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把当年日本人没进村来祸害人，也归功于二道爷的灵验。凡心中有事相求，便到塔前烧香祈求。我曾见过一帧五十年代二道爷塔的老照片，式样很像佛教僧人的舍利塔。这座塔在“文革”中遭到捣毁，人们一直想恢复重建，却得不到村里同意。据说这座塔的根基还在。使我惊讶的是，多少年来，人们竟然一直把塔基作为祭拜之地。
我便请这男子和王学勤领我去看。它就在村口外的道边，一道倾圮的砖墙内，野木横斜，杂草丛生，藤条纠结，中间果然一座倾圮已久的砖塔的塔基，几块普普通通的灰砖围起来就是一个“香炉”，里边积着厚厚的灰白色的香灰。强烈的心理需求与物质的贫困，使人们不避它的简陋寒酸。信仰心理在这里极其执着地表现着，使我受到很强的感染。
这男子对我含泪说：
“我们不就是要这一点精神吗？有它我们心里就舒坦得多！为什么不给我们？现在，我们的村子给拿去了，能不能叫我们把塔建起来。您能不能帮我们说说话？”
此时，王学勤家装满家具物什的卡车已经从身边驶过。我和坐在车子上各种物品中间的王家老小挥手作别。我感受到那挥手中的可怜与无奈。
由此我更明白，当代农民遇到真正的文化问题时，恐怕并没人去想，或为他们去想。
他们被切断的不止是一个物质贫困的历史，还有他们世世代代积淀在那里的看不见的东西——文化与精神。他们将失去记忆，失去特有的文化与习俗，失去与生俱来的劳作习惯与天人关系，失去土地里的祖先及其信仰。
年画只是他们这个世界的一个外化的细节。如果他们活生生的世界没了，这个细节也一定变得虚无。
我还应该为王学勤做些什么？
六挖掘义成永的根
经过对义成永遗存的版与画的调查，可以确定这个画店是杨柳青南乡历史上最重要的画店之一。其他画店，如周李庄的“两条龙”——华兴隆和福兴隆早已无影无踪，现在可以实实在在抓到的只有义成永了。那么，我们最后要做的工作则有两项：一是对杨立仁进行详细的口述史调查。早在二月二十三日我对杨立仁进行过摸底性的口述史调查，已发现杨立仁的记忆是一个宝库。这笔记忆遗产一定含有不为我们所知的杨柳青年画史重要资料。二是根据杨立仁的要求，要对其家地里边所埋藏的老画版进行发掘。这使我想起二〇〇五年在武强南关旧城村发掘屋顶秘藏古版的那次行动。那次抢救的古版二百多块，多数腐烂，完好的十五块，有的很珍贵；但那些古版是在屋顶上，上有油毡防雨，下边是稻草可以透气。可是南赵庄杨立仁家的这些画版是直接埋在土里的。又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估计多半烂掉了。然而，结果究竟如何，只有挖出来才知道；何况它一直是杨立仁老人揣在心中的夙愿。
我派到义成永杨家去做口述史的博士生王坤的口述工作十分得力。她从二月二十四日到三月九日对杨家三代人的口述史调查共做了五次，重点是杨立仁。由于她有滑县年画产地口述的经验，口述的宽度和深度都达到一定程度。从村落史、画店义成永史、家族艺术传承史（传承谱系）、画店营销、技术诀窍，以及张贴习俗等等，都获得了可贵的资料。尤其通过杨立仁所述义成永的营作方式的调查，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画店生动而丰盈的昔日。我看了王坤的口述材料，认为我们确实做了一件极重要的抢救工作。杨立仁是如今健在的农耕时代杨柳青画店唯一的传人。他的记忆是活的历史。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把这活态的、因人而在也会因人而去的历史，通过口述转化为文本的、确定的、永存的历史依据。
我坚定地认为，口述史是“非遗”调查与存录最重要的方式。
但是另一件事——挖掘藏版，得需要等天气转暖一些进行。连续的口述访谈使得年近九旬的杨立仁老人有些疲倦，染上了感冒。于是，一直等到三月十七日，杨家打来电话，决定发掘古版。我提议在午后二时发掘古版，因为这个季节里午后较为暖和，杨立仁老人肯定要亲自到现场来看的。
转天午后我赶到南乡南赵庄，感到既宽阔又荒凉，邻村古佛寺已经拆平，南赵庄又搬走一些人家。只见远远的一辆鲜黄颜色的铲车停在一片瓦砾与废墟之上。原本老版是埋在一间小屋里边地底下的，这次小屋拆了，地面就暴露在外。一些好事的记者闻讯赶来。杨立仁老人已经从家里走出来。他要将一直耿耿于怀的往事看个究竟。杨立仁之子杨仲民兼营挖方的铲车司机，待他轰隆隆发动起机车，挥起铲车的铲臂，就像舞动着他放大的胳膊，很快就把地上的碎瓦乱石清理干净并着手掘地；随着他一铲铲将泥土搬上来。杨立仁的双眼紧紧盯着挖掘得愈来愈深的土坑。本来我就对发掘结果不抱希望，此刻忽见距离这里十米开外是一个养鱼的水塘。水塘的水肯定要渗入这块土地，经过年深岁久，埋在土里边半个多世纪的木版还不早已烂掉？
忽然，我院“非遗”中心的马知遥和杨立仁的家人都跳进坑中，从中拣出一些泥土般大大小小的碎块。拿过来一瞧，果然是朽烂的画版，混在泥土的朽木中还有一些清晰可辨的红色黄色。我扭身拿给杨立仁看，说：“即便烂了，也究竟看到它了。”我这话是想安慰他。老人冷静地说：“我知道它保不住，当初就是用油毡草草裹了裹，肯定烂掉了。知道它怎么回事就行了。”
我听得出这话里的苍凉。
一段伤心史就这么画上句号。
“年画的DNA留在这画乡的热土里了。”我对身边几位非要我说些什么的记者讲。我看了看杨立仁老人慢慢走回房屋的背影说：“这也了却了老人的一个心愿。因为，他们对祖传的东西是非常在乎的。”
这次行动的一个意外收获，是杨立仁的侄子杨仲齐为了给我看看他珍藏的那批古版，今天特意从杨柳青镇上搬了过来。这就是《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柳青卷》中冒出来的画版。对于今天来说，杨仲达这些珍藏似乎告诉我们几十年里烂在地下的画版究竟是什么样的。
杨家的这些古版叫我爱不释手，虽然先前已在图集中见过，然而唯实物才拥有真切的力量。这些版镌刻很深，“底”铲得干净，线条精整老到，其中一块贡尖版《空城计》，一群武士好似用笔画上去的，线条带着虎虎生气。
非雕版高手，难有此作。我随即召集在场的杨氏全家开一个会。包括杨立仁、杨仲齐、杨仲民、杨鹏等三代人。
我说：“今天我们都看见了，埋在地里的版烂了没挖出来，但没挖出来也是一种收获，因为毕竟知道它是怎样了。可进一步，更加说明现在留在咱们老杨家的这批画版的重要。我在全国各地普查，还没见过哪家的家藏画版比咱们杨家的版多，也没这么精。这些版可是祖先留给咱们和后代的。不仅是杨家的，还是杨柳青甚至是国家的。咱可得看好了，如果一散，就再也聚不到一块了。义成永可就真的彻底没了。‘义成永’三个字到了今天实实在在就在这几十块版上了。回头我叫王坤帮你登记编号，做个资料库。不管这东西今后在谁手上，也不能叫它散了，是吧。”
我这番话得到他家三代一致认可，他们共同认可才使我放心。
这样，义成永的挖掘工作就算完成了。依我看，杨家的后人（杨仲齐和杨鹏）都有文化上的自觉，不会轻易放弃祖业和画业。这条线索和活态应该放心。只是在这城镇化的催迫下，南赵庄面临拆迁，坚持不离故土的杨家将何去何从？此时，南赵庄已停水停电，晚间没灯，更甭提电视，饮水要到别的村庄去运，而且此刻村中大半村舍已拆，遍地瓦砾，进出困难。他们能熬过今年夏日里的炎热与雨季吗？倘若顶不住，一旦搬走，数百年凝结文化的“气场”没了，这戏怎么唱法，谁听？
还是一个问号。
我们已经尽全力，把力所能及的事都做了。在“城镇化”浪潮前，我们势单力薄；即使力量再大，也只是螳螂之臂，怎么可能去阻遏“历史巨轮的前进”。我又想，还有许许多多遇到同样困境的文化的传承怎么办？
我忽接到缸鱼艺人王学勤的电话。他兴致勃勃地告我，西青区政府已派人来告诉他，区里将在镇上帮他解决居住与作画的实际问题。他的喜悦之情传到我的身上。我说等你搬入新居我提着两瓶酒给你去贺喜。像王学勤这样幸运的人不多，当然我们还要为他们继续出力。
（《收获》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