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世界经济格局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作用日益增强。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变化更多地受到国际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影响。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对东西方政治关系作用影响也不尽相同。冷战后期，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作用增强。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对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的影响作用也日益增大。在经济格局中，不能充当主要角色的国家，在其他类格局中的地位也难以增强和提高。例如，俄国经济严重衰退，使其丧失了原苏联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占有的主要角色的地位，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其大国地位也受到严重削弱。
战前世界格局态势的转变，往往是通过战争实现的；战后世界格局的转换，是在没有发生世界战争的情况下实现的。由于主要国际力量的实力此消彼长，尤其是经济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世界格局的转换。
二、影响世界格局态势转换的主要因素
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是美英苏大国，更多地从本国利益出发，为结束“二战”，构筑以美苏为中心的两极格局而炮制的。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大国领导人的决策谋划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但是当这些奠基者先后去世之后，他们所构筑的国际政治体系与世界格局，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并未因他们去世而立即转变。世界格局的变化，如同国际政治体系一样，取决于其他一些客观因素，正是这些客观因素的发展变化，才决定了世界格局的表现状态。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可以发现，影响世界格局的表现状态的客观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世界格局中主要角色的力量变化世界格局中，由主权国家或主权国家联盟形成一些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力量，我们称之为国际战略力量。它们的变化直接影响国际力量对比。
主权国家的综合国力或主权国家联盟的综合实力，又是影响国际战略力量变化的主要因素。因此分析构成主权国家综合国力的基本因素变化，尤其是世界大国或充当世界格局中的“极”的角色的超级大国的综合国力变化因素，在世界格局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如前所述，任何国家综合国力由有形的硬实力与无形的软实力组成。
前者主要包括自然条件、经济能力、军事力量、科技力量；后者主要包括社会文化、民族性与凝聚力、政府体制与管理效率、领导者决策与管理能力等。
当实力中的某些主要因素发生变化时，国家的综合国力会随之发生变化，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也会发生变化。人口与国土面积等因素在过去与未来的力量对比中仍具重要作用。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主要列强都是欧洲的人口大国或国土面积大国。
人口为国内物质生产的主要条件之一。人力资源的状况，尤其是生产性人口比例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尽管这一点在过去特别重要，而今天科技水平发展，一定意义上削弱了人口的战略重要性，但是，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率出现负增长的现象，仍在一定意义上是造成其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产品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而发展中国家中的人口大国，由于人力资源充裕，劳动力价格低廉，产品竞争力便更强。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轻工产品及机电产品的出口猛增，很快占领了北美、西欧及其他地区的市场，重要原因之一，即中国的人口资源是无限丰富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因此有人预言，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国家，可能是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印尼，而不是西欧现有的发达国家。西欧只有组成政治经济共同体，使其人口总和超过美俄，土地面积也上升到世界第五，才可能成为国际战略力量。
此外，人口作为国际冲突中军队的基础，在过去曾是国家间战争的决定因素。例如中国与日本之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成为埋葬日寇的汪洋大海。沙俄在20世纪上升为一流强国，其人口增长迅速，相当于法国的3倍，英国的4倍，军队人数远远多于欧洲其他国家。20世纪初俄国军队已达630万。“二战”期间，苏德战争爆发后头5个月，德国宣称歼灭或俘虏苏军300余万，但苏军仍有420万部队。德军哈尔德将军在其作战日记中写道：
“如果我们消灭十几个师，俄国人会又投入十几个师……”在未来的国土防御中，要在战争中保持足够强大的防御能力，并坚持一定时间（至少一年），没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不行，尤其是青壮年人口的数目至关重要。如果维持数百万军队，则人口至少数千万到亿，因此一流强国没有亿以上人口，难在未来战争中建立优势。
近500年世界上大国的兴衰，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力量，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指出：“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定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正因为5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国力与经济力量相辅相成，弄清目前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对当前力量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有意义。”19世纪英国充当欧洲霸主与经济事务主宰，其主要因素是产业革命以后的经济实力超出其他国家之上。1860年前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国力达鼎盛时期。它的能量消耗是美国或普鲁士的5倍，法国的6倍，俄国的155倍，出口贸易占世界1/5，工业制成品占世界的2/5，商船数占世界1/3。20世纪前期，美国崛起成为新的国际战略力量时，也有类似的情况。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上升为新的国际战略力量，又是一例明证。
军事力量的强弱在现代国家战略力量对比中举足轻重。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经济脆弱，但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发展过快，墨索里尼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国民收入10%以上、政府收入的1/3被用于发展武器装备。
1936年军费开支绝对数比英、法、美都高。“二战”初期，意拥有113艘潜水艇，这是仅次于苏联的世界第二大潜水艇部队。军事力量成为意大利崛起的标志。日本在“二战”期间成为主要国际战略力量，也依赖其强大的军力。
“一战”的刺激，使日本经济，尤其是重工业突飞猛进。1913—1938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仅次于苏联，其间军费开支占政府开支的比例，1937年为47%，1938年上升为70%，在资本主义国家占首位。其海军力量称雄世界，陆军超过百万，并有200万预备队。“二战”后，德日两国经济衰退，军队被解散，丧失了世界强国的地位。70年代后经济虽已强大，但军力仍有限，综合国力仍欠强大。当然两国具备迅速成为国际强国的物质与技术条件，尤其是战后人类进入核时代，是否拥有核武器更是国际战略力量的主要标志之一。“冷战”后时代，苏联解体，俄罗斯经济十分衰落，但军力仍仅次于美，全球也只有俄美具备互相摧毁对方的军力。因此，俄罗斯仍是一支不能忽视的国际战略力量。
科技力量的作用一般更多地反映在经济、军事等因素上，以及国民素质等方面，它是影响国际战略力量对比的更深层次的因素。科学技术水平的优势会转化为综合国力优势。此外软实力因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当一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十分强大时，它的国力也会随之增强，反之亦然。前苏联民族凝聚力瓦解时，国家也崩溃了。俄罗斯的国力大大受损，除了硬实力因素之外，民族凝聚力的削弱是一个主要原因。此外传统文化，以政治思想与哲学思维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等也产生一定影响。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天灾人祸交加之际，能够顶住危机，很大的原因在于提倡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一种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80年代经济的腾飞，又与实事求是、改革开放、求实创新的意识形态相关。美国的强大与活力与其基督教文明中的伦理原则相关，即个人的自由与奋斗、民主与平等因素不无关系。
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一国国力强弱的表现，同时也会影响一国的综合国力。当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大门之外时，中国的国际影响与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而当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之后，尤其是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席地位后，中国作为独立的国际战略力量的地位才真正确立了。
2.主要角色的对外战略目标定位及其对外政策
世界格局中的主要角色的对外综合国力变化，影响固然重要，但是主要角色的对外战略目标设定与外交政策的调整，也是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要发挥积极作用，就必须认识自己力量，并且认识他人实力，才能进行正确的自我定位。客观评价本国实力、周边主要国家实力、世界大国实力、本国与他国的实力对比状况，冷静地分析本国与别国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与军事利益上的目标差异，在客观的自我定位基础上，才能确定相应的适宜的对外战略目标，设计完整的对外战略，制定切实可行的外交政策。因此，主权国家的自我定位与对外战略目标的设定，对地区与世界格局的变化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战后美国的自我定位是，世界最强的国家、国际事务的主宰、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其对外战略目标是维持其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遏制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发展，其战后外交政策在40余年中基本不变，即对主要对手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遏制”。战后苏联的自我定位是，唯一有能力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其对外战略目标是维持“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势力范围，并能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
在自我定位与战略目标确立时，一般可分成三类国家，一类国家的自我定位局限于本地区范围内，即将取得本地区范围内的某一战略地位作为其对外战略目标，这类国家大多是中小国家，就国家数目而言，占绝大多数。
例如伊拉克与越南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度在军事上发展得比较强大，自认为在本地区可以称雄，因此将军事上称雄中东与东南亚作为各自的战略目标。尽管一度在地区内成为小霸王，但它们无法发展成为国际战略力量，当然也无法取得全球性战略地位作为其战略目标。另一类为数不多的国家，它们的自我定位不再局限于地区，而是扩展到全球范围内，它们以维持或获取全球范围的某一战略地位作为其近期或远期的战略目标。战后很长时期内，有这种自我定位与战略目标的国家仅两家：美、苏。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西欧国家联合成欧洲共同体，开始在国际经济政治及其他事务上发挥美国及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日本经济腾飞，开始将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作为其近期的战略目标。应该指出，某些地区性大国，例如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尽管目前的自我定位局限与地区范围之内，但不久的将来，有可能调整其自我定位的目标。
战后很长时期里，尤其是“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力量自我定位与战略目标确定，往往受政治意识形态左右。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是将自己定位于资本主义的民主阵营，就是将自己归入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60、7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出现，使战后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划分的状态有所改变，政治色彩较模糊的第三条道路出现了。美国在战后的对外战略中，始终坚持遏制共产主义，扩大西方民主的立场。当70年代东西方缓和局势出现以后，美国又坚持以西方社会价值为核心的“人权外交原则”，并以这一原则来衡量其他国家所达到的民主与人权的程度，作为外交关系亲疏的依据之一。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斯莱辛格曾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功能就是依据其他国家对美国制定的规则恭顺的程度对它们或贬抑或褒扬。”
“冷战”后时期，美国的这一做法仍未完全抛弃。美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仍以“民主与人权”原则划分今日美国的敌友。她将西方发达国家划为国际社会的“模范公民”、一等国家；其他一些“初现端倪的民主国家”被划为二等国家，是美国要团结争取的；与美国原则相背，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相对抗的，属“无赖”国家，美国将予以打击，例如伊拉克、朝鲜与利比亚等。此外，将那些无法自保，国内陷于混战或独裁统治的国家，归入第四类“失败的国家”，美国将予以放弃或置之不理。
应该指出，如果说“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因素具有更多的政治性质，其根源在于国家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目标上存在分歧与对立，即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那么“冷战”后的意识形态更多地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的性质，传统社会价值观及宗教伦理等因素的作用依然存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就认为应以宗教文化为基础划分冷战后的世界格局的蓝图。
无论是政治意识形态，还是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其目标与国家利益目标是两个不同的内容。当两者一致时，战略目标就会被意识形态目标所掩盖，例如，“冷战”时美以反共与反苏分别为其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的目标，两者一致，因此美的“冷战”战略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点。但美在决定对待中国的政策时，两者并不始终一致而以国家利益目标为主，意识形态目标从属，结果出现了反共但不反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邦交的局面，显然这是以反苏国家利益目标为中心确定的战略目标。国际战略目标可能是意识形态目标与国家利益目标一致的产物，也可能是两者不一致的产物，当两者不一致时，它更多地以国家利益目标为导向。在确认国家利益与国际战略目标时，选择盟友与对手是重要内容之一。国际战略力量的对比关系是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所谓对比关系，一定意义上就是各种战略力量之间的联合或对抗、结盟与对峙。国家利益是永恒的，但战略关系是常变的。近代国际社会中，一国的战略地位的强弱，除了自身的综合国力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能否与可能多的国家结盟，以便孤立最少数的与自己国家利益相左的国家。当代国际社会中，盟友的选择更应注意那些能作为独立国际战略力量的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国家安全利益是择盟的出发点，但盟友之间必须利益均等，否则难以持久。两个以上的盟友所形成的同盟，一般总会有一个核心力量或盟主，它的综合国力大大超过其他成员，并且具有相应全球战略目标。一旦存在两个实力相当、战略目标相同的战略力量，同盟便会出现不稳定。当国际战略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或力量配置发生变化时，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将随之发生了。
三、世界格局的历史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