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刚吃完午餐。雷德纳太太照例回房休息。我打发她上床，给她好几个枕头，还有她要看的书。我刚要离开她的房间时，她把我叫回去。
“护士小姐，不要走。我有一件事要对你说。”我又回到她的房里。
“把门关上。”我遵照办理。
她下了床，开始来回踱着。我可以看得出她在下决心做一件事，不想干扰她。她分明是有一件事，犹豫不决。
最后，她似乎已经鼓起勇气去做她需要做的事了。于是，她转过身来，突然对我说：“坐下来。”
我静静地坐在桌旁。她紧张地说：“你也许不明白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吧？”
我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告诉你了——一切都告诉你！我必须告诉一个人，否则，我就要发疯了。”
“好吧，”我说，“我实在以为你这样做也好，当一个人蒙在鼓中的时候，是不容易知道怎么做才是最好的。”
她丕再不安的踱来踱去，现在面对着我。
“你知道我害怕些什么吗？”“一个男人，”我说。
“是的——但是，我并没说是什么人——我是说，什么事。”
我等她说下去。
她说：“我怕让人害死！”
啊，现在已经说出来了。我可不能表示出我有什么特别的忧虑，她已经几乎变得歇斯底里了。
“哎呀，”我说，“原来如此，真的吗？”。于是，她哈哈大笑。她笑呀，笑呀，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你那样说法真可笑！”她说，“你那样说法真可笑！”
“好了，好了，”我说，“这样是不行的，”我严厉地说，我把她推到一把椅子上坐下，到洗脸盆那里，用冷水浸浸海绵，洗洗她的额和手腕。
“不要再乱讲了，”我说，“镇定而又切实地把一切都告诉我。”这样一说，她的笑声停止了。她坐起来、用她平常讲话的自然声调说话。
“护士小姐，你是个无价之宝。”她说，“你使我觉得我仿佛只有六岁，我要告诉你。”
“对了。”我说，“不要忙，不急。”
她开始讲了，慢慢地、不慌不忙：“我还是二十岁的女孩子时候，我结婚了。”对方是一个在******做事的青年，那是在一九一八年。“。”我知道。“我说，”麦加多太太对我说过，他在大战期间阵亡了。“但是雷德纳太太摇摇头。
“那是她的想法，那是大家的想法。，事实上，那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护士小姐，当时我是一个很怪的、非常爱国而且热情的女孩子，一脑门子理想主义的思想。当我结婚只有几个月的时候，由于一件预料不到的偶发事件，我发现丈夫是德国人花钱雇的间谍。我后来才晓得正是由于他供给的情报，才直接引起一艘美国运输舰的沉没，以及许多人丧失性命。我不知道别人遇到这种事大都怎样办，但是，我来告诉你我怎么办的吧。我的父亲在军政部，我便径直到他那里，把实情告诉他。佛瑞德瑞克事实上不是在作战时阵亡的——他是在美国以间谍罪被处决的。”
“哦，哎呀，哎呀！”我叫道，“多可怕！”
“是的。”她说，“那是很可怕的，他也很亲切、很温柔。但是，仍然——不过，我毫不犹豫。也许，我错了。”
“这很难说，”我说，“我的确不知道一个人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办。”
“我告诉你的这些事，******以外是不公开的。表面上看，我的丈夫是到前线打仗时阵亡的。我是一个阵亡军人的寡妇，受到各方不少的同情和眷顾。
她显得很悲痛，我非常了解地点点头。
“有不少男人想同我结婚，可是，我总是拒绝。我受的打击太大，所以已不能再信任任何人。”
“是的，我可以想象到一个人会有你那样的感觉。”“后来，我喜欢了一个年轻人，我正在犹豫，发生了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我收到一封令人烦恼的信——是佛瑞德瑞克寄来的——信上说：我如果同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他就要我的命！”
“佛瑞德瑞克寄来的？你的亡夫寄来的？”“是的，当然是的、起初我以为自己疯了，或是在做梦，最后，我去找我的父亲，他这才把实话告诉我，原来我的丈夫并没有被枪决，他逃跑了——但是，他的逃亡仍然没有用。几个星期之后，有一班火车出轨，他就在车上。在遇难者的尸首当中，发现了他的尸首。我的父亲一直将他逃亡的事瞒着我，他以为反正人已经死了，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要告诉我。直到发生这件事，他才道出实情。
“但是，那封信一来，就让人有一些新的揣测。也许事实上我的丈夫仍在人间吧？
“我的父亲尽可能地仔细研究这件事。他的结论是：依人之常情而论，我们可以相信，那具当做佛瑞德瑞克尸体埋葬的尸体就是佛瑞德瑞克。那尸体面貌已经相当难认了。所以，他也不能斩钉截铁他说一定是的，但是，他一再郑重他说，他相信佛瑞德瑞克是死了，那封信一定是一个残忍而且恶毒的人在捉弄我。
“同样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我和任何一个男人如果似乎很亲密了，我就会接到一封恐吓信。”“是你丈夫的笔迹吗？”
她慢慢地说：“这很难说，我没有保存他的信，只有凭记忆来判断。”
“信上有没有提到什么往事，或者用一些特别的字眼，使你可以确定是他写的？”
“没有。过去的确有一些字眼——譬如说外号之类的字眼——我们两人之间常用的字眼——假若来信用到或者引用到那些字眼，我就可以确定了。”
“是的。”我思索着说，“这很奇怪。不过，看情形这仿佛不是你丈夫写的。但是，这可能是别的人写的吗？”
“有一个可能，佛瑞德瑞克有一个弟弟——我们结婚的时候他还是个十岁或十二岁的孩子，他的名字叫威廉。他崇拜佛瑞德瑞克，佛瑞德瑞克也很喜欢他，那孩子后来怎么样，我不得而知。我想，他既然那样狂热地崇拜他哥哥，等他长大了，似乎很可以认为他的死亡，我应该负责。他也许会想出一个阴谋来惩罚我。”
“这是可能的。”我说，“小孩子如果受到打击，就会记在心里、这实在是令人惊异的事。”
“我知道，这孩子也许把一生的时间都用到报复上。”“请你再说下去。”
“此外没有很多的话要说，我在三年前认识爱瑞克，我本来打算永远不结婚，可是爱瑞克使我改变主意，直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我一直在等待另一封恐吓信，可是一封也没有。于是，我就下了一个结论：不论写那种信的人是谁，如今他不是死了，便是他觉得那种残忍的把戏玩腻了。可是，我们婚后的第三天，我收到这封信。”
她由桌子上拉过一个小公事包，打开锁，取出一封信来递给我。
墨水稍微有些褪色，笔迹相当女人气，字体向前斜：你没有听我的话，现在你逃不掉了，你只可以是佛瑞德瑞克·巴斯纳的妻子！你一定得死！
我很害怕——但是，首先，现在并不像以前那样怕，同爱瑞克在一起使我觉得很安全，后来，一个月之后，我收到另一封：
我并未忘记，我在计划，你一定得死，你为何不听我的话？
“你丈夫知道这件事吗？”
雷德纳太太回答得很慢：“他知道我受到恐吓，第二封信寄来的时候，我把两封信都拿给他看，他想这完全是有人捉弄我。他也以为，也许有什么人冒充我的前夫尚在人间来勒索我。”
她停顿片刻，然后接着说下去。
“我收到第二封信之后没有几天，我们险些因瓦斯中毒而送命。我们睡着以后，有人走进我们的公寓，把瓦斯炉打开，幸亏我及时醒过来闻到瓦斯味。后来，我失去了勇气，我对爱瑞克说我受到这种困扰已经好几年了。我又告诉他，我相信这个疯子——不管他是谁——实在是打算害死我的。我第一次认为那的确是佛瑞德瑞克，在他那温柔的表面背后始终有一点冷酷的成分。
“我想，爱瑞克不像我这样惊慌，他想到警察局去报告，我自然不许他那么做，到最后我们都认为我应该陪他到这里来。
到了夏天，假若我不回美国，而待在巴黎或者伦敦，比较好。
“我们实行了我们的计划，一切都很顺利。我觉得如今一定一切都没事了，我们毕竟和敌人之间隔开了半个地球呢。
“于是，后来——三星期多以前——我收到一封信——上面有伊拉克的邮票。”
她把另一封信递给我：
你以为你能逃脱，你错了。我不许你对我不忠，而又能活着，过去我老是对你这样说的，你的死期就要到了。
“后来，一星期以前——这个——就是放在这里桌上的信，这封信甚至于没经过邮局。”
我由她手里接过那张信纸，上面只有潦潦草草的一句话：
我已经到了。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你看到吗？你明白吗：他准备害死我，这也许是佛瑞德瑞克——也许是小威廉——但是，他准备害死我呀。”
她的声音发抖，变得很高，我连忙抓住她的手腕。
“好了，好了。”我警告她说，“你要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会照顾你的，你有挥发盐吗？”
她点点头，朝盥洗室方面望。于是，我就给她服用相当大的剂量。“这就好些。”我说，她的两颊已经恢复了血色。“是的，我现在觉得好些。但是，啊，护士小姐，你知道我怎么会这样不安吗？当我看到那个男人向窗内窥探的时候，我想，他来了！
甚至于你来的时候，我也起疑心。我想你也许是一个男人假扮的——”“想得真离奇！”
“啊，我知道我的话听起来很好笑。但是，你也许是和他串通好的——根本不是从医院来的护士。”
“可是，你这是乱讲！”
“是的，也许是的。但是，我已经变得失去理智了。”我突然灵机一动，说：“我想，你会认得出你的丈夫吧？”她慢吞吞地说：“甚至这个我也不知道，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我也许认不出他的面孔了。”
然后，她吓得发抖。
“有一个夜晚我看到他的面孔——但是那是一个死人的面孔。窗玻璃上有人敲打的声音，啪嗒！啪嗒！啪嗒！然后，我看到一个面孔，一个死人的面孔，鬼一样的，咧着嘴笑，紧贴在窗玻璃上，我不住地尖叫，可是他们说那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
这使我回想起麦加多太太的说法。
“你以为，”我犹豫地说，“你不是在梦里看到的吧？”“我可以确定不是在做梦。”
我却不那么确定，那是一种在这样情况下很可能有的噩梦，而且很容易让人在睡醒时觉得是真发生的事。虽然如此，我向来不和病人抬杠。我尽力安慰她，并且对她指出：假若有一个陌生人来到邻近一带地方，一定会有人知道的。
我离开她的时候，我想，她感到有些安心了。然后，我便去找雷德纳博士，去告诉他我们的谈话情形。
“我很高兴，她已经告诉你了。”他只是这样说，“这件事使我非常担心。我相信那些面孔呀、窗玻璃上的敲打声呀，完全是她想象出来的。我始终不知道怎样才是最好的办法，你对整个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对于他说话的语调，我不大十分了解，但是我回答得相当快。
“很可能，”我说，“这些信也许是有人在用残忍而且恶毒的手段来捉弄人的。”
“是的，这是很可能的。但是，我们怎么办才好呢？这些信吓得她要发疯了，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
我也不晓得，我觉得这件事可能与一个女人有关，那些信上的笔迹有女人气，我的内心深处有麦加多太太的影子。
也许她偶然有机会探听到雷德纳太太第一次婚姻的实情，她也许是用恐吓手段来尽量发泄心中的怨恨。
我并不十分想向雷德纳博士提示这样一件事，我们很难知道别人对你的话如何感受。
“啊，”我乐观地说，“我们必须往最好的地方想，我想雷德纳太太只要说出来，似乎已经舒服多了。你知道，说出来总是好的，把事情闷在心里才会使人烦躁。”
“我很喜欢，她已经告诉你了。”他重复地说，“这是一个好的迹象，由此可见她喜欢你、信任你。我始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已经智穷力竭了。”
我本想问他是否考虑过慎重地向当地的警察局提出暗示，但是，话都到嘴边了，临时又决定不说。事后想想，幸而没有这么做，因而非常高兴。
以后发生的事是这样的。第二天，柯尔曼准备进城去取出工人的工钱，他也要把所有的信件带去赶航空邮班。
所有的信，写好以后，都丢进餐厅窗台上一个木箱里。那天夜里柯尔曼先生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便是把那些信取出来，分门别类地用橡皮筋一束一束地扎好。
突然之间，他发出一声叫喊。
“什么事？”我间。
“这是我们可爱的露伊思写的——她好奇怪，真的变得神经不正常了。她在信封上写的地址是：法国、巴黎、四十二街某人收。我想这样写不对吧，你说是不是？你把它拿给她，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好吗？她刚回房休息。”
我把信拿过来，连忙跑到雷德纳太太房里，让她把地址改好。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雷德纳太太的笔迹。于是我偶然想到这笔迹不知道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因为看起来的确很熟悉，到了半夜我才突然想起来。这笔迹除了字体比较大一些，也更零乱些以外，和那些匿名信上的笔迹特别像。
我忽然灵机一动，有一个新的想法，那些信也许是雷德纳太太自己写的吧？雷德纳博士对这件事有些知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