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室里。过道那边顺座上坐着一个态度温和、样子像农民的老人，他面色苍白，正用一只脚勾住那扇开着的门，想要透点儿新鲜空气。过了不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的制动手闯进车厢，走到门前停下，恶狠狠地瞪了农民一眼，然后猛地把门一拉，差点儿把老人的皮靴都给带走。接着他又匆匆地赶着张罗他的事情去了。有几个乘客笑起来，老先生露出了一副又羞又恼的可怜神气。
停了不多一会儿，列车员走过，少校拦住他，用习惯的客气态度提出这个问题：“列车员，如果制动手的举动有不对的地方，乘客该去哪报告？是向您报告吗？”
“如果要告他，您可以到了纽黑文站去告。他做错什么事了？”
少校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列车员好像乐了。他温和的口气中微含讥嘲地说：“您的意思好像是说，那个制动手并没说什么。”
“是的，他没说什么。”
“可是您说，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是的。”
“后来就粗鲁地拉开了那扇门。”
“是的。”
“全部经过就是这些，对吗？”
“对，那就是全部经过。”
列车员乐呵呵地笑了，他说：“好吧，如果您要去告他，那是可以的，可是我不大明白，这究竟算得了什么呢。
您会说——我这是根据您说的话猜想的——那个制动手侮辱了这位老先生。那么，他们就会问您，他说了一些什么。您说，他根本什么也没说。那么，我估计他们就会说，既然您自己承认他一句话也没说，那您又怎么能断定那是一次侮辱呢？”
列车员这一席无懈可击的说理，引起了漠漠一片赞许之声，这使他感到很高兴——这你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但是少校并不介意。他说：“瞧，现在您正好接触到提意见的制度中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点。铁路公司的职员们——不但公众有这种想法，而且看来您也有这种想法——都没注意到；除了口头的侮辱以外，还有其它类型的侮辱。所以，也就没人到总办事处去申诉他受到人家在态度上表示的侮辱，包括手势、表情等方式进行的侮辱；然而，这样的侮辱有时候会比任何口头的侮辱更使你难以忍受。它会使你感到非常难堪，因为它并不留下任何实质的东西，可以让你抓住它的把柄；那进行侮辱的人，即使被唤到铁路公司职员面前，也尽可以说他连做梦也没想到要得罪别人。我认为，铁路公司的耶员们必须特别重视，必须迫切要求公民报告那些非言语表示的侮慢态度和无礼举动。”
列车员大笑起来，他说：“嗳呀，说真的，这样求全责备，未免太认真了吧！”
“可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过份地认真。我到了纽黑文站，要去报告这件事，而且相信我会由于这样做了而受到感谢。”
列车员好像有点儿不大自在了；的确，他离开的时候，神情显得相当严肃了。我说：“您总不致于真的为了这件小事去劳神吧？”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像这样的事必须随时报告。这是公众的责任，凡是公民，谁都不能规避责任。但是，这件事无需我报告。”
“为什么？”
“我没必要这样做嘛，运用权术就可以解决问题。您瞧着吧。”
过了不多一会儿，列车员又巡视来了；他走到少校跟前时，俯身凑近他说：“得啦。您不必去告他了。他是向我负责的，如果下次他再敢那样，我会训他的。”
少校的回答是很恳挚的：“瞧，这正合我的意！您千万别以为我这是出于什么报复心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
这是出于责任心——纯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完全是这么一回事。我的妻舅是铁路公司的董事，如果他知道：假使您手下的制动手下次再野蛮地侮辱一位根本没招惹他的老先生，您就要劝告那制动手，那我的妻舅会感到高兴的，这一点您可以相信。”
列车员并没像一般人所预料的那样表示高兴，反而显得忧郁不安了。他在一旁站了一会儿，接着说：“我认为必须现在就对他进行惩处。我要开除他。”
“开除他？那样能带来什么好处？您是不是认为，更聪明的办法还是教他如何更好地对待乘客，以后仍旧留用着他呢？”
“对，这话有道理。您认为应该怎么办？”
“他当着所有这些人侮辱了那位老先生。是不是应该叫他来，当着大伙儿赔礼道歉呢？”
“我这就叫他来。而且，我要在这儿声明：如果所有的人都肯像您这样做，也都肯向我报告这一类的事，而不是当时一声不言语走开，事后在背后说铁路公司的坏话，那么，不久情况就会改善。我非常感谢您。”
制动手来道歉了。他走后，少校说：“喏，您瞧这件事做起来够多么简单容易。普通老百姓会什么事都办不到——董事的舅子要怎么做都能行。”
“可是，您真有一位当董事的舅子吗？”
“永远说有这么一位。当公众的利益需要的时候，我永远说有这么一位。在所有的董事会里——在所有的地方，我都有一位舅子。这样就省了我一大堆麻烦。”
“这可是十分广泛的亲戚关系。”
“是呀。像他们这样的人我有三百个以上。”
“难道列车员就不会怀疑这种关系了吗？”
“这种情形我还没遇到过。一句话也不假——我从来没遇到过。”
“为什么您不随他去处理，随他去把那个制动手开除了，反而使用那怀柔的办法呢？
您瞧，他这样的人是罪有应得呀。”
少校回答时，那口气里的确稍许含有一种不耐烦的意味：“如果您能静下来，稍许思考一下，您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难道制动手是条狗，只能用对待狗的方法去对待他不成？他是一个人，需要像人那样去谋生呀。再说，他总有姊妹，或者母亲，或者妻子儿女，要他去养活。永远是这样的情形——这是毫无例外的。如果你剥夺了他的生计，那你也剥夺了那些人的生计——可是，他们哪点儿招你惹你了？根本没有呀。开除了一个举动无礼的制动手，另去雇一个跟他完全相同的，那好处又在哪里呢？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难道您没认识到，先对这个制动手进行改造，然后留用着他，那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吗？肯定是的。”
接着他就用赞赏的口气叙述统一铁路公司某区段一位监督的故事，说有一次一个人已有两年经验的扳闸工疏忽大意，让一列火车出了轨，死了几个人。群众十分忿怒，去要求开除那个板闸工，但是监督说：“不，诸位错了。他这一来得到教训，此后再不会让车出轨了。他变得比以前倍加顶用了。我要留用他。”
此后，在那次旅游中，我们只遇到一件不寻常的事。在哈特福德站和斯普林菲尔德站之间，火车上的侍应生抱着许多广告印刷品，高声吆喝着跑进来，把一册样本落在了一个正在酣睡的先生膝上，一下子惊醒了他。那人十分恼怒，和他两个朋友气忿不平地诉说这件冒犯了他的事。他们把特等客车里的列车员唤了来，向他叙述这件事，一定要开除这孩子。那三个进行控诉的乘客都是霍利奥克的富商；显然，列车员对他们望而生畏。他试图平息他们的怒气，向他们解释说，那孩子并不归他管，而是属于一家报刊公司的；然而，他怎么劝解也没用。
这时候少校自告奋勇提出证明，为孩子进行辩护。他说：“事情的经过我都看在眼里。诸位并没存心夸大，但是结果仍然言过其实。那孩子所做的，只不过是所有火车上待应生所做的，如果你们要他此后举动更稳重，态度更和蔼，那我也同意你们的观点，并且准备帮你们说话，但是，如果不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就要把他开除，那是不公道的。”
但是他们很气忿，都不肯听取妥协的办法。他们说熟识波士顿-奥尔巴尼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明天宁可暂时摆开了其他的事，一定要先去波士顿解决侍应生的问题。
少校说他也去那里，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救那个侍应生。有一位先生向他打量了一下，说：“看来，这件事要取决于谁能对总经理施加最大的影响了。您是跟布利斯先生有私交的吗？”
少校声色不动地说：“是的；他是我舅舅。”
这下取得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窘促的沉默持续了一两分钟；接着几位当事人就开始在谈话中“留有余地”，都含浑其词地承认自己过于火躁偏激，不久一切趋于平静友好，彼此间显得相当融洽，终于决定丢开了这件事不提，让那个侍应生保住他的饭碗。
结果不出我所料：铁路公司总经理根本不是少校的舅舅——少校这一天只是在火车上利用了他一次。
在归途中，我们没遇到什么值得记述的事。也许那是因为我们乘的是夜车，一路上我们都在睡觉。
星期六晚上我们离开纽约，取道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第二天清晨早餐后，我们走进特等客车，但是发现那儿很冷清沉闷。车厢里只寥寥几个人，没有任何活动。于是我们步入那节车厢的小吸烟室，看见那儿坐着三位绅士。其中两个人正在抱怨铁路公司所订的一条规则——星期日禁止在车上玩牌。原来他们刚才已经开始玩那照说无需禁忌的“大小杰克”纸牌戏，但后来却被阻止了。少校对此表示关切。他对第三位绅士说：“是您反对他们玩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