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苹果林宅，仆人请赫尔克里·波洛在客厅就坐，告诉他德雷克夫人随后就到。
穿过大厅时，波洛听见女人们叽叽喳喳的声音，他估计大约是从餐厅里传出来的。
波洛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整齐而美丽的花园。布局不错，管理得也很好。紫苑还在怒放，菊花亦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甚至还有一两枝玫瑰傲视着冬天的渐渐来临。波洛看不出这里有园艺家的半点功劳。一切都遵循着传统，只是培育得相当不错。
他心想德雷克夫人是否有些令米切尔·加菲尔德招架不住。他布下各种诱饵，可全都是枉费心机。一眼就能看出这只不过是一个精心护理的郊区的普通花园。
门开了。
“真抱歉，让您久等了，波洛先生。”德雷克夫人说。大厅外叽叽喳喳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人们不断离去。“是为了在教堂举办圣诞庆典的事。”德雷克夫人解释说，“筹委会成员们在我这里开会商量一下究竟该怎么安排。这种会一开起来就没个完。总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或者说有好主意，而好主意往往根本行不通。”她的语气略显得愤愤不平。
波洛完全想像得出，德雷克夫人会毫不留情地指出一些事情的荒谬之处。
从斯彭斯的妹妹的话以及别人的暗示中，还通过各种途径，他了解到罗伊纳·德雷克独断专行，大家都指望着她挑大梁，却又都不感激她。他也想像得出来，她虽然尽职尽责，却不会受到跟她个性相当的上了年纪的亲戚的宠爱。他听说卢埃林·斯迈思夫人之所以搬到这里，是为了离侄儿侄媳近一些，于是虽然不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侄媳实际上早已作好打算照顾老太太的饮食起居。很可能卢埃林·斯迈思夫人心底也十分感激罗伊纳·德雷克，但与此同时，无疑对她的专断极为不满。
听到大厅的门终于关上了，罗伊纳·德雷克说道：“好了，终于都走啦。
您找我有什么事？还是关于那次可怕的晚会吗？但愿我没有在家里举办那次晚会才好。可是别的房子似乎又都不合适。奥列弗夫人还呆在朱迪思·巴特勒家吗？”
“是的。我想她一两天后要回伦敦去了。您以前没有见过她吧？”
“没有。不过我很喜欢看她的作品。”
“是啊，大家公认她是个一流作家。”波洛说道。
“嗯，她是个一流作家，毫无疑问。她本人也很有意思。她有自己的看法吧——是说她大概知道是谁下的毒手吧？”
“我看她不知道。您呢，夫人？”
“我已经跟您说过啦，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您也许只是这么说说，而事实上——兴许您已经有了，兴许没有——怎么说呢，仅仅有个轮廓，是个很有价值的看法，还不太成熟而已。您的猜测有可能就是真的。”
“您怎么会这么想呢？”她好奇地打量着他。
“您是不是看见什么了——一件很小很不起眼的事，但是越想越觉得兴许不像当初认为的那样没有任何意义。”“波洛先生，您肯定是有所指吧，是某件事故？”“嘿，我承认。是因为有人跟我提起过。”
“果然如此。是谁呢？”“一位惠特克女士，小学教师。”
“哦，原来是她。伊丽莎白·惠特克，是榆树小学的数学老师，是她吧？我记得开晚会时她在。她看见什么了吗？”
“与其说她看见了什么，不如说她觉得您也许看见什么啦。”
德雷克夫人诧异地摇摇头。
“我可能会看见什么了呢？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啦。”德雷克夫人说，“可是谁知道呢。”
“跟花瓶有关。”波洛说，“一个装满花的花瓶。”“一瓶花？”罗伊纳·德雷克迷惑不解地问。接着她的眉头舒展开了。
“哦，对。我记起来啦。是的，楼梯角的桌上插着满满一花瓶的菊花和树枝，是一只漂亮的玻璃花瓶，我结婚时收的贺礼。插的树叶有几片耷拉下来了，几朵花也蔫了。我记得是穿过大厅时发现的——那时晚会大概要结束了吧，我也记不太清楚——我心中暗自纳闷怎么会弄成这样，于是我上楼把手伸了进去。原来不知哪个蠢货把它摆好之后居然忘了加水。我很恼火，后来就端着花瓶进洗手间灌水去了。我在洗手间能看见什么呢？里面又没有人。我清楚得很。不排除晚会期间有一两个大一点的姑娘小伙去过那里，拿美国人的话讲叫搂搂抱抱亲热了一下。但我端着花瓶进去时绝对没有一个人。”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波洛说，“但我听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花瓶从您手中滑落，滚下客厅摔碎了。”“哦，是的，”罗伊纳说，“摔了个粉碎。我慌了神，因为我说过，那花瓶还是我结婚时别人送的贺礼，而且质量上乘，插满一束花完全没有问题。我太笨了，手指竟然滑啦，花瓶从我手中掉下去，砸在大厅的地板上摔碎了。伊丽莎白·惠特克恰好站在那儿，她帮我拾起碎片，把玻璃渣扫到一边，生怕有人踩上啦。我们就扫到大座钟旁的角落里，等晚会结束后再清除。”
她审视着波洛。
“这就是您说的意想不到的事？”她问。
“对。”波洛答道，“我猜惠特克小姐是感到奇怪，您怎么会把花瓶摔了呢。她觉得您是受了惊吓。”
“我受了惊吓？”罗伊纳·德雷克看着波洛，又皱起眉头思索了一阵，“不。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受惊吓。有时候一不小心东西就掉下去了，比方说洗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因为太累了。当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为晚会做准备啦，主持晚会啦，忙得不可开交。应该说进展很顺利。我觉得是因为——啊，累了就没办法，保不准就干蠢事。”
“您确信没有什么事情吓着您了吗？比如说看见了根本没有料到的一幕？”
“看见什么了？在哪儿呢？楼下大厅里？大厅里我什么也没看见。当时大家都在玩火中取栗的游戏，大厅里空荡荡的，对啦，只有惠特克小姐一个人在。但直到她过来给我帮助为止，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她。”
“您有没有看见谁从书房里出来？”
“书房……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对，我应该能看见。”
她停顿了好一阵，然后紧盯着波洛说：“我没看见任何人从书房里出来，”她说，“根本没有……”
他不相信，她越是这样说他心中越是怀疑。她没有说实话。实际上她看见了某个人，或者看见门开了一条缝，或者瞥见了书房里的那个人。但她否认得十分干脆。他想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干脆呢？是因为她不愿意把那个人同谋杀案相联系吗？是不是她十分关心那个人——或者更有可能是——她想保护那个人。说不定那个人尚未成年，她觉得他还不清楚自己干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他觉得她虽然厉害但还是很正直的。像她这种女人常常从事管理工作，主持一个委员会或者某项慈善事业，关心对公众有利的各项事务。同时她们又过分强调情有可原，常常为年轻的罪犯寻找各种借口。例如未成年的男孩子或者智力发展迟缓的女孩子，兴许他们已经是管教的对象了，可还往往博得她们的同情。若是看见这类人从书房出来的话，他觉得她很可能出于本能想保护他们。如今作案的孩子一般都很小，在哪个年龄段还不可知。7岁？9岁？他们一般在青少年法庭受审，看来很难弄清应该如何杜绝青少年犯罪。常常给他们找出不少借口，比如说家庭破裂、父母照顾不周等。然而最最卖力为他们说话、为他们找出每一个借口的恰恰是罗伊纳·德雷克这种人。而她们平时总是那么严厉，那么吹毛求疵。
波洛本人不赞成她们的作法。他第一步想到的永远是正义。他向来对慈悲为怀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过多的慈悲。从他在比利时以及这个国家的经历看，他觉得滥用慈悲往往酿成大祸。要是把正义放在首位，其次才是慈悲的话，许多无辜的牺牲者就不会白白送命了。
“我明白了，”波洛说，“我明白了。”
“您觉得惠特克小姐会不会看见谁进了书房？”德雷克夫人提醒道。
波洛饶有兴致地问：“啊，您认为有可能？”
“只是觉得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五分钟或者更早以前，她见到有人进书房。我不小心砸了花瓶时，她说不定以为我是瞥见了那个人，兴许我看清了他是谁。有可能她因为没太看清楚而不愿意说出觉得那人是谁，怕引起误会。也许看见的是一个孩子、或者某个年轻人的背影。”
“夫人，您是觉得她见到的人仅仅是个孩子，或者说他还未成年？您认为我们正在探寻的案件肇事者极有可能是这类人？”
她思索再三才说：“是的，我的确这么认为，不过也还没有想明白。在我看来，如今案件往往与年轻人有关。谁也弄不清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有的只是想复仇，有的是想要毁灭一切。甚至那些砸电话匣子、刺破汽车轮胎以及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害人的人，他们这么做只是出于仇恨——倒不见得是恨某个人，而是恨整个世界。时代病。于是看到一个孩子无缘无故地在晚会上被淹死之类的事，人们自然会联想起干这事的人还不能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您是否也觉得——觉得在这桩案子中这种可能性很大？”
“警察跟您观点一致——至少以前是，我觉得。”
“哦。他们会查清楚的。我们这一带警察十分得力。好几桩案子他们都处理得很漂亮。他们兢兢业业，从不轻易放弃。
这桩案子他们八成能破，不过可能要一段时间，得花好一阵取证。”
“夫人，本案取证工作相当困难。”
“对。就是。我丈夫被害时——他腿脚不方便——他在过马路，一辆小汽车从他后面驶来把他撞倒在地。一直没有找到肇事者。也许您不知道，我丈夫身患骨髓灰质炎。他六年前患上的，身体部分瘫痪。后来稍有好转，但腿还是不方便。车向他飞驶而来他躲避不及。我甚至觉得责任全在我。他出门从来不让我跟着，也不让任何人搀他，因为他讨厌有人侍奉他，妻子也不行。而且他过马路一向很小心。可是一旦事故发生了，我还是深深地自责。”
“事故发生在您的姑母过世之后吗？”
“不是。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人们不是常说‘祸不单行’吗。我觉得就是。”
“对，的确如此。”赫尔克里·波洛说。
他又问道：“警方也没有找到肇事车辆吗？”
“我记得是一辆蚱蜢七型的车。要知道路上跑的每三辆小汽车中就有一辆是蚱蜢七型的——或者说当时是这样。他们告诉我说是市场上最畅销的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