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莫立和我都认为马修·阿诺德是我们认识的最有魅力的人。他有种“吸引力”——这是唯一可以形容他出场效果和说话方式的词。即便是他的外貌或严肃的沉默也很有吸引力。
1880年，他和我们一起坐马车旅行，游览英格兰南部。同行的还有威廉·
布莱克和埃德温·A.艾比。在临近一个小村庄时，他问我是否可以让马车停几分钟，他解释说，这里是他教父基布尔主教的安息之地，他想要去祭拜一下他的坟墓。他继续道：
“啊，亲爱的基布尔！我在神学上的观点让他十分伤心，也让我十分伤心。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我的好朋友，他专程赶到牛津，为我竞选英国诗歌教授投票。”
我们一起走到静静的墓地，马修·阿诺德在基布尔的墓边默默沉思，这一幕牢牢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后来，我们谈到了他的神学见解，他说这些观点伤害了他最好的朋友。
“格莱斯顿先生曾经向我表达过他深深的失望和不愉快，说我应该要成为一个主教。毫无疑问，我的写作阻碍了我的晋升，也伤害了我的朋友，但我无法控制，我必须要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清楚地记得，他说最后几个字时悲伤的语气和缓慢的节奏，这是他内心深处的话。他向大众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随着时代的进步，大众开始接受他的观点。如今，他的教义不再受到任何谴责。马修·阿诺德是一个特别虔诚的教徒，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无礼的话。在这点上，他和格莱斯顿都无可厚非。
但是他曾用短短一句话抹杀了超自然力量的作用，“反对奇迹的争论可以结束了，因为奇迹并不存在。”
他和他的女儿（即现在的惠特里奇夫人）在1883年来过我们在纽约的家做客，也曾到我们在阿勒格尼山顶的家来拜访，因此我常常能见到他。我母亲和我曾用马车送他去纽约作第一次演讲。那次演讲的观众十分友好，但演讲不算成功，因为他不善于在公众面前演讲，他没有能力吸引观众。当我们回到家，他第一句话是：“哦，你们觉得怎么样？告诉我！我可以当一个演说家吗？”
我太希望他成功了，所以没有丝毫犹豫就告诉他，除非他适应了在公众面前讲话，否则他绝不可能成功。他必须要找一个演说家指点他一下。我的要求如此强烈，他同意了。在我们说完之后，他转向我母亲说道：“现在，亲爱的卡内基夫人，他们已经给出了意见，但我想要知道你对我在美国的第一次演讲有什么评价。”
“太严肃了，阿诺德先生，太严肃了。”我母亲慢慢地、温柔地说道。
阿诺德先生后来偶尔会提起这件事，当时他觉得这句话是当头一棒。当他从西部之旅回到纽约后，他进步很大，他的嗓音完全比得上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水平。他听从了我们的建议，跟着一位波士顿的演讲教授学习，之后一切都发展得十分顺利。
他希望去听着名牧师比彻先生的演讲，于是在一个星期天早晨，我们出发前往布鲁克林。我们提前通知了比彻先生，这样他可以在演讲后留下来和阿诺德先生见面。当我把阿诺德先生介绍给他时，他十分热情地欢迎阿诺德。比彻先生终于能见到神交已久的阿诺德先生，显得十分高兴，他握着阿诺德的手说：“阿诺德先生，你写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仔细地读过，许多文章还读过好多遍，而且每次读都有所收获，每一次！”
“哦，这样的话，比彻先生，我恐怕你会发现，那些涉及你的段落应该被删除。”阿诺德先生回应到。
“哦，不，不，那些对我大有好处。”比彻先生笑着说，之后他们同时放声大笑。
比彻先生从不会不知所措。在我把马修·阿诺德介绍给他认识后，我还有幸为他介绍了英格索尔上校的女儿，我说：
“比彻先生，英格索尔小姐还是第一次来基督教堂。”
他伸出双手，握住她的手，直视着她慢慢地说道：“哇，哇，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异教徒。”那些见过年轻时的英格索尔小姐的人，都与比彻先生有同感。之后他又说：“你的父亲怎么样，英格索尔小姐？我希望他一切顺利。我们许多次都一同站在讲台上。能和他站在一起，我是多么的幸运啊！”
比彻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心胸开阔、慷慨大方的人，他善于吸收精华。
斯宾塞的哲学，阿诺德融合了直觉的洞察力，英格索尔坚定的政治立场，都是对国家有益的。比彻先生给了这些朋友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1887年，阿诺德来我们苏格兰的家做客。一天，我们谈起体育，他说自己不狩猎，他不能杀死任何有翅膀的、能在蓝天翱翔的生物。不过他补充道，他没有放弃钓鱼——“那种感觉太愉悦了。”他谈到一位公爵，每年会给他两三次一整天的钓鱼时间。我忘记那位公爵是谁了，但是他的名声似乎不太好，我们问阿诺德怎么会和这样的人有如此密切的来往。
“啊！”他说，“一位公爵对我们来说，总是一位重要人士，无论他的智商或行为如何。我们都是势利小人，百年的历史让我们全部成了势利小人。
我们无法抵抗，这是天生的。”
他微笑着说完这段话，我觉得他内心还有所保留。他本身不是个势利小人，而是一个天生就会“对有历史悠久的血统背景的人微笑”的人，一般来说，“血统”是无法质疑的。
然而，他确实对掌权者和有钱人特别感兴趣。我记得在纽约时，他特别希望能见见范德比尔特先生。我大胆地推测，阿诺德会发现他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是的，但是认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不一样了，”他回答道，“这个全靠自己奋斗发财的人，显然会使那些依靠继承遗产的人黯然失色。”
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他从没写过关于莎士比亚的文学评论。他说他有过这个想法，但是总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去评论，更别说是批判莎士比亚了。他无法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莎士比亚如此出众，他的作品无法用任何文学评论的规则来衡量，而且他希望有充分的时间思考这位天才的作品，因此总是回避这个话题。我说我对他有信心，因为他曾写出过至今无人能及的颂词，我帮他回忆了他写过的十四行诗：
莎士比亚他人遭受质疑，唯君独享自由。
我们问了又问，你微笑不语，耸立在知识之巅，像崇高的山岭。
那个被废黜的陛下，把脚跟扎进了海底，坚定不移。
让他所停留的地方成为天堂，只留下烟雾笼罩的山麓边缘，凡人徒劳地在死亡寻索；而你，是我们的星星，我们的阳光，你自审，自信，自我建树光荣，所有必须忍受的痛苦需要不朽精神，不再软弱，不再悲痛，找到自己胜利的唯一的呼声。
我认识肖先生（乔希·比林斯），并希望亲切又和蔼的传道者阿诺德先生能见见他，因为他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幸运的是，一天早晨，乔希来温莎酒店找我。我们当时住在那里，他还提到了阿诺德，并表达了仰慕之情。我说：“你今晚可以和他共进晚餐。女士们都外出了，只剩下阿诺德和我一起吃晚餐，你加入后，正好变成三人小组。”
他是一个害羞的人，拒绝了我的邀请，但我的态度十分坚决。我不接受任何借口，他必须答应我的邀请。他最终答应了。晚餐时，我坐在他们两位中间，看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会面，乐在其中。阿诺德先生对肖先生的说话方式很感兴趣，而且很喜欢听他说的西部轶事，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笑得这么开怀。肖先生讲了一个又一个他在演讲中发生的小插曲，因为15年来，他在美国所有人口超过一万的地方都作过演讲。
阿诺德先生渴望听到一个演说家是怎样吸引观众的。
“好的，”他说，“让他们笑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他们会认为你在笑话他们。观众听过笑话后，你一定要认真严肃地继续演讲。例如，‘在人生中，有两件事人类是无法预先准备的，谁愿意告诉我是哪两样？’有人大喊道：‘死亡。’‘好的，谁告诉我另外一个答案？’我得到了很多回复——财富、幸福、力量、婚约、税收。最后，我严肃地说：‘没有人说对第二个答案。世界上有两件事情人类没法预先准备，那就是双胞胎。’然后屋子里的笑声都可以掀翻屋顶了。”阿诺德先生也哈哈大笑。
“你一直不断地编新段子吗？”阿诺德先生问道。
“是的，一直在编。如果你没有新段子，那你不可能年复一年地演讲，段子有时候也会不起作用。曾经有一次，我准备了自认为很搞笑的段子，一定能让全场笑翻，但却事与愿违，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都是因为我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在密歇根州的一天晚上，我坐在熊熊燃烧的火炉旁，突然想到了一个词，我知道这个词肯定能达到非凡的效果。我在孩子们中试验了一下，果然不出所料。这个词，比以前我用过的别的词产生的效果都要持久。我说道：
‘这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在完全理解之前，人们不会相信任何事。现在既有约拿又有鲸鱼。他们想要了解一切。在我看来，不管是约拿还是鲸鱼，他们都没完全弄懂。之后他们会问，约拿在鲸鱼的社会中干什么。’”
一天，肖先生沿着百老汇大街散步，一位真正的西部人上前搭讪：
“我想你是乔希·比林斯吧？”
“嗯，有时候我是叫这个名字。”
“我的口袋书里夹着给你的五千美元。”
“这里有一家戴尔蒙尼餐厅，进去坐坐，告诉我怎么一回事。”
他们坐下后，这个陌生人作了自我介绍。他是加州一个金矿的股东之一，股东们为了所有权问题产生了争议，合伙人会议也在争吵中不了了之。这个陌生人在离开会议前还威胁说，他敢于承担风险，进行法律诉讼。“第二天早晨，我去了合伙人会议，告诉他们，我早上时翻了乔希·比林斯年鉴，今天的警句是：‘与其冒险去抓住牛角，不如换做抓牛尾，这样你会抓得更牢，并且在决定要放手时就能放手。’我们都哈哈大笑，觉得这句话十分有道理。我们听从了你的建议，解决了争端，在友好的气氛中散会。有人提议说，应该要给乔希五千美元。正好今天我要来东部，他们委派我来转交这笔钱，我也保证一定完成任务。钱在这里。”
我们那天的晚餐，是以阿诺德先生的话结束的：
“好了，肖先生，如果你愿意来英国作演讲，我很乐意欢迎你并把你介绍给第一批观众。其实由任何一个愚蠢的勋爵来介绍你，效果都会比我介绍你好，但是我真的十分乐意这么做。”
谁能想到，亲切又和蔼的传道者马修·阿诺德，要把开玩笑高手乔希·
比林斯介绍给伦敦的观众。
多年之后，他从没有忘记问候“我们狮子般的朋友，肖先生”。
在那次特别的晚餐之后几天的一个早晨，我和乔希在温莎的圆形大厅见面，他拿出一本小小的备忘录，说道：
“阿诺德在哪？我在想他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世纪》每周付给我100美元，我同意写下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有趣的琐事，并寄给他们。我试着写点什么，下面这则是来自齐基尔舅舅，是我这周的存货：‘评论家当然比作家伟大。任何能指出其他人犯的错误的人都比犯错误的人聪明得多。’”
我给阿诺德先生讲了一个芝加哥的故事，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关于芝加哥的故事。波士顿的一位女士到芝加哥拜访将要结婚的同学，注意力完全被芝加哥吸引了。一天晚上，一位知名人士问她，芝加哥最让她着迷的是什么，她优雅地回答道：
“最让我感到惊讶的不是繁华的商业，也不是物质上显着的发展，更不是豪华的住宅，而是这里丰富的文化和优雅的氛围。”
他很快回复道：“哦，没错，这里的人们为流行而神魂颠倒。”
阿诺德先生没有作好享受芝加哥的准备，这个城市留给他的印象是庸俗之都。然后，对于能够遇见那么多“文化和文明”，他十分惊喜。在他出发之前，他很好奇，想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最有趣的事物。我笑着说，他也许先会被带去参观那里最壮观的景色——屠宰场。那里的最新机器十分先进，把猪赶进机器的一端，它的嚎叫声还没从你耳边消逝，另一端火腿就已经出来了。他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问：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去屠宰场？为什么有人会去听猪的嚎叫声呢？”我说不出个原委，这件事就此结束。
阿诺德先生经常引用以赛亚的话，称他为伟大的诗人，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旧约》中，阿诺德先生最喜欢的就是以赛亚。在我环游世界的途中，我发现其他宗教的圣典中的内容，都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我记得阿诺德先生说过，《圣经》也应该被这样处理。那些闻名世界的孔子和其他圣人的经典，都经过了精心挑选，以语录的形式出版。门徒们没有在书中加入无知愚昧的内容。
在这件事上考虑得越多，我的想法就越强烈，认为基督徒应该学习东方的做法，把小麦从谷壳中筛选出来，有时候甚至要从比谷壳更糟糕的垃圾中挑选出小麦。在《星期六晚的小屋》中，彭斯描绘了一个虔诚的人，为了晚祷仪式而抄写圣经。
“他审慎地精选了一部分。”
我们应该精选出一部分重点，以后只使用这些。在这一点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上，我都很感激能认识阿诺德先生这样的朋友。他被证明是一个领先于时代的真正的老师，也是在“未来和未知事物”方面最伟大、最具诗意的老师。
我把阿诺德先生从我们在阿勒格尼山的克里森的避暑胜地，带到了黑烟缭绕的匹兹堡。在从埃德加·汤姆森钢铁公司到火车站的路上，横跨铁轨的天桥有两段楼梯，第二段楼梯特别的陡。当他爬到四分之三时，突然停下来，大口喘气。他靠在栏杆上，把手放在胸口上，对我说：“啊！总有一天它会要了我的命，就像我父亲一样。”
我那时不知道他有心脏病，但是我一直记得这件事。不久之后，我听到消息，他突然去世了。在英国他曾经努力躲开这道坎，想起他曾对自己命运的预测，我更加悲痛。失去他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彭斯笔下的参孙的墓志铭了：
疲倦的他安息于此虔诚的追随者，放他一马！
如若诚实可以通往天堂，那么他已经离天堂不远了。
我现在想起了一个人，波士顿的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医生。大家都很喜欢他。他一直活到了80岁，但他自始至终是个大男孩。在马修·阿诺德去世后，一些朋友忍不住要以某种方式纪念他。他们默默地捐出必要数目的钱，没有想要动用公众的力量。他们认为，只有一些特定的人才有资格为这个基金捐款。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早就可以轻松地筹集到两三倍的钱了。我有幸被选中，成为有资格捐款的人之一，并在大西洋另一侧关注着这件事。当然，我从没有想到向霍姆斯医生提起这件事，不是因为他没有被选中，而是因为作家和专家不该被要求为这项基金捐款，因为这项基金主要就是为他们设立的。然而，一天早上，我收到了医生的短笺，说有人偷偷告诉他正在进行中的这个项目，还提到我也有份参与，他问是否自己也有足够的资格加入到捐款的行列中来。如果可以，他会十分感激。自从他听说了这件事，他无法抑制给我写信的冲动，希望能得到回复。不用说，他当然够资格。
人人都希望用这种方式来纪念。我敢说，捐款的人中，人人都会感激命运给予他这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