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不十分发达的阶段上，在原始社会后期贫富分化、社会分工和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生活习俗等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科学考察，指出政治起源于人类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阶段。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能力极其低下，物质产品极其贫乏，人们为了个体生存的需要，在社会成员之间、氏族之间、部落之间不可避免出现争夺消费资料的冲突，但由于当时没有剩余产品，这时的冲突只会造成生存和灭亡的差别，不会产生贫富差别和阶级，也就没有产生争夺统治权的斗争。
氏族，是原始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集团，是原始社会组织的基本经济和社会单位。也就是说，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人们的血缘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那时并没有出现政治现象。从原始社会进入到氏族公社时期，人类社会经历了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的不同发展阶段。在这些递进式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出现，产生了剩余产品，在氏族组织内部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利益的差别。这种共同的利益既体现在氏族全体成员保证和维护共同的原始生产和生活方面的要求，又存在于共同抵御侵略和实行“血亲复仇”方面。这种不同的利益差别既体现在母权制和父权制时期人们的不同社会地位和社会需求上的差异，也体现在氏族之间、胞族之间、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的利益差别上。这些差异在一般情况下是非对抗性的，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存在着对抗性的利益关系，从而导致了氏族之间的血亲复仇和部落之间的战争。
为了维护和协调氏族社会中的这些共同利益和利益差异和矛盾，规约氏族成员的社会活动，一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权力”，即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及机关应运而生，这种公共权力在氏族组织中，以氏族议会和酋长为载体；在胞族团体中，有胞族议事会和胞族长；在部落群中，设立部族酋长和军事头领；而部落联盟则组成联盟议事会和最高军事酋长。这种氏族社会公共权力带有明显的道德强制性，在特定情况下，也具有暴力强制性，但主要体现在氏族民主制方面。
即通过氏族会议，部落议事会以及首领们的敬重来维持和调整，一切按习惯办事。于是，也就产生了围绕着维护这种关系的、与社会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即政治权力。
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产生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之间的利益对抗和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成为主要的政治现象。政治的中心问题是维护、保持和夺取、建设国家政权，以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
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不同性质的社会有着不同的政治内容，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后，公共权力的主体和实体趋向统一，政治权力与义务开始向平衡变化，但阶级利益的对立和政治权力的争夺仍然是该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基本特征。
自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在20世纪初建立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阶级利益对立的基础，人民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而在根本上消除了以往政治权力与人民大众相分离的本质特征，社会政治关系和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公共权力的性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统治从压迫人民的工具转变为服务于人民的工具，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政治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以协调利益差异和管理公共利益为其特征的。到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随着旧的社会分工和三大差别的消失，随着社会财富极大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中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逐步消失，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社会真正成为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的社会公共权力将自行消失，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也将不复存在。
（二）西方政治学的历史演变
将政治作为专门的学科进行研究，最早始于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时期，按照其内容的阶级属性及其与现实的关系，可以将其发展的脉络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古典希腊、罗马时期
公元前8—前6世纪，城市文明在希腊世界逐步形成，环绕在地中海岸上的众多聚居区，开始形成了一个个城邦式的奴隶制国家，先后出现了约200个城邦国家。这些诸如群星般的城邦国，政体形式多种多样，有暴君政体、寡头政治、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等，并且在同一城邦国中的政体形式也经常变更。针对当时政治的现实状况，古希腊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开始了对城邦政治的研究，著名的政治家梭伦、伯利克里等人，都提出过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治国方略，但对政治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留下著作的学者是古希腊后期的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以及罗马共和国时代的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反映在他的《理想国》、《政治国》、《法律篇》三篇对话性著作中。其中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视为西方政治思想最初的萌芽代表作。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思辨性地研究了城邦国家的起源问题，设想了一个社会各等级各安其位、各守其序、各司其职的正义国家的理想，即哲学家治理城邦事务、武士保卫城邦安全、劳动者从事生产活动的社会分工理想，并构想出一种以正义为至上目标的至善至美的理想国家图景。这一理想国不仅是他研究和衡量现实政体的尺度，也是他全部政治思想的最终归宿。《理想国》可以说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本论述国家伦理和政治组织的论著。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研究方面留下了不朽的著作《政治学》，本书是他对希腊半岛一百五十多个形形色色城邦政制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雅典政制》（现仅存残篇）。西方学者通常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看作是政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政治学》一书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讨论理想中的国家，他继承柏拉图的传统，采用理论思辨的方法，探讨了国家的起源，国家的目的以及理想国家之类的政治哲学问题；另一部分是分析现实政治，他独辟蹊径，率先运用被现代学者称之为实证分析的方法，比较分析了现实政治制度。《政治学》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本较为系统论述政治问题的专门著作，他在书中系统阐述了关于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的观点，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类型以及法治等方面的理论。他使政治与伦理学等其他学科相对分离，使政治学独立成为一个研究领域。
古罗马共和国继承并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古希腊的文化。他们开始超越传统城邦政制研究的局限，将古希腊传承下来的政治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在政治学研究方面有建树的学者是波里比奥斯（公元前约200—前118年）和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波里比奥斯系统地研究了古罗马的政治制度，写出了40卷本的《罗马史》巨著。他认为，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体的优劣，优良的政体是一种混合政体，即把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平民政体的优势融合为一体的政体。
西塞罗代表性的政治论著有《论共和国》、《论法律》，他完全摒弃了城邦的概念，并首先对国家（Respublica）做出界定，认为国家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即国家是基于人的社会性而自然产生的，是共同拥有法律、权利、共享利益的人的集合体，同时他也认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平民政体相互结合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另外，西塞罗还较完整地提出了分权理论和法治原则，不仅设计出一套权力制衡的运作模式，而且第一次从法律上规定了国家各权力结构的制衡关系，为共和国制定了一个整体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制度。这成为后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宝贵精神遗产，也是近代分权理论和法学理论以及法典编纂的主要思想来源。
2.中世纪时期（5—15世纪）
进入中世纪后，西方世俗文化处于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政治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涂上了浓重的神学色彩，政治理论演变为神权政治论。以圣·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的教父神学和托马斯·阿奎那（公元1224—1274年）的经院哲学为代表，《圣经》的上帝教权成为政治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信仰领域的权威成为判断万物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形成了系统的神权政治论。
圣·奥古斯丁的代表作《论上帝之城》一书中提出了神权政治理论，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是“双国论”，宣称世界上存在两个国家，一种是“上帝之城”，即按上帝的标准生活的神国；另一种是“人间之国”，即按人的标准生活的俗国。前者是后者的榜样，后者属于“尘世之城”，将受到惩罚。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代表作《神学大全》中，力图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精义协调起来，他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神学化，调和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主张理性服从信仰，教权高于主权，他认为最好的政治制度并非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是人或哲学指导的实践理性的产物，而是“上帝王国”的同义语，进而形成了系统的神权政治学。
3.近代时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末）
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是欧洲政治学说兴旺发达时期，也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转折点。政治学开始摆脱宗教神学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人们开始以理性和经验的眼光观察和解释政治现象，西方近代政治学开始形成。
实现近代政治研究世俗化回归的历史功臣是意大利人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他被称为新时代的第一位政治思想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在其代表作《君主论》中，摒弃以《圣经》和上帝为轴心的教条主义研究方法，从“性恶论”的人性观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提出了一套颇有特色的政治理论。他认为政治关系从根本上说是财产关系的反映，政治权力的争夺与巩固是政治生活领域内的最高标准。为此，任何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突破了政治研究与伦理研究交织在一起的传统，把政治与伦理彻底地区分开，论述政治问题从人出发而不是从神出发，政治权利不是以道德伦理价值为政治研究的核心取向，使政治研究真正成为独立的领域。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实现了与伦理研究的相对分离，那么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研究则完成了与伦理研究的彻底分离。
继马基雅维利之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酝酿，封建的政治统治日益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给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力，可以说，17、18世纪是西方近代政治学的繁荣时期，西方国家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政治思想家。例如，荷兰的格劳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美国的潘恩、杰弗逊、汉密尔顿等。他们在批判封建政治制度过程中，根据创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实践需要，纷纷著书立说。他们所提出的各种主张直接服务于政治革命，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原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分权制衡等学说以及体现在其中的自然法、自然权利、主权、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等观念，成为近代乃至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框架，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庞大的近代政治学说。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在欧美基本完成，资产阶级已成为政治统治阶级。同时，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断高涨，资产阶级面临的重要政治任务变成了如何巩固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和政治秩序。资产阶级开始抛弃革命时期的激进民主观点，从理想主义色彩转向了现实主义，侧重于以经验的、实证的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的政治现象，提供了一套改造社会的政治方法，形成了以边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和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政治学说，尤其是实证主义以反理性主义的态度，主张社会团结和协作，强调政府权威的政治理论，完全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统治，标志着资产阶级由革命转向了保守。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问世时，它的天然对手无产阶级也应运而生。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要求期盼着产生无产阶级的政治学说。这个时候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法国梅叶的《遗书》、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及马布利、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和以英国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政治学等问世。他们在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和弊端的同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了各种设想和方案，尤其是在政治机构、公民和国家的关系原则方面做出了很有价值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来源。
4.现代时期（19世纪末至今）
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西方政治学逐渐与哲学、法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分离，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这种演变首先始于美国，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政治学院，并把政治课程的名称由“Politics（政治）”改为“PoliticalScience（政治学或政治科学）”，建立了完善的学科专业设置，并开始培养政治学专业博士生，这意味着政治研究及政治知识可以被看作一门学科或科学。1886年第一种定期出版的政治学刊物《政治学季刊》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创刊。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美国政治学会开始出版《美国政治学评论》，标志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也标志着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开始。
西方古代政治研究的发源地和繁荣期在古希腊，西方近代政治研究的中心在欧洲，西方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则是在美国。与传统政治学研究相比，现代政治科学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明显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