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安最怕别人跟他提当翻译的事儿。他从中学就开始学法语，当时有一批“****”前没有毕业的全国各大院校外语系的学生在经历了各种农村工厂兵团等等的“改造”和“再教育”之后无处可去，全都放在北京的中学教书，什么语种的都有，于是傅安所在的中学就有了法语课。他中学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升高中，而北京外国语学校恰在此时在各中学招生。外语学校是中专，学制三年，比当时高中的两年学制多一年，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自然比普通高中还是高一筹。更有一层理由是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高中生毕业后必须到京郊插队，傅安爱读书，心想好赖多读一年没什么不好。更何况科任老师极力推荐，百里挑一，却之不恭，推荐的理由也很特别，“你的声音条件适合学法语”。可是后来傅安知道，法国人的声音也是多种多样，根本就没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的事儿。
等到中专毕业，不知谁的主意，全北京市的小学从三年级开始普及外语教育。于是傅安被分配到海淀镇的一所小学教书。去报到的那天赶上停电，门房老大爷拿着个大铜摇铃，叮当叮当的打上课铃。这所学校本来就是个旧教堂改的，矮小的平房破烂不堪，再弄个老大爷打铃，那简直就是时光倒流。傅安一看这情景，一时间悲从中来，眼泪止不住地流，用帽子接着，湿了一帽壳子。一转身纠集一帮同学到北京市教委上访，说当初招生的时候外语学校的招生人员说学生毕业后多数到中学教书，特别优秀的可以直接去外事部门工作。接待上访学生的市教委的马主任也不含糊：你们有什么证据说三年前招生的时候有人说过这些话？退一万步说，你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服从分配！
傅安扛了一个月，没扛住。想想当年“****”前的大学生才被分派的中学教书，自己读的是中专，等而下之，抱怨何益？于是讪讪地又去报到，小学校长笑嘻嘻地：念你年轻，不给你记过处分。于是傅安当了老师，不仅教三年级学生法语，同时还兼任高年级体育课和政治课老师。心高啊，怎么也想不到在这么一所小学当老师，自觉大材小用，跳河的心都有了。没想到，到了年底迎来了“****”后第一次高考，于是考上大学，又学了四年法语。毕业以后自然是当翻译，被分配在一家建筑工程公司，还在非洲待了两年，可还是心高得不行，觉得当翻译屈才，特别是有一天听一个法国朋友说了一句，翻译就是重复别人的傻话。实心眼的傅安以为醍醐灌顶，坚决辞了翻译的工作，找了一份贸易公司的差事。可惜傅安从心眼里鄙视经商，又绕不过经济浪潮，于是总感到蹭蹬蹉跎，不如人意。现在有人旧话重提：当翻译，傅安觉得这哥们儿简直欠揍！
无奈，人家说的都是实话。傅安这个代表位置也确实坐不长了。
但是，傅安在建筑设计的行业里多少还认识几个人。于是就有了一个年轻的法国设计师的出现。这个人叫肖飞，是从他的法文姓名里各取头一个音拼成的。不知哪个爱占嘴上便宜的人还把他叫阿飞，说是广东叫法，听着亲切。肖飞不明就里，人家叫他什么都答应。他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同乡马克，马克正打算在市区买个小院，两个人一拍即合，由肖飞牵头买院子，买下来以后，马克就把改建的设计和施工监理的活儿交给了他。
肖飞在法国就是学建筑设计的，99年阴差阳错拿了个公费研究课题跑到河北怀来一个明代边关小村做中国农村管理的研究，相当于人类学的硕士研究课题。因为他在法国上大学的时候曾经突发奇想跟了几天中文课，号称懂中文，学校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就让他来了。从到中国的头一天他就坐着拖拉机到了怀来的小村，一住两年，还认了房东大婶作了干妈，和村民混得亲如一家。他的中文都是跟村民连比带划胡乱学的，毕竟比不得正规学堂，所以到现在还是马马虎虎，说不了一句囫囵话。课题做完了，他仍然留在中国，又在清华学了一阵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后来又在一些建筑研究机构做些工作。这个时候中外建筑学界交流渐多，那些研究院乐得有个洋面孔来提升国际化形象。这样他也有机会和一些古建施工队建立了联系。待到马克买了小院，他就算找到了用武之地。按照北京市规划局的规定，古建保护区范围内的旧宅改建或翻建必须按古建样式建造。按说中国的老式民房根本用不着设计师，古建队的大木匠用根大木杖杆比划比划就能建。但是大木匠不会画图，没法报建，这下肖飞就学有所用了。一个法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会了设计中国古建，这是什么概念？马克不用他用谁？
事有凑巧，二十多年前，傅安在大学学法文的时候结识了一位在清华大学研究北京旧城规划的法国留学生，还帮他翻译了不少五六十年代清华的教授研究古建和古城规划的文献资料。说是帮忙也有点儿勉强，傅安又何尝不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学习法语呢？而且，他也因此和建筑结缘，甚至他的毕业论文的选题和内容都与城市建设有关。二十年后，这位留学生成了法国建筑界研究中国古建的专家，也是肖飞的前辈和师长，因此，傅安和肖飞结识虽是偶然，但也几乎是必然的。
傅安乐于助人，可以说是有国际声誉的，肖飞也同样有求于他。其中一部分就是翻译文献资料和建筑图纸。傅安把这些事都当作帮闲的一部分，乐此不疲。这大概也部分满足了他的所谓个人价值实现。
帮闲的特点是凑热闹，傅安觉得对自己而言这两个字应该倒置，就是闲帮，不得闲如何帮得他人？当北京兴起私人购买四合院的时候，傅安恰好得闲，也因此身陷其中。
佛说：事有因果。
2005年的春天，傅安的那位法国建筑师朋友突然给他发了一个邮件，请他帮个忙，有个法国专门从事特色旅游的公司，想在北京买一处院落改建成一个特色酒店，就是那种面积不大，但是具有本地传统人文特色的高档酒店。为此，傅安几乎跑遍了北京旧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了一番详细的调查，也因此几乎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法国人敢打这个主意，肇因出自2004年，北京市政府出台了一项鼓励企事业单位、海外人士和个人购买四合院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出台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把四合院的价格推高了数倍。但是多数人并不清楚这项政策出台的背景。
大多数北京的四合院到二十世纪末已经不堪时间的重负，破败不堪，到了无法保护的地步。原因非常简单，大部分四合院或是传统居民院的居民都不是房主，而是租住户，而且是几代租住，随着世代繁衍，住房不足，私搭乱建成风，导致用于租赁的老式院落无一例外地形成大杂院的格局。当时，公租房的改造和维修都依赖房管所的投入，而房管所靠收取极其低廉的租金根本就无法承担如此重负。每年雨季，仅用于堵漏的资金就让房管所捉襟见肘，而作为租住户，房子不是自己的，当然不会掏钱维修，更提不上翻建改造，即使有部分私房，也由于房主的经济能力不逮而年久失修。就这样恶性循环，形成北京大多数四合院都破败不堪的局面。
当然，此处还有一个特别的房屋产权概念叫“经租房”，是经营租赁房的简称。经租房也正是中国房屋产权自1949年以后从私有变公有的历史成因之一。
经租房的形成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定都北京，所有中央政府部门全部设在京城。加之当时是以建设工业化城市为发展目标，大量引进各地技术人才，导致北京人口的机械性暴涨，住房就成为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当时的政策，政府并不一概没收私产，而是要求房产主在保留够用的自住房后将空余房产一律交由政府经营租赁，其管理主体就是房管所。经过各种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绝大部分私有房产主都主动交出房产，由房管所统一出租管理。及至**********，一些房主慑于运动压力隐匿或销毁房契，甚至干脆放弃房屋所有权的也不鲜见。所以，从历史和法律的角度讲，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期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房产公有化并没有明确的政府律令，甚至连城市土地国有化都是在1982年才通过修宪形式规定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北京的四合院的维护和管理才出现权属复杂多样的情形，也直接影响到旧城的保护。
按照国际标准认定的古代名城必须保有一定数量的古旧民宅和古代城市肌理。北京古城所面临的正是无力保护古旧民宅，旧城的风貌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面貌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市政府才开始借鉴诸如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罗马和威尼斯等世界名城的做法，让有钱人出钱买下旧宅，借助民间资本并根据政府部门对古旧建筑保护的相关规定对古旧建筑进行改造和修缮，从而保住旧城的样貌。事实上，此举也属情非得已。
傅安对这一切并不陌生，毕竟从二十多年前他就开始接触到西方学者对北京古城保护提出的各种主张。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房管所经管的房屋中并不是全部都归在公有房产的名下，毕竟当初的做法是将私产交由政府行政部门代管。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政府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甚至出台物权法保护私有财产。如此一来，一些由房管所经营租赁的房产的处置主张权回到了原有产权人的手里，只要原来的房主有相应的财产证明，如房契，或房产买卖交割的合同，他们甚至有权索要原本属于他们的房产，而房管局还必须负责办理全部租住户的腾退事务。
北京城区成片的房屋就面临这种犬牙交错，公私产权交织难于界定的局面。
傅安好奇心重，有那么一点学究的呆气，碰到感兴趣的事儿喜欢探究就里。古城保护是个大课题，法国在这方面又有经验，于是他自己买了些法国关于古城和文化遗迹保护的史料来看，特别是二战以后法国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的立法和实践等方面的内容他尤为上心，巴黎城市发展的历史沿革、马尔罗法等等，都是他喜欢挂在嘴边上的东西。作为一个真正的局外人，谁也搞不清他为什么会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
按他自己的话说：傅安是个兴趣多多，一无所长的人。
那家法国旅行社并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由于行事谨慎，决策时间过长，等到他们想认真和他们相中的房产业主谈价时，价格已经飞涨到他们无法承受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