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卡的步骤是这样的：准备一只竹盘（圆形、平底，直径一尺），另一只同样的竹盘里当然放着昨日使用过的那一副卡线。人坐在两个竹盘之间，右手提起这副卡线的头，匀速拉动卡线，将它拉至空竹盘上。总线上每隔两米，就是一段系有卡具的线段。遇到线段时，停下，左手捏住卡，将之捏成U状，右手拾一粒芦套，将U稳固，再从碗里取一只硬条的细面饵塞进其间。将穿好卡饵的这段线拉进空竹盘。如此纷纷将线拉进空竹盘，直到空盘成满盘，满盘变空，一盘新理好的卡线顺利完工。当然，极重要的一点是，向空盘摆线是讲规范的，摆成什么形状，决定着后面下卡的顺利程度，稍微摆得不好，就容易在下卡时扯乱卡线，影响放卡的速度。
排一盘卡线似乎并不难，只要了解了步骤和技巧之后，小孩也能完成此项任务。关键在于，成年人一天可以穿八盘卡线以上，而通常小孩一天能穿两盘卡线就不错了。要知道，一条船不可能一天在河里放两盘卡线。通常要同时放好几盘到河里，再陆续收上。我区别于所有小孩的是，我穿卡的数量与成年人无异，一天可以穿六盘。
有一天，我在河道上碰到了有俊。有俊家的情况与我家类似，但他家是母亲要为他添一个妹妹，无法出船。那天我清楚地看到有俊的父亲在船上叹气。他挥着竹篙，沮丧地在河的另一面对我母亲说道，你看！我们家有俊比蝈儿还大一岁，可他一天都穿不完两盘卡。今年这一趟放卡，我们家算是白来了。
母亲隐隐地笑，用沉默这种更高明的宣传方式为我的事迹推波助澜。那个时候，我满心洋溢的充实感，几欲使我叫出声来。但我装作羞涩的样子，学习我的母亲，用沉默迎接外界的赞美。
最高明的母亲是我的母亲，她采用了一种激励式的教导方式，促使我洞悉了劳动的趣味。
在来到加南半个月后，我和母亲第一次小节性盘点这趟出船所得。半月卡鱼卖得的钱数，是四十元八角六分。我们在第二天遇到有俊的父亲，有俊说，他们的钱现在还不足二十块。我和母亲像两个密谋得逞的同僚，在那天不动声色地相视而笑。
油条是韦溪镇的。韦溪镇之大，之繁华，是我所见之最。我从未见过如此人流湍急的镇子。一拱宽阔的水泥桥横在镇子中央，到处都是摊点，连桥与河之间倾斜的陡路的上部都摆有卖菜的小摊。母亲把前日卡到的鱼从舱内舀到网兜里，高高举过肩膀，提醒韦溪人注意她手里活蹦乱跳的鲫鱼。男女镇民蜂拥而上。在那一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卖完了昨日的鱼，且鱼的价格史无前例的贵。早早卖完鱼，那么这一天的卡鱼工作就可以提前开工了。
讨厌的是，韦溪桥边的油炸食品铺粘住了我的视线。这就是命啊，如果它们不在桥边，该有多好，偏偏它们就在视线之内。
我从未郑重吃过一根油条，至少我九岁之前的记忆与它无关。现在，油炸食品铺在我的眼前搔首弄姿，热淋淋的油气，充满被炸熟的米粉、面的香味的油气，一路向我狂奔而来。我想坦白的是，在那个早晨，我几乎没有听清韦溪人与母亲讨价还价的声音，我对身边这些对鱼充满占有欲的韦溪人视若不见。我的眼睛里只有那些香喷喷的面食。我把对众多面食的兴趣提纯，最终让兴趣定格在那一条条金黄、饱满、修长、多汁的油条上。我想母亲就算听不到我吸溜唾液的怪声，也该意识到我的失态，她一向那么敏锐。
母亲却装糊涂，在我看来是这样的。韦溪人散去，母亲低下头，专注地提起塑料勺子舀掉舱里原来养鱼的水，后草草看了我一眼，就解下系缆，离开韦溪桥，向清寂的河道开进。
我失望之至，听到肚子里的饿鬼苏醒后的怒吼声。我第一次意识到，母亲如此抠门。仿佛我不是一个应该被她用心呵护、关爱的孩子，而是一个为她所用的工具。我为什么要那么卖力地替她穿卡呢？我又不是她的长工。我愤怒了，但我克制着。在那一天，我只穿了两盘卡线。母亲并没有对陡减的穿卡数量提出疑问，这恰好说明她洞悉我的不满。
现在梨出场了。它发生在来到加南的第十九天。梨在加南的另一个镇子边上。这个叫青虚镇的地方盛产肉梨。是下午的光景，我们收完一副卡，把船系到河沿休息。一个戴草帽的老头向我们的船探了一下头，想必他看梨看得无趣，见到一个青年妇人便过来搭讪。那老人佝着背，之字形走下河滩，哼哼唧唧地唤着什么，一忽儿就蹲到了与船垂直的河滩间。我越过他，清醒地看到二十米开外的梨园里硕大的梨。我又开始咽唾沫了。
那老人不说话，只笑，望着对面的青年妇人和她的孩子。忽而他折过身子，回到梨园。稍许过后，他回到了原本蹲着的滩上，先前戴着的草帽被他托在手上。吃梨吗？小孩。他阴阳怪气地用夹着浓重加南口音的普通话问我。
我忘记了警觉，飞快地抬头望着母亲。母亲把眼睛垂下，说，儿！我们走吧。该去下卡了。
老头不依不饶。很甜的梨，你看！这么大。用你的鱼，换我的梨，行不？
母亲闻言停下。怎么换？两斤鱼，换一斤梨。怎样？
母亲身子紧了一下。两斤鱼换一斤梨？一斤鱼换两斤梨还差不多。你不知道一斤鱼的市价比一斤梨的市价高吗？
我知道啊。那么你用钱买我的梨吧。嘿嘿！我知道你们这些河北人，不会舍得花一分钱。我经常遇到你们这些河北来的船。所以嘛，我让你换，是为你着想啊。你想想，万一你的鱼死了，不是比梨便宜了吗？
你才要死。母亲说着拔起缆杆，船扬长而去。
我喉咙里已百舸争流，见状大喊。不要走！梨。母亲说，哪有这么贵的梨。不吃会死？卖梨人在渐至远去的滩上张大嘴形说话。我已经听不到他的讽刺或谩骂。
太气人了，我胸腔起伏不停，强压住对母亲的愤恨，捧住竹盘，恨不得把它扔进水里。
为什么母亲会对儿子合理的要求视而不见？为什么？我觉得，她太自私了。我只是她的长工，她的工具。
可我只好忍，谁叫我是个小孩呢？太阳倨傲地立在头顶，加南的河面上反射出炙热的光。夏季开始盛行，我的心躁动得离谱。我突然觉得我与母亲是隔阂的，她让我觉得陌生。于是加南的河流、庄稼、树，随处可见的陌生人倒变得亲切起来。我在想，如果我从这条船上跳出去，沿着岸爬上去，离开这些地平线之下的河流，该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母亲不做声。卡线放进河里，又收上。她罐里的纸钞、硬币越来越多。我望着河面漂动的一团水蕴草，遥想起不能预见的未来。
我变得很沉默。
那么鱼呢？鱼总可以吃吧？我自己作为这次卡鱼生活的一部分，作为鱼的主人之一，总可以吃几条鱼吧？母亲却说，不可以。
有的时候，她把船驶得飞快，使船下不明真相的鲢鱼跳进船舱。它们总那么傻，也只有鲢鱼们才那么傻，鲫鱼们从不，它们孤傲地潜在水面下很深的地方，被茂密的蕴草盖住，让人轻易无法发现，所以鲫鱼的价格是昂贵的，鲢鱼们在加南分文不值，个性决定着身价的贵贱。鲢鱼们那么贱，它们当然是不好吃的。但母亲只舍得让我吃鲢鱼，美味的鲫鱼与我的口舌无关，它们只能由她去卖钱。她只在我想吃鱼的时候让船飞快地驶过水面，从不打算把船慢下来，舀出几尾鲜亮的鲫鱼，满足我的食欲。
我正式向她提出想吃一次鲫鱼，是在来加南二十五天的时候。我说，就吃两条，两条可以吗？你一条，我一条。
母亲说，我不爱吃。那就一条。我只吃一条，行不行？没有回答。
这是耻辱。对一个九岁的小孩来说，如此直白的请求被拒绝，可以使自尊心严重受挫，严重到能使他投河自尽的地步。
我终于发作了，在我与母亲来到加南后的第二十五天。我端起一个竹盘，抖动着里面条理分明的卡线，伸出一只手，将卡线抖乱。在母亲还没来得及阻止之前，我已经把竹盘与卡线一并抛向水面。
竹篙准确地抽中我的后背。母亲说，吃麸子也是吃，吃油条也是吃，不吃油条会死吗？吃鲢鱼也是吃，吃鲫鱼也是吃，不吃鲫鱼会死吗？喝水也解渴，吃梨也解渴，不吃梨会死吗？
我说，我就要吃油条，就要吃鲫鱼，就要吃梨。我吃麸子快吃死了，吃鲢鱼都吃吐了，喝水喝得肚子咕咕叫。我就要吃油条鲫鱼梨。
母亲说，吃了拿什么去盖瓦房。你不知道每到年底我们经常一分钱都没有了吗？到那时候连麸子都没钱买，你现在吃？现在吃死，以后饿死。
我气急败坏。也许待我成年后会意识到母亲在用她的狠心警告我生活的不易，帮我树立一种俭朴的生活习性，但作为一个九岁的孩子，我只知道恨。我辩不过她，但手长在我身上，我想叫它动它就动，想叫他歇它就歇。我至少有能力罢工。
现在，加南的河上是一个消极应付卡鱼生活的小孩了。他不再因一些虚空的赞美而生出无穷的劳动兴致，他只知道生活对他是不公的，因此他就没有必要顺从生活。我又遇到了有俊。有俊的父亲用力地盯着出现异状的我家的船，眼角飞出窃喜。母亲不说话。
愤怒总会激发出人的聪明才智。在我与母亲初次对垒的期间，我意识到一件从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是不公的。对！母亲如此苛责一个孩子完成一个成年人的工作，是霸道的，她这么做，除了残忍，没有别的解释。
我在加南的第一次失踪，亦或说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主动失踪，就这样出场了。我有明确的目的，是想以此惩罚母亲一次。不过目的本身，也不见得那么有说服力。有时候，失踪也许是因了内心里某种艰深的呼唤而已。不是么？
那是正午，我们的船停在一条狭窄的小河里。不远处有房子，大概是个镇子。眼前的堤岸上，只有农田。河沿秃秃的，不是因为贫瘠，而显然是因为附近农人的修整。抬头往上看，是些正值妙龄的玉米秆、席地而生的蓬勃的花生、密密匝匝的青豆枝，没有一棵树，这使得鸟只能在河的两岸间飞来飞去，找不到稳妥的憩息地。视野是远的，因远而寂寥。夏季正日趋成熟，阳光长满了利牙，叫人的脸生生地疼。母亲躬身蹲在中舱，一手握着瓢，从河里取水倒进锅里，一手利落地拨动着锅里的碗。每个中午，我们吃完饭，母亲洗刷锅碗，这时我通常会在锅碗的碰撞声中打起瞌睡。但那个正午我一脑袋的精神劲儿。
我装作无所事事的样子，从篷里爬起来，赤足站到船舷上，张开双臂往前走。这是我在船上唯一的游戏：像杂耍艺人一样站在宽
不足五厘米的船舷，从船头走到船尾，从船尾走到船头。母亲每次见状总会吆喝我停下。她说，你不怕跌到水里去吗？跌到水里有什么好怕的呢？就算我并不怎么会水，这河里的水也并不深。我总是毫不畏惧地玩着这种在船上穿行的游戏，乐此不疲。那个中午母亲照例在洗刷的间隙大声呵斥我。我少有地表现出了顺从，连忙从船舷上跳下来，猫腰爬回船篷。不一会儿，我提着塑料凉鞋又出来了。母亲看了一眼我的手。很显然，在船上我从来都是赤足的，我手上的鞋让她觉得突兀。
我上去找茅坑。尿河里不就行了。我拉屎。
上面那么大的地，找什么茅坑。我就想找茅坑。
母亲抿着嘴乐了。穷讲究。她说，下次到一个十里地看不到人家的地方，看你怎么找茅坑。
我当然不是想找茅坑的，母亲说得对，地那么大，找什么茅坑。显然她中计了。我缓缓套上塑料凉鞋，跳上岸。母亲低着头，丝毫不曾意识到一桩计划即将实施。我瞄了她两眼，安稳了一下心神，爬上岸，沿着田埂昂首向镇子方向走去。拐过一个不怎么大的弯，我望见我家的船被田地遮住了。深吸一口气，我狂奔起来。
这是加南的土地，异乡的土地，我跑得越快，离陌生就越近。我感觉到了兴奋，这使我神智大开，更清晰地闻到加南大地及大地上农作物的气息。前面出现了一棵桑树，我紧张地四顾看了两下，飞速爬了上去。匍匐在树桠间，我又看到了我家的船，母亲渺小的身体现在移到了船尾，像每天例行的那样，现在她开始为午后新一轮的卡鱼工作做准备了。我采了几粒桑葚吃掉，呼地爬下树。
我继续沿着田埂往前走，现在一户人家出现了。走过这一幢房子，前面的房子密集起来。路上开始遇到人，一个鸭尾头的女人回头看了我一眼。出现了一座桥。我停下来，骑在桥墩上。太阳躲在房子们的后面，让人深感诡异。我在桥墩上坐了很久，想象着母亲越来越焦急的脸。我在考虑着要把这个凶恶的游戏做多久，我并不想一味把它做下去。只要能让母亲焦急过一阵，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是，这异乡静静的黑色瓦房、房后的草垛、窄路上稀少的行人、头顶阳光普照下的清明的炽白、几近无声的这段正午时分，这一切组成了一种让人迷惑又迷离的氛围。我是谁呢？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正在想着心事，世界上的别人也在想吗？母亲在想吗？远方的折了腿的父亲在想吗？一种无力探究结论而造成的恐慌感使我伤感，我脑子变得一片空白，不再记得此行的初衷，只一味地沉湎在那些情绪里。
一个比我略大的男孩在桥的另一头出现了，起先是他的笑声，然后是他的头，和蹦蹦跳跳的身躯。发现了我，他遥站在桥的那个端口，审视我。又一阵笑，另一个男孩出现了，看起来年纪与我相仿，但明显要比我高。突然，又出现了一个更小的男孩，和一个大女孩。三男一女四个孩子，就这样齐刷刷在桥头站了一刹那，接着慢步直向我这边走来。他们的步子在加快。即将到我身边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跑了。
他们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自觉地在三个方向分别站好。这很奇怪，难道在一个陌生小孩面前，连孩子都有迅速站成战斗队形的本能？起先出现的那个孩子伸出手，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我从桥墩上拽了下来。在跌倒之前，我其实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想揍我。我甚至失神地望着那个最小的孩子，觉得他长得真漂亮，要能过去摸摸他的脸就好了。当然，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正陷身危机。四个孩子开始以我为中心向内聚拢，包括那个小女孩。他们嘴里说着加南土话，速度太快，使我听不甚懂。我终究还是灵敏的，在他们的拳头还没来得及捣向我之时，迅猛地一跃而起，突出重围。我吓到了极点，连回头的时间都没有，只知道跑。他们追了几步，觉得无趣，停了。我站在安全距离上，回过头来打量他们。一个男孩在对我掏他裤裆里的鸟，另两个男孩望着那个放纵的男孩又笑又叫，女孩捂着嘴弯下腰。他们只是在跟我做游戏而已，但很显然如果我没有及时脱身，这是一场暴力游戏。现在游戏回归它纯粹的娱乐功能：他
们乐不可支，不再有追逐我的兴趣。我转过身，往人烟稀少的田埂上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