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评论家们很可能引用这句话，然而这句话是一个误导人的谎言，它置过程于不顾。冉·阿让不是仅仅打碎一块玻璃拿了一块面包，而是抢劫。后来他偷盗银器时也是有可能砸死米里哀主教的——如果被发现的话。他是一个被不幸身世和贫困、养家重负压得没有了头脑的人，但是，他因为失去理智而犯罪，这不是可以因其贫困根源就能原谅的，或者，因为担心姐姐和外甥们而越狱就可以原谅吗？并且，后来他屡次越狱，已经很难再用担心亲人来解释了。
雨果的观念有其积极的一面，唤起我们对法律的反思。不过，法律总是不完善的，但总有基本的合理性，反映了某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意志。因此，不要用特例来否定法制本身，因为不可否认，所以雨果只好编造似乎很真但漏洞百出的谎言。不过从另一面看，我们也不能仅仅满足于法律的惩治，不要认为罪犯就是天生劣性，就是可怕的，而要了解其背后的缘由，要将罪犯当正常人看，尽可能宽容、帮助他们，信任其良知。
暴父阴影下的卡夫卡
弗兰兹·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20世纪德语小说家。想象奇诡而文笔平静，主旨隐约而意义丰赡，手法别开生面，是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的鼻祖。
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艰苦创业成功，形成粗暴刚愎的性格，从小对卡夫卡实行“专横有如暴君”的家长式管教。卡夫卡一方面自幼十分崇拜、敬畏父亲；另一方面一生都生活在强大的“父亲的阴影中”。母亲气质忧郁、多愁善感。这些对卡夫卡后来形成孤僻忧郁、内向悲观的性格具有重要影响。卡夫卡小学至中学在德语学校读书，后学会捷克语，自幼酷爱文学。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德国文学，不久迫于父亲之命改修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卡夫卡中学时代就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和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产生极大兴趣。大学时代，他接受了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基尔凯戈尔的思想并受到中国老庄哲学的影响。在爱好文学的同学马克斯·布洛德的鼓舞和支持下，卡夫卡开始文学创作，并与布拉格的作家来往，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写成了他后来发表的首篇短篇小说《一场战斗纪实》（1904）。在法院实习一年，在“通用保险公司”当见习助理后，1908年他到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任职。1921年卡夫卡肺结核复发，咳血。1922年6月辞职。养病期间除继续创作外，他还游历了欧洲各地。1924年因肺病恶化，医治无效，于同年6月3日病逝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灵疗养院。
卡夫卡一生都生活在粗暴父亲的阴影之下，处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形成了孤独忧郁的性格。他害怕生活，害怕与人交往，甚至害怕结婚成家，曾先后三次解除婚约。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安德尔十分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卡夫卡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没有生存空间，同时也阐明了卡夫卡敏感、怯懦、孤僻、忧郁性格的成因。
卡夫卡创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作品、成名为目的。工作之余的创作是他寄托思想感情和排遣忧郁苦闷的手段。许多作品随意写来，并无结尾，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多为不满，临终前让挚友布洛德全部烧毁其作品。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遗愿，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1950—1980）共九卷。
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引起文坛轰动。
诡异的小说
与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传统小说相比，卡夫卡的小说可谓诡异。
《变形记》：推销员格利高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尽管他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使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使他的心境极度悲凉。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这篇小说表现了人的终极孤独感。人从根本上是孤独的，如果他不能满足别人的需要，他就可能被抛弃。不仅你的妻子可能离你而去，你的儿女也可能无暇照顾你，甚至你的父母也可能嫌你是个累赘。不过，这种情况很难出现，因为人还是有感情，有记忆的，可能只有卡夫卡这样悲观的人才会想得这样狭隘。
《判决》（1921）是卡夫卡最喜爱的作品。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是个商人，自从母亲去世后就和父亲一起生活，生意兴隆。他在房间里给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写完信来到父亲的房间，意外的是父亲对他态度非常不好，怀疑他根本就没有迁居到俄国的朋友，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着自己早死。突然，父亲又转了话题，嘲笑格奥尔格在欺骗他的朋友，而父亲自己倒是一直跟那位朋友通信，并早已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他了。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独生子去投河自尽。于是独生子真的投河死了。这个貌似荒诞的故事是卡夫卡负罪心态的生动描述，父亲的判决也是卡夫卡对自己的判决。主人公临死前的低声辩白“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是卡夫卡的心曲，但是一直未能突破心理障碍道出来。
《地洞》是卡夫卡晚期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主人公是一只不知名的人格化的鼹鼠。作品采用第一人称自叙法，描写了“我”担心外来袭击，修筑了坚固的地洞，贮存了大量的食物，地洞虽畅通无阻，无懈可击，防御退逃自如，但“我”还是时时处于惊恐之中，惶惶不可终日，“即使从墙上掉下来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于是常年不断地改建地洞，辗转不停地把粮食从地洞的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做好防御工作以防外界强敌前来袭击。“我离开了世界，下到我的地洞里”，“如果我能平息我心中的冲突，我就相信自己已经很幸福了”。对每一个人来说，确实都存在外来的威胁，并且有无穷无尽的方面，但由于概率低，多数人还是不会因为过于担心而影响到正常生活。但是如果一个人幼年缺乏安全感，或者受到意外打击，失去了自身意志的屏障，那么他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恐惧中，正因为不知危险是什么、来自何方，才无法有针对性地自我排遣，继而不断退缩和防御。
斯嘉丽究竟爱谁
《乱世佳人》的电影和小说都告诉我们，斯嘉丽最终认识到她需要的是瑞特，只是旧爱蒙蔽了她的双眼，但是我们也许错误地理解了这句话。
那么，斯嘉丽爱的是谁？当然是阿希礼。
请注意小说的标题是《随风而逝》（GonewiththeWind），最初译作《飘》。随风而逝的有许多许多，有斯嘉丽快乐无忧的少女生活，美丽的庄园，淳朴的人情，和谐的人际关系，还有朦胧的初恋，那种若有若无的爱，以及得不到的痛苦，远远地忧伤地仍然爱着的感觉。斯嘉丽是享受这种爱并痛苦的感觉的，但其基础就是原来平稳的秩序。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种秩序正常、合理，但是对于斯嘉丽来说，这是她的早年经历，是她全部精神、情感的源头。如果失去这一切，她就失去了自我，不得不变成另外一个人。尽管斯嘉丽有些缺点和弱点，但她并不坏，她爱的人结婚，她强忍痛苦，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甚至用结婚来消解痛苦。她善良、坚强、勇敢。但是，面对社会的急剧动荡，面对艰难的生活，她不得不变坏。她没文化，却追求有着贵族风范的阿希礼，所以她不可能接受流氓一般的瑞特。然而阿希礼的时代过去了，妻子死后他心如死灰。
适合瑞特的时代到来了，斯嘉丽不得不为生存而嫁给他，虽然一直不甘心接受这种变化。斯嘉丽是可怜的，当她意识到阿希礼心死了，才意识到自己是在依靠对过去的追寻来支撑自己适应这种变化。她不能爱善良的玫兰妮的丈夫，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财富上，但是没有人帮她，并且危机重重。只有瑞特才是适应的，她别无选择。
书的结尾，被遗弃的斯嘉丽想起了父亲的一句话：“世界上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
是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随风而逝了，爱也随风而逝了，生命也会在某一刻消逝。然而，逝去的并不是不珍贵的，而往往是最珍贵的，你可以说过去是不真实的，但它却是生命和心灵中最真实的。如果这样看，她真正爱的、真正在乎的，是过去的生活、过去的人，父亲、母亲、庄园、可爱的嬷嬷、和妈妈一样是美德化身的玫兰妮，以及她的爱人——阿希礼。
“我”爱伊豆的舞女吗
不少人认为《伊豆的舞女》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为美丽多情但地位卑贱的舞女伤心，为薰子与川岛没有结局的爱情难过。书中男女主人公的情感被理解为若有若无，或情窦初开，也被理解为囿于地位差别的压抑。同名电影的最后，老了的川岛看到青年男女自由恋爱，非常感慨，似乎是遗憾当初有太多的外在压力和内心顾忌。那么，这真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吗？“我”爱伊豆的舞女吗？我想，这样理解起码是没完全读懂川端康成的内心。
川端康成幼年父母双亡，后来祖父母和姐姐又陆续病故，孤独忧郁伴其一生。他一生创作小说一百多篇，忧郁情调贯穿其中。在冷漠的城市里，敏感的他只会感到莫名的压抑和孤独，于是，他化身作品中二十岁、头戴高校学生帽的“我”独自到伊豆旅行，在这里遇到的底层人让他感到自己不是那么不幸，而且获得了尊重，感受到自我价值。
“我”遇到一伙巡回演出的艺人正在休息，一个美丽的舞女将自己的坐垫让给“我”，见“我”取出香烟，又把摆在同伙面前的烟灰缸拉过来放在“我”旁边。这份友好是自然的，当然也有对上等人的尊敬——大学生与舞女，在那时地位有天壤之别。但是对于孤独的“我”来说，需要这份友好和善意，尤其是来自美丽女孩子的，因而，就有了一份眷恋，想多与她们在一起。
他找到了艺人们，并如愿地被接纳到她们的群体中，舞女害羞地欢喜着。在给“我”端来茶，坐到“我”面前时，满脸通红，手颤得茶都洒出来，以致妈妈惊呆了似的蹙起眉头说“这孩子情窦开啦”。
最初他只是将舞女当做可以随便留宿的下等人。而当舞女对他有情时，社会理性就提醒着他，这是不可以随意的。
他让自己对舞女转向美的欣赏。日本有在公共场所男女同浴的风俗。当赤裸的舞女远远看到“我”时，兴奋地展现着自己美丽的身子，而“我”则让自己发现她是一个没完全成熟的孩子，不让自己有别的想法。
一个大清早，“我”要走了。舞女早早蹲在船码头那儿候着。“我”说话，她只是使劲点头。“我”走了，她在岸边站了很久很久。
“我”是不会和舞女再有故事的。分手以后，虽然“我”一度听任泪水向下流，头脑仿佛变成一泓清水滴滴答答地流出来，但“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感觉甜蜜的愉快”。主人公此行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虽然艺人们颠沛流离，但心境并不那么艰难困苦，而是带有田野气息的悠闲自得。那么“我”还有什么理由苦恼呢？被一个舞女牵挂是甜蜜的吧，但是男主人公不愿意牵挂一个舞女。
茨威格焦灼的犹太灵魂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1881—1942）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家庭。1934年遭纳粹迫害，先后流亡英国、巴西。1942年与妻子在异国双双自杀。他的小说擅长细致的性格刻画，以及对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心灵热情的描摹，有着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他的《看不见的珍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等许多作品为多国读者熟知。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写一个少女暗中迷恋、追随一个作家，堕落成妓女，并甘心过着贫苦生活的故事。
《看不见的珍藏》写一个失明的老收藏家以拥有许多珍贵的画而自豪，却不知毕生珍藏在困难时期已经被家人卖掉，换了面包。画商出于同情，与其家人一起，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哄骗老收藏家，和他一起欣赏并评点那些白纸。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写一个已经育有二女的少妇突然和一个陌生人私奔，引起大家争论，主角一直为那个少妇辩护，认为不该谴责这个无辜的少妇。然后一个严谨的英国老太太找主角讲述她年青时越轨的故事，当时她的儿子们都已经长大，当了兵，她流窜到东南亚，发现一个赌输了钱想自杀的年轻人，出于好心就救了他，结果就有了一生中二十四小时的出轨。也许，每个人都可能有一点点犯罪的冲动，甚至在一生中需要一点点过失，但是，却又有可能因为二十四小时羞愧与悔恨一生。
《象棋的故事》最能够反映茨威格那颗焦灼的犹太灵魂。这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小说写的是，在一条从纽约开往南美的轮船上，一位业余国际象棋棋手，出人意料地赢了世界冠军，而且行棋速度飞快。但是世界冠军很快发现了业余棋手的弱点——他完全不能等待！当冠军采取拖延的战术后，业余棋手焦躁不安，几乎就要崩溃。原来，他曾经被纳粹关押很多年，在牢房中，他拿着一本棋谱钻研，自己和自己下，像周伯通学成双手互搏的绝技一样，变得天下无敌。但是他也由此落下了后遗症，脑子里不断涌现棋招，以至于不能容忍对方思考。这个故事显然是抨击纳粹法西斯对人心灵的折磨及摧残的。茨威格借这篇小说表达了他对纳粹法西斯的痛恨，可惜他没有看到法西斯最后的崩溃。他和他的夫人在1942年获悉新加坡陷落后，绝望地服毒自尽。也许只有死亡才能让焦灼的灵魂获得安宁。《象棋的故事》作为反法西斯的重要作品至今传诵。也许茨威格可以不自杀而等到胜利的时刻，但是犹太人不是至今还在挣扎吗？自杀不可取，不过，茨威格夫妇尊严地告别人世，还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