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是个闲官，因此柳宗元有足够的时间游山玩水。但是他并非仅仅是爱山水，而是需要山水来寄情，不让自己有太多思绪缠绕于官场得失。
永州城西的深山有水阻隔，杂草丛生，他也不辞辛苦命人开路，爬到山顶，盘腿而坐，放眼四望山下，一切都是那么渺小，他的心神则不断幻化到各种景象中，进入忘我之境。
事业失败，一腔热情空留遗恨，柳宗元是难以释怀的，而当俯视山下万物显得如此渺小时，他也领悟到人生的一切不过如此。因此不如继续探访山水，发现自然之美。
其实，山水赏会在魏晋尤其南朝时期盛行。谢灵运政治失意，就成天寄迹山水。柳宗元恐怕不是爱山水，而是追慕前人游山玩水的那种境界，仿效那种忘怀得失的人生方式。他的《小石潭记》，有模仿吴均《与朱元思书》的痕迹。吴均不仅是写“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之景，更是享受“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的惬意。自富阳至桐庐，“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欲忘反。”后两句一定于柳宗元心有戚戚。
看见这样的山水，会觉得衙门里那些事情真是无聊，追名逐利真是没必要。因此，柳宗元在永州，是想寻访这样的意境，可人家吴均是坐船看了一百多里，他在零陵这个地方，也找不到那样天下独绝的奇山异水。只好想着“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的画图写道：“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应该说，二者意境，差之千里。他坐在潭边，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觉得凄神寒骨，受不了，就走了。但吴均虽然仕途不顺，但是心情还是开阔的。他公差之余，备感风光明丽。如果是心中有所郁积，想借山水忘却，那是不大可能的，聊以自慰自欺而已。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韩愈（768—824）字退之，今河南省孟州市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文章，破骈为散。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代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的美誉。
“文衰”主要是指文章思想内容的贫乏和精神的衰颓。东汉以后，魏、晋、宋、齐、梁、陈、隋到唐初，文章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先秦是思想的初创期，百家争鸣，诸子闪耀，汉代所取，是其中经世致用的思想，并奉为经典。曹丕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者，乃是有正确见解的文章，如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书》、东汉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分析时势，制定国策，知人知世，观点鲜明，见解卓越，思路清晰。汉代由盛世到乱世，产生了一大批有精神、有见识的人。六朝呢，变乱之后分崩离析，文士们苟安心态日重，缺失了浩然之气，文章也就没有明晰的思想、卓越的见解和务实的精神。《陈情表》支支吾吾、躲躲闪闪，《兰亭集序》感怀伤逝、惆怅莫名，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躲在自己营造的精神家园里，不敢正视一生的失败和寥落。当然，这样的文章，显然更能够反映自然人性，更能够打动人心，更具有审美性，它们是正在兴起的一类独特文体——文学。六朝以来的文章，缺失经世致用之道，缺失经天纬地的气势和才情，说理也是形而上学、不着边际的玄理，这就是“溺”。
韩愈提出古文运动，就是要求关注现实，思想明晰，见解深刻。“道”特指正确的思想、见解，泛指文章内容，韩愈好古道，其实就是重新强调正确、有实际价值的内容，非此无以谈文，不必论形式。
韩愈的贡献，是在魏晋以来审美思潮兴起、文学自觉的趋势下，在唐代诗歌繁盛、骈文泛滥的背景下，坚持思想性和实用性，不仅提出一般文章写作的要求，也对文学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苏轼谓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毫不为过。
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
韩愈为什么能够“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原因就在于他有“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的勇气、魄力、才华和见识。
元和十四年（819），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群臣都不敢说话，独韩愈上《谏迎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震怒，要处死韩愈。幸得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才将其贬到潮州。
长庆元年（821）七月，韩愈转为兵部侍郎。这时镇州（今河北正定）发生叛乱，叛军杀死主将田弘正，拥立王庭湊，对抗朝廷，围困深州（今河北深县），又重演藩镇割据自立的一幕。穆宗派韩愈去宣抚，韩愈奉命起程后，孤身长驱直入镇州，以他的忠勇与胆识说服了王庭湊及其部下，使深州守将牛元翼得以突围而出，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
这就是苏轼所说的忠犯人主之怒和勇夺三军之帅。
文章要有正确的思想和经世致用的内容，看起来容易，却不一定能够做到。
我们来看看韩愈的《谏迎佛骨表》。首先他说佛教在传入以前，中国高寿皇帝也有很多，而梁武帝前后三度舍身施佛，最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可见佛不足信。继之说高祖就曾经打算废除佛教，陛下不继承遗志也就罢了，怎么还打算迎奉佛骨呢。还举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名言，最后提出“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这篇文章写得很好，穷举同为帝王的正反例子，以理服人，处处为君王天下着想，以情动人。
韩愈的《师说》，则是针对同僚和世人的，难不在见解，在于针砭时弊并说出来的勇气。中国人是不敢为人师而又不愿以人为师的，人们更愿意趋炎附势，要么于瞧不起低下人中获得一种满足，要么对同侪或“高等人士”敬而远之，逃避面对自己无知的事实，求得自欺欺人的安宁，要么心存顾忌，怕人不屑，怕遭拒绝和挫折……总之，从善如流是很难的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尊师乃是重道，这个观念就是现在也没有建立起来。
《伤仲永》和神童情结
王安石的《伤仲永》，记载了一个神童，五岁时能够写诗，诗的文采和内涵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常有人用钱财和礼物求仲永写诗，他的父亲觉得有利可图，就每天带着他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后来他终于江郎才尽，和普通人一样了。
王安石的立意是，即使是天才，如果没有接受后天教育，尚且要成为平凡的人，那普通人如果不接受后天教育，恐怕连成为一个平常人都很难。
这个故事，值得注意的是方仲永的父亲，他家世代耕种，这位父亲显然也是没有文化的，而且没有学文化的意识，目光短浅，只看到一时之利。况且，方仲永的作品也未必有多好，只不过对于一个儿童来说，在那个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地方显得突出而已。由此可见家庭环境和周围文化氛围的重要性。
中国人有神童情结，总觉得早慧意味着成年后大有作为。所以今天不乏有家长为孩子能够背诵多少诗文沾沾自喜，总觉得越早着手教育越有好处。
其实，成功是社会性的，必须长期积累，在社会中增长时代需要的才能。天才如果能够不断学习和磨炼更有可能成为杰出的人，但是对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很少是天才。莫扎特幼年作的曲并没有流传下来，还要靠不断的努力，而更多伟大作曲家并非像他那样五岁就能够作曲。
总之，是不是神童并不重要，这是不可强求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并且让他在学校以及社会这个大熔炉里不断磨砺。
苏轼的论人杰作——《留侯论》
我们将苏东坡放到散文领域中来介绍，是因为苏东坡最值得关注的是他通达的思想境界和卓尔不凡的见识。
苏东坡非常鲜明地摆出他的观点：古往今来的豪杰，一定具有过人的修养和度量。真正勇敢的人，面对突然的威胁和侮辱毫不惊慌和愤怒，因为他们胸怀大志，目标高远。
张良与力士追击秦始皇于博浪沙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苏东坡说，张良博浪沙行刺时，韩国已灭，秦朝正强盛，无端被抓被杀和灭族的人很多，此时不该碰其刀锋。张良压不住亡国之愤，以冒险的行刺行为求一时之快，真是太危险了。张良有过人之才，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而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没有死。沂水圯桥头的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度量不够，因此想挫挫他的锐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大事业。于是几经考验磨砺他的意志和耐性。苏东坡则说，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而在于使张良能有所忍，以成就大事。
苏东坡还以项羽和刘邦的比较来说明这一点。项羽不能忍耐，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虽然百战百胜，却因垓下之围一蹶不振。汉高祖能忍耐，把自己的精锐实力保养得很好，等待对方的衰弊，这就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发怒时，是张良提醒他才没有铸成大错，才有随后的韩信发兵，扫平天下。
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单纯指人面对人之挑衅和侮辱时的忍，况且这也不一定要忍。还要包括苏东坡所说的对于逆境的忍，面临重大事件的忍，在困难处境乃至绝境中的忍，这种忍是一种坚韧。另外，这种忍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提醒，更应该成为一种习惯的意识，成为自身的修养和气度。
张良可论之处很多，东坡此文，抓住一点切入，分析张良本人关键事件，重要旁证也涉及张良，言之成理，言之有据，让人心服更让人有所感悟，有所反省，确实是好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