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552年10月9日，孔丘出世，时年母亲颜征在22岁，父亲叔梁纥70岁。
L549年，叔梁纥病逝，颜征在为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遂带孔丘庶兄孟皮与孔丘至曲阜阙里，清贫度日。时年，孔丘三岁，不知其父。
……
L537年，孔丘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一道光，一道神圣的、荣耀的、美好的煌煌大气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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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那道光，孔丘不仅从灵魂深处感到阵阵暖流，更有一种感觉，仿佛那道光是所有人的父亲一般，慈和而温润。
只是第一眼，幼年丧父的孔丘便疯狂地迷恋上了这道光，恨不得自己融入其中，就像是，投入父亲的怀抱。
年仅十五岁的孔丘，双眼迷离却舍不得闭上，伸出双手想要拥抱那道光。
他的耳畔，流淌着自己的呓语：“你能做我的父亲吗……”
那道光似乎愈发予人温馨了，隐隐约约的波动就此扩散开来，宛如夏日的凉风，拂去了孔丘心中的不安。
伴着那道光的波动，孔丘的思绪开始飘飞，一幅幅画卷在其思绪中描绘盛开。
那是文明盛世的画卷，描绘着几百年来周朝百姓遵循礼法而安居乐业的美好画面、周朝贵族推行礼乐而侍女们载歌载舞的美妙画面，孔丘看得痴了，喃喃自语：“周朝的礼乐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依据的，是周公据此加以制定的，它是文明盛世的礼乐，是那么得丰富多彩！我一定要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
稍稍回过神来，孔丘注视着那道光，年少的脸庞掠过坚毅的神情，两指并立指天，朗声道：“想必您就是周公了吧，从今日起，我将以您为师，以您为父。旦父放心，我孔丘，一定会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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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37年，孔丘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自L537年，孔丘成为人类泛意识代言人后，愈发好学，充实自己的学识并试图从政，以此拉开恢复周朝礼乐制度的第一步。
奈何当时正值乱世，没有哪位国君搭理采用孔丘自废武功、自掘坟墓的思想学说或者叫政治理论——儒学以人为文明核心可以加强对人类泛意识的滋养，但就具体的人类个体或者国家而言，儒学消磨人的进取心，不适合乱世国情。
周游列国而一无所获，孔丘无可奈何之下，愈发将心力付诸于教育事业，发展儒家学说，试图以此侵染渗透思想文化界。由于孔丘打破了旧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变“学在官府”为“有教无类”，使文化教育播及整个民族，因此儒家思想获得了坚实的民众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了全社会。
PS：当时东西方情况不同，人类泛意识于东方选中的儒学并未确立神秘力量为文明核心并统御教徒，而是一种以人为文明核心作为主体，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以恢复周礼为政治目标的思想。
儒学精髓，在乎仁、礼二字。
仁，就是爱人，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
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意识，如此一来，倘若国家一统后推行儒学，便可极大地促进人类泛意识的壮大亦或滋养。
另外，儒学的真谛是仁礼一体。不讲究仁，只讲究礼，人民就会反抗其统治。不讲究礼，只讲究仁，人民就会轻慢其统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
在人类泛意识的暗中协助下，儒家之教化，便是加强每个人心中必须依赖群体力量才能生存的潜意识，同时使每个人都习惯于遵守群体共同的道德规范，并认为群体共性对个性的约束非常合理——即强化人类泛意识对人类个体的抑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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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23年，29岁的孔丘对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报请鲁君。鲁君准行。遣一车二马一童一御，由南宫敬叔陪孔丘前往。
孔丘往周，将问礼于太上。太上曰：“你想推行的学说，都是已经去世很久的人所言，（虽说于人类泛意识有利，但）对这些道理，你要活学活用，不可拘泥执着。时运到了，人类泛意识自会助你，儒学自会乘时而起；时运未到，任你本领再大、舌灿莲花，且千方百计，仍不为世所用。
我听说，真正的富商大户，在表面反而绝不张扬财富；有大德之人，表面上反而大智若愚。所以，你应该少一些骄狂之气，切莫自以为是，要去除渴望建功立业的多欲之心，更要少一些从政为官然后逆势而行的幻想。所有这一切的功名利禄之念，都是于身心无益的。我所能告诉你的，就这些了。”
那一年，孔丘二十九岁，“三十而立“的前一年，即将是儒家认为应该建功立业的年龄。而孔丘千里迢迢来见太上，却得到如此告诫，可见儒道两家的人生观，真乃南辕北辙也。
吐槽之后，继续回到上文对《史记》所载故事的翻译，在“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的后面，并不是结束，而是“吾不可以告子”的心理活动。
“你为天选之人，成为人类泛意识的代言人，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泛意识选择代言人，自古以来便只对泛意识有利，而非两全其美之事。却不知，若干年后的你，是否会为此后悔一生……”
太上的未尽之言变成了现实，若干年后的孔丘，纵使没有后悔，亦是心绪激荡，难掩其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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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79年，孔丘道基毁、道心破、道念错乱，七日而亡。
《礼记·檀弓上》：“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论语·阳货第十七》：“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L479年4月3日夜，孔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坐落祭奠在两柱之间，自己的祖先原来是殷人！
从孔子幼年起，“周公”的灵魂就一次又一次地找他，他很多次梦见“周公”在梦中向他传授周礼，一直到他年长时，才“吾不复梦见周公矣”，孔丘不知道自己本来的身世，就一直以为自己是周人，一生为推行周礼而奋斗。
可是，临终前，孔丘知道了他的身世：不是周人，而是殷商后人。
商周乃世仇，虽说已经同处融合数百年，但仍有不少殷商后人反抗周朝统治，孔丘一生为周礼复兴而奔波，称赞“尊王攘夷”，歌颂周朝对反抗者的镇压。
孔丘确实对周礼十分认同，为此也不惜劳苦周游列国试图复兴周礼，但是这样的行为，就其本身殷商后人的身份来说，却又与儒家忠孝思想有悖，使孔丘在逻辑上陷入了死胡同。
因此在L479年4月4日，子贡来见孔丘时，孔丘禁不住潸然泪下，哀叹：“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论语·阳货第十七》——哀叹之后，孔丘神情木然地说：“我不想再讲学了。”子贡甚是惊诧：“您如果不讲学，那么我们还记述什么呢？”此时的孔丘，道基毁、道心破，颓废答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句话源于当年太上所言，道念错乱的孔丘已经不敢坚持、不敢面对自己过去所讲所做的一切了，与后世某些人一般，消极避世。
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孔丘还能说什么呢？孔丘的最后七天，都在想些什么呢？一辈子的信念和努力，却成了摧毁自己的武器，当他发现这点时，不禁痛哭流涕。
孔丘，天选之人，人类泛意识代言人，一生为复兴周礼而奋斗，无怨无悔，唯在临死前一周，心病难治，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