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还在读大二，一天，百无聊赖间，和我同住西北楼的中文系哥们小付找我，说有个写书的活，15元/千字，问我干不干。后来知道小付从中截流了10块/千字，这小子是干中介的好手。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情商”这个词，该丛书围绕这个新鲜词汇展开，包括情商和婚姻、情商和职业、情商和教育等几个主题，我是教育系的，平时又爱写点酸词，所以小付接到活后就来找我了。
一算，15万字，二千多块呢，在96年对于我这个穷学生来说，可以解决好一阵生活费了，二话没说，接了。
这事由当时还在心理系读研究生的唐某发起，此人属于很有商业头脑的文人，利用这个词，策划了一出名利双收的大戏。
情商简称“EQ”，和我们熟知的“IQ”并称，即“情绪商数”（EmotionalQuotient），该词属于舶来品，其提出者是一个叫戈尔曼的美国人。我不知道这位心理学家是否是沽名钓誉之辈，但这个新理论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商业级情商大战的“马克思主义”，唐应该属于最早看到并投身到这场革命的“学者”之一。
我们被召集在一起，首先领会了这个“主义”的宗旨，总结起来有五条：1、认识自身的情绪；2、妥善管理情绪；3、自我激励；4、认知他人的情绪；5、人际关系的管理。
这应该是戈老爷子最早定的，不过这五条的框框不影响写书，因为如果完全按这五条对照着来写，那只能写篇论文，要想凑够15万，除了IQ，其它和心理相关的都可以划拉进来，图书馆大把的心理学书籍都可以参考参考。
于是，在我19岁的时候，我开始撰写这部从零岁到十八岁教育的“理论著作”，题目就叫《托起明天的太阳》，“开创了情商教育的先河”。
唐某的策划是很周全的，之前他出版了一本《戈尔曼的人生处方》，而在我们这套丛书里，则无一例外地多次提到，“心理学家唐某率先将情商理论引入中国”，所以，唐某就是我们的******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从国外引进了中国，我后悔当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搞个什么理论出来。
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不过抄起来也是很累的。首先，必须对原文进行改造，如果不加引号和出处的话，那就会有侵权的问题，当然了，譬如“但是”换成“然而”，前后句子调一调，也就算处理过了。那时候，我每天第一个进图书馆，最后一个走，风雨无阻，终于有一天，慈祥的管理员老师对我说：“同学，学习刻苦是好事，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听了特感动。
终于，我们的丛书由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了，取名《芙蓉EQ丛书》，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每次在网上看到芙蓉姐姐那肥硕的POSE，我都十分佩服当年的勇气。那时候逛书摊，情商类的书随处可见，甚至发生了唐某和柯云路争夺谁是中国情商鼻祖的闹剧，司马南在他的《太乙宫黑幕》一书中对俩人臭批一通，还引发了唐和他的官司。
多年过去了，那些鸹噪声已经悄无声息，这个话题不再新鲜，无法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了。
情商这个词本来是个不错的总结，至少把心理学中的情绪控制作为一个单独的理论提出来，引起人们重视情绪给工作生活带来的影响，很不幸沦落为名利场利用的工具，中国特色后就变了味。
情绪是指人对认知内容的特殊态度，是以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情绪包含情绪体验、情绪行为、情绪唤醒和对刺激物的认知等复杂成分。环境变化最容易引起情绪的波动，同样，工作环境则会影响到工作情绪，而个体适应环境的能力也会关系到工作的好坏。
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很好地控制情绪的人，当教师的时候，因为无聊无助感到情绪低落；当销售的时候，因为紧张忙碌感到情绪焦躁，要做到“顺境不骄，逆境不烦”，思之易，行之难。
所以我很佩服华东大区陈辉一心向佛的精神追求，他长我几岁，遇事不慌不乱，沉着冷静，相比之下，我还是需要“修炼”的。
纸上谈兵，理论就像过眼烟云，成不了气候。在实战中总结经验，在阅历中不断反省，当再回过头来印证那些你曾经看过的理论，就会产生共鸣了。
正如，我用8年才真正开始懂得“情商”，从这个春天起，我用多少年能读懂菲利普•科特勒的“营销”和卡耐基的“人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