩大李劼人文学影响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李劼人全集》的出版当使得这种现状改观。我承担了其中独立成卷之《书信卷》的整理工作。此卷尽可能地收入李劼人一生各个时期的书信，包括过去近30年间见诸于书刊报端的凡能搜罗到的发表过的李劼人书信，包括《晚年书信集》，当然还有最新发现的部分信札。兹分述于后：
（一）较早的整理者发表的47封信。可以说，李劼人生前公开发表的信函寥若晨星，仅见一二封之数。他逝世后，相隔三年多时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来，一直到这场“革命”结束，他的信函等物不仅不能在此期间得到整理发表，用李劼人之女李眉的话说，反而遗失损毁不少。差不多距李劼人去世20年后，才有人开始整理发表他的书信。1986年，四川文艺社出版《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发表了李氏信函19封；10年后《李劼人研究》（四川大学版）一书出版，发表信函增至47封（含前19封）。前部分信函的整理者为李劼人生前好友谢扬青先生；而后书增加的28封则由张世成、罗华俊、易艾迪先生整理。
（二）《李劼人晚年书信集》，由王嘉陵主持，以2006年后在文物市场上搜集到的一批书信照片档为基础整理发表，收入李劼人书信131封。这些信函写作的年代确定为李劼人去世前三年间。这些信函的影像能够如此系统地保存下来，得益于一种特别的方式，李眉生前曾写有一小段文字（未发表），对此表示愤慨。然而，世事难料，这却成就了这些珍贵的文字得以留存下来，否则，它们随同书信原件，早就在“文革”中被付诸一炬而灰飞烟灭。
（三）除上述两部分，《李劼人全集·书信卷》仍由王嘉陵主编，增收了20世纪50年代李劼人关于与成都杜甫草堂建设有关的信函，建国初期李劼人出任成都市副市长后所写信函，40年代任乐山嘉乐纸厂董事长和30年代任民生机器厂厂长所写信函，以及其他零星的新近发现的信函，计96封。这部分在编辑《李劼人全集？书信卷》时才开始一并整理出来，现已告毕。应加以说明的是，李劼人在民生机器厂厂长、嘉乐纸厂董事长和成都市副市长任上所写信札若干，有一部分带有较强的职务色彩，与所从事职业关系密切，较大程度具有公函的性质，极小一部分甚至是通知、布告和告示，被作为档案得以保存下来。然而由于这些信函出自李劼人亲笔，依然具有浓郁的作家本人的风格，因此本卷亦谨慎收入，如此卷不收，恐其他卷亦难收入。
以上三部分信函，可谓囊括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李劼人一生所有的信函，总计256封，全部收入《李劼人全集》。而作为《全集》之一卷出版的《书信卷》，原谢扬青、易艾迪等整理前47封信函时，附录通信者来函二封。王嘉陵主编《李劼人晚年书信集》，由于该集出自“三年困难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而编者又获得部分与李劼人通信者往来的信函，为在一部书信专集中更多并更全面地反映一个特别的年代，故又收入了与李劼人往来的信函53封。《书信卷》则考虑是《李劼人全集》之一卷的性质，是劼人的独著，除与原信所述内容相关所必须保留的极个别来函之外，其他来函则采取一概不收的原则。
此外，《李劼人全集·书信卷》所收信函，改变了《李劼人晚年书信集》的方法，不再以收信人相类排列，而概依年代月份和日期给出编号，然后依次排列。书信中涉及部分人名、方言或其他需要加注之处，均由编者加以简注。有少量原信未加标点，编辑中亦代为添加标点符号，以合于今人阅读习惯。全书统一加脚注，以简略为要，同一人物或问题，以该人物或问题在书信中第一次出现时加以注解。前已发表部分信件，其所做注释也再次增删调整，并统一在本书所取体例之中。前47封信函所加注释未加以改动者，注以“——原编者注”；因原注过繁加以改注者，注以“——编者重注”；本卷编者所注者，为“——编者注”；《李劼人晚年书信集》所收书信的注释在本卷中亦有改动，因该书主编和本卷主编同为一人，故即使改动了，亦注为“——编者注”。
四、李劼人书信的研究价值
作为作家的李劼人，毋庸置疑，其书信的价值首先是文学方面的。这些书信文字本身就是极佳的文学作品。其实，李劼人并没有想将其随时写发的书信传世，但他写信的态度依然严肃认真，信笔写出的书信仍然一丝不苟，且书写勤勉，数量较多（可惜他的书信因各种原因，散失也太多，令人扼腕。）。他的书信同他的小说如出一辙，有人有事有场景有说理，甚至有时也有情节和细节的描述，娓娓叙来，毫无做作与说教，他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和创作，在写给各色人等的信函中被保存下来，记录了他在差不多长达半个世纪的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生活轨迹，更重要的是反映和折射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文化语境。这些书信于研究李劼人的作品也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譬如，书信反映了李劼人重要的创作过程。大河小说三部曲是李氏的巅峰之作，其首部《死水微澜》创作及问世之时，作者已届45岁，在“不惑”与“知天命”岁数之间。此时的作家已具深厚的文学素养，已经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作品的成熟性自不待言。又如其晚年书信所反映的对三部曲之一《大波》的重写，是在那样一个时段（反右运动前后和相衔接的“三年困难时期”），他所担任的成都副市长职名不符，还有政治和个人经济状况诸多因素，必然会影响到他的写作。这些在他的书信中都有陈述。我在《李劼人晚年书信集·序》强调后《大波》系重写，前后《大波》可以作为两部作品来阅读，盖源于此。
李劼人书信的整理发表，在研究者中引起很大反响。这里引用一些就近获得的研究者和名家的评说，以资佐证。“李劼人晚年书信”在《成都文艺》连载时，不少同人对此颇为关注。2008年，曾智中先生曾经转给我一封一位作家（也是学者）致杂志主编的信，信中提到：我们对李劼人等研究之粗疏，令人曷胜浩叹！“特别是李劼人先生在我们成都本土研究界所受到的势利对待……难免不让人生出有眼无珠之慨。好在此种风气，近来为有识之士所注意而稍有纠偏，如贵刊所编发的一系文章以及关于李劼人先生晚年通信之整理，令人高兴。” “王先生等所著的《李劼人图传》与整理之李劼人的书信，其从细部入手的文风与学风，都不是那些大言玄玄的研究者，所能比拟的。” 作为李劼人书信的整理者，论者的溢美之词愧不敢当，但对整理李劼人书信于研究工作之作用的肯定，是有鼓舞作用的。
其次，李劼人书信是品质极好的乡土文献。曾智中对此也有见地，他认为： 李劼人晚年的书信“真实记录了生命中最后一程的李劼人的创作、思想和生活，许多学界争论多年的问题，如《大波》修改中的痛苦和探索，从政与创作的冲突和调合，等等，都脉络清晰，斑斑可考，再现了大师的心路历程”。而且，书信“还原了20世纪60年代初成都的社会生活，精确细微，渊深海阔……为中国文化留存了大量而又鲜活的成都记忆”。他还借汶川地震作了一个比喻，说：“假如当时大地震发生在成都，成都沦陷了，将来的人要了解昔日真实的成都， 李劼人的三部小说和这些书信是为数不多的必不可少的文献！”
此外，在《李劼人晚年书信集》出版时，我写过一篇序言，谈到除了文学价值之外，李劼人书信溢发的人文价值和史料价值。对此，流沙河以优美的笔触，也作了深刻而准确的描述，既谈到李氏书信的文学价值，也论及它的社会价值。他写道：“名作家李劼人……其晚年书信娓娓如面谈，亲切可听，为极佳之书信体文字，亦文学作品之可遇不可求者。唯天然流出，如百泉之不择地而出；又无过多顾忌，能讲真话道实情；而又极其具体详尽，不捐细节，诚文学大家之咳唾成珠者。文学价值之外，其社会价值尤为难得。1957年以后之畏祸心态，映照当年政治生活之紧张。1959年以后之津津说吃，折射当年饥馑岁月之痛苦。出之于名作家之笔下，其意义不言自喻。”
晚年书信只是李劼人所写书信之一部分，而他所有的书信的价值，与此类似，既有文学艺术的，又都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艺术范畴。相信这些书信的丰富价值，会在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中，得到阐发。
五、结语
迄今为止，李劼人的作品尚未出版过全集，现今正在编辑出版的《李劼人全集》对于李劼人作品的研读与传播意义重大。《全集》虽为初编，各卷皆为旧著；唯书信一支，以前虽在当时即有发表，仅限于二三封之数，则在1980年代才有人整理发表，直到近年才累积到较多，现集中整理，汇集为专书一卷。李劼人书信独立成卷，收入《李劼人全集》，无疑从一个方面丰富了李劼人作品的内容。李劼人无论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和学者，都说得上博大精深。我个人在整理他的信函中，即自觉在学养和修养上皆获益匪浅。相信无论对于研究者或普通阅读者，这都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最后，对于本书信卷的整理成书，有一些同人和朋友应该感谢，兹列举如后。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曾智中先生不断的催促。智中兄总揽“全集”编辑工作，他的敦促终于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外，终于将李劼人毕生的书信编辑整理为一卷。他也提供新发现的零星的资料给我，在体例上和我交换过很好的意见。其次，本卷大部分书信原稿和资料的获取，得到李劼人故居博物馆叶军和郭志强两位馆长的支持，他们尽可能地把馆藏资料提供给编辑本卷利用。郭志强于搜集书信原始资料一事不辞辛劳，尤为难能可贵。此外，谢扬青、张世成、罗华俊、易艾迪早期整理过47封信函，易艾迪先生还整理过与杜甫草堂有关的信函，均同意提供给本卷汇总。李诗华女士作为李劼人的嫡裔，提供部分口碑资料；曹治炜先生则因其父亲（曹青萍）既是李家的亲戚，又在嘉乐纸厂任过厂长，熟悉嘉乐纸厂背景，整理了嘉乐纸厂部分信函；钟思远、王林和张凤鸣，则为整理工作做过诸如文字初录、校对等方面的辅助性工作；在此，理应提到他们的名字，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