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理论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或者说，是研究制度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因此，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站在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分析工具，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来研究制度问题，当然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得出不同的结论，提出不同的思想和理论。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首先是要从马克思主义丰富的经济学说中，挖掘、提炼、概括出关于制度经济的深刻理论，特别是要根据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经济理论；其次是要与西方制度经济理论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与西方制度经济理论的基本问题、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基本结论，以及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比较、借鉴西方制度经济理论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从而更好地指导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
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涉及的核心范畴是制度，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对制度这一范畴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对制度范畴内涵进行比较，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和西方制度经济理论的认识。
一、西方制度经济理论中制度范畴的内涵
1．旧制度学派对制度的解释
在西方制度经济理论中，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制度的解释也不完全一样，旧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凡勃伦、康芒斯、米契尔等，他们对制度理解各有不同的侧重点。旧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凡勃伦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研究这些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他认为，经济制度与人类的文化一样，经历了许多个演变的阶段，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经济制度，而是有许多形态的各种制度。凡勃伦将制度定义为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一些“固定的思维习惯”。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制度看成是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制度必须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制度的性质而言，它是对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的一种习惯方式。正因为如此，人们把以凡勃伦为首的制度经济学派称之为社会心理学派。
凡勃伦把生物进化的规律引进经济学的分析，他认为，由于生物的进化是逐渐演变的，因此，制度的进化也是逐渐演变的，而不是突变的。制度的演变是一个永不结束的过程，而且变化的趋向和进化的将来形态都是不能预期的。
凡勃伦把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制度分成两个主要制度：一个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制度；一个是私有财产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两个制度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制度的具体形式是“工业技术制度”和“企业经营制度”。机器在工业生产中的利用是现代经济的决定性的因素。机器利用的目的是无限止地生产商品。但是，私有制下的“企业经营制度”的目的是实现最大化的利润。因而，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时期，由于市场不能随生产的扩大而按比例地扩大，于是生产和利润的矛盾就产生了，并且会不断地加剧。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之所以会产生工业技术制度和企业经营制度的对立，其原因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企业经营制度”统治着“工业技术制度”。从企业经营的眼光来看，工业技术的生产能力过于庞大，为了实现企业经营获得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有必要把工业生产控制在其生产能力之下，以维持一个高的价格水平。垄断组织的出现就是以控制和减少生产来取得高额利润的。凡勃伦把垄断组织称之为“既得利益者”和“不在所有者”。要消除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凡勃伦提出的一个设想就是，用一个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技术人员委员会”来领导，以消除“工业技术制度”和“企业经营制度”的对立，解决生产和经营的矛盾，从而使机器得到更好的利用。
“有闲阶级论”是凡勃伦经济理论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他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集中论述了有闲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凡勃伦认为，金融资本的巨头是社会的“有闲阶级”，这是一个保守的阶级，是发展许多工业的障碍。他认为，这个阶级力图保持旧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方式，有闲阶级的作用是对社会的发展从中阻挠，保留腐朽、落后的事物。因此，“有闲（即有产业而不从事生产的）阶级与经济过程的关系是金钱的关系，是营利的而不是生产的关系，是剥削的而不是服务的关系。”①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具有以下的特点：一是力图过有闲的生活；二是从事对财产的浪费性消费；三是力争提高消费水平；四是以奢侈的生活作为炫耀自己有闲和浪费性消费的手段。这些有闲阶级的人数虽少，但力量却很大，因为他们的习惯和见解是社会中其他成员奉行的行为准则，这使得这个阶级的保守主义的影响特别大，它“对社会进展方面所发生的阻力就不能单从人数上来估计，它要比这个大得多”②。如果有闲阶级的金钱竞赛成为生活的规范，就足以影响文化的发展，这一方面会指导人们的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又会由此而控制各种制度的发展。因此，有闲阶级制度对于社会的影响主要是阻止精神方面的发展，使各项教育制度趋于保守。
康芒斯也是旧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康芒斯以法律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经济关系。他认为，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交易，整个社会是由无数种交易所组成的一种有机组织。由于参加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在交易过程中会有双方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只有依靠法律制度才能解决。康芒斯特别强调法律制度对于经济制度变化所起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他的制度经济理论。他的主要理论观点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关于所有权的交易关系。康芒斯是以法律上所有权的交易关系作为其制度分析的基础的，他认为“所有权”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认识这一点，必须区分财富的两种意义，即财富既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又是一种所有权。物质和所有权的相互关系，是体现在一种经济活动的单位——“交易”里，以及那种对有利的交易的预期里。正统经济理论之所以无法对财富的两种意义作出区别，是因为他们把经济关系仅仅理解为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律处理人类经济活动中的纠纷，依据的不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是人对自然物的所有权，即“利益冲突”。康芒斯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冲突又互相依赖的关系，在冲突与依赖的相互作用中还必须建立一种对未来的“可靠的预期”机制，这种机制就叫做“秩序”。冲突、依存和秩序构成人类所有活动的三项基本原则，能够同时体现这三项原则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只有“交易关系”。
第二，关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康芒斯认为，由于交易包含了冲突、依存和秩序这三项原则，因而交易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他认为，交易不同于交换，“交换关系”的含义是指商品的实际移交，而“交易关系”则是作为法律上的所有权转移的一种制度上的含义。规定价格和决定竞争的是所有权，决定竞争公平与否的是所有权的转移，而不是实物的交换。但是，两者也是有密切联系的，它们共存于同一过程之中。
康芒斯认为，交易作为所有权的转移，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主要有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限额的交易。其中，买卖的交易是发生在法律上经济上地位平等的人之间的所有权转移关系，而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在管理的交易中，上级是一个个人或是一种少数个人的特权组织，上级发号施令，下级必须服从。在限额的交易中，上级是一个集体的上级或它的正式代表人，限额的交易的作用是分派财富创造或生产的利益和负担；管理的交易作用在于财富的生产；买卖的交易作用在于财富的分配。
第三，关于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康芒斯认为，制度经济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对此下一个定义颇有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原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集体行动的种类和范围甚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那许多有组织的所谓‘运行中的机构’，例如家庭、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协会、工会、联邦准备银行、‘联合事业的集团’以及国家。大家所共有的原则或多或少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的控制。”③
从集体行动通过各种不同的制裁手段控制个体行动这种普遍原则中，产生了权利、义务、无权利、无义务这些法律上的关系及其相应的经济上的关系，康芒斯把这些关系归结为安全、服从、自由和暴露四种，并指出“集体行动在无组织的习俗形式中比在有组织的团体中还要更普遍一些”④。
第四，关于法律先于经济。康芒斯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学解释出发，得出了法律先于经济的论断。也就是说，作为所有权转移的“交易关系”先于作为“物质移交”的交换关系而存在。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应首先归功于法律，是法律保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破坏了封建社会制度，为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扫清了道路。康芒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管理的资本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其中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离不开法制的作用，是国家法律制度加强了对于私人企业活动干预的结果。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同它的过去有很大的差异，它能够更好地免除自身的缺点和矛盾；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有赖于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已使资本的所有权趋于分散，这种所有权的扩大，可以称为投资者的好感的扩大，它使千百万人对于保存资本主义感到兴趣。
20世纪初广泛发展起来的旧制度经济学，到了30年代以后走了一段下坡路。这一时期作为制度经济学的代表有贝利、米恩斯、艾尔斯、克拉克等人，他们继承了凡勃伦的理论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凡勃论的制度经济学。在这一时期，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趋于衰落，一方面是由于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大，它所主张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为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所采用，但这一时期制度经济学派并没有提出具体解决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在旧制度经济学奠定了制度经济规范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以后，没有花大的力气去分析现存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功能。这就大大降低了制度经济理论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实践中的影响。
2．新制度学派对制度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