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从张家口撤到阜平后，组织上征求胡华对工作岗位的要求，他表示重返华北联大。随即担任了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史地系副主任。
率领学员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并编著出版了《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日本投降以来中国政局史话》；1948年4月任华北大学中共党史教学组组长，一边编写教材一边为开赴新解放区的干部讲授中共党史，出版了《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一、二、三编（初稿）》。
新中国诞生后，1950年3月全国新华书店正式出版他所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成为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影响及于国内外；同时，由他主编，戴逸、彦奇任编辑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所得丰厚版税收入，由他提议，以三人名义捐献，为抗美援朝购买飞机。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后，他参与创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的系科，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按照中宣部与教育部的要求，参与为全国理论宣传教育战线培养人才以及为各高校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程提供教材及辅教资料的编写和辅导工作；1951年由中国史学会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主持推定，他与翦伯赞、邵循正一起执笔撰写《中国历史概要》。
从1950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等。1950年（29岁）评为副教授、1956年评为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中国现代史组副组长；应聘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学习干事，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参与组织政协人士的理论学习。为适应新中国社会各界包括高等院校的需要，向干部、群众和学生进行党的历史、方针政策的教育讲座和广播电台播讲。
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胡华从江西余江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返京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在党史陈列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调研中竭力抵制林彪、“四人帮”的谎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文化大革命”后期，投入周恩来革命经历和理论贡献的搜集、整理和宣传，为研究和弘扬周恩来光辉革命事迹和精神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胡华率先在全国党史界冲破禁区，拨乱反正，为恢复党的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捍卫党史的科学性、纯洁性，不辞劳苦地四处讲演，并以史学家的卓识向中央负责同志坦陈己见，呼吁纠正党在历史上“左”的错误，并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路线。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名誉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政治学分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
历史学编委、科学社会主义卷编委兼“社会主义在中国卷”主编，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高校职称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等。
在百忙中，他重新修订出版了曾由他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与翦伯赞、邵循正合著的《中国历史概要》；由他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潜心主编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编著出版了《南昌起义史话》、《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
等史著。胡华向出版社提出，自己所著介绍周恩来的著作不要稿费，只要书，以赠送学界人士和青少年。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胡华发起并组织成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亲任常务副会长并主编大型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发起并参与成立“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后改称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担任常务副会长并多次组织相关的全国性的重大学术活动。
他致力于促进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国际学术交流，组织和接待了多位来华访问的国外学者并赴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讲学。20世纪80年代，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伟大的长征，曾奉中央领导同志嘱托，鼎力帮助索尔兹伯里先生（美）完成《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并自购该书数百册赠送给各界人士。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到新中国诞生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直至改革开放的年代，胡华在中共党史学科的教学岗位上，循循善诱、坚持不懈地教书育人，培养了大量党的优秀干部和教学、科研骨干以及理论宣传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纵览他的史著，分析他的史德、史观，从历史科学而言，是有其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性原则的；但不难发现，他独特之处是：在情感上，始终是以革命英雄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支柱的，这与他的革命经历密不可分。他曾不止一次地说，“生就是要奋斗，死则是休息”。他为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在史学事业上实践了这一英雄般的诺言。
1981年7月初，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陈云在会上指出：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老干部离退休工作必须做好。邓小平强调：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他要求：解决这个问题，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
10月27日，胡华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扩大会，听取校党委传达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安置老干部问题的讲话。胡华在讨论中发言表示：一、完全拥护中央和北京市委的指示精神，选拔革命事业接班人，定出五年、十年的培养中青年干部规划，这是重大的、紧迫的战略任务；二、为办好人民大学，关键是选拔干部，使人民大学这样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有延续性。他说：“中央、市委、教育部历来对人大很重视。建国后，毛主席尤其周总理、刘少奇同志亲自领导筹办人大，要求人大成为社会主义大学的一个新的模型，全国各地办一些重点大学都按这个模型办。
十七年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严格说，我们没有很好地完成中央对我们的期望。我认为我们这些教员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因为学校办得好坏，教员是主要的因素。人民大学是有特点的，那就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现在面临有些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政治理论几个系，就肩负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的战斗任务。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民大学有六个培养经济建设干部的系。应该说，在面临四化建设中，它的责任比十七年时代更加重大。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很重要的是要把经济理论、经济管理的研究和干部的培养搞上去。
在政法文史方面，研究理论，培养干部也是当务之急。
我觉得人大怎样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来，特别是现在国务院、教育部要我们重新担负起五十年代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怎样加强领导班子，选择年富力强的人担负起这个重大任务，我觉得是很重要和艰巨的。在座同志在人民大学生活和战斗了半辈子或一辈子了，对办好人大，我们是有感情的，也是有责任的。所以现在选拔干部、加强领导力量，是很严肃的任务，而且要有五年、十年规划……在中青年的教员中选拔干部，实行任期制，任期轮换，可上可下。任期内做出牺牲，全心全意把工作搞好，敢于负责。任期后，再去写书、写回忆录，再去教书。双肩挑有一定困难，任期内要做出牺牲，先做好工作。不能把选拔看作为升官，升级，获取特权；而应做出牺牲……重视党和行政的领导班子，选拔年轻化是对的，但也急需考虑选拔教授、副教授的年轻化。我觉得人大这方面欠账太多，也要抓紧考虑选拔。有研究论文的要考虑，专心做教学和教学领导工作的也要考虑。”
1983年6月4日，胡华在人大中共党史系机构改革大会上表态：坚决退下来。他说：“1947年，我就当华北联大史地系副主任。那时26，转眼62，应该退下来，选拔更年轻、更有能力的同志来干。我退下来，可以继续为党做工作，从事学术研究。一息尚存，总是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6月12日，党委书记张腾霄到胡华寓所，同胡华谈了一个上午，主要征求对学校今后发展规划的意见：也谈了党史系的行政机构改革问题。张腾霄对胡华说，校领导要胡华和宋涛、吴宝康少数几位系主任担任名誉系主任。胡华对张腾霄说，按个人愿望，愿意离休，离休后还可以为共产主义奋斗，专心搞点科学研究，著书立说；如果70岁还能执笔写作，从现在62岁算起，还有8年；党史系如果有邀请的话，还可讲点专题课。其次，如不能离休，希望就做一个老教授，也可带点研究生，讲点专题课，参加点社会上的学术活动。
胡华向张腾霄介绍，6月6日何长工亲自打电话给胡华，介绍刘澜涛6月初代表中央常委找王首道、萧克、何长工三位老同志谈话，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
因为三位老同志都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就不再担任政协副主席，但要他们多做些党史方面的工作，要何长工把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的工作继续担任下去，具体工作可以由李新、胡华等多做，说写党史人物传的工作很重要。何长工同志听了中央常委的意见后，找了邓力群，请中宣部对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多领导，就是按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党史人物研究会继续由中宣部领导。邓力群对何长工等老同志很尊重，说，这没有问题，不过他很忙，请何老多多负责。胡华还介绍说，《中共党史人物传》明年要争取编到30卷；还有《中国大百科全书》科学社会主义卷的中共党史条目264条，胡华和林茂生任正副主编，系里几位同志是编委，这一工作担子也不轻。还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北京市职称委员会等工作……
胡华表示，自己对中共党史系始终是有责任感的，是会时时关心的。担任不担任名誉系主任无所谓，觉得设这个位置不一定必要。当然作为党员来说，个人服从组织，关于名誉系主任，这个问题由校领导、校党委考虑决定。张腾霄解释说，名誉系主任主要是从一些同志代表学校的学术地位、社会声望出发，人民大学不能没有一些老同志。
9月14日，副校长谢韬与胡华谈，校方于昨日上午开会决定，胡华任中共党史系名誉主任，为终身职务。9月17日党史系召开全系大会，谢韬宣布新任命的党史系领导班子，胡华即席作了拥护和支持新班子的表态讲话。
校方保留了胡华与宋涛两位名誉主任在校园的耕作斗室。他们昼夜于此，照常繁忙着……两位年轻时并肩出生入死的战友，老来同住红二楼二层，依然是近邻。这些年，常常是胡华路过宋涛房间时，一声“老宋！”宋涛应声而出，两人手中提着暖壶，一起到食堂吃饭；或者一起到室外散步。久而久之，这竟然成为校园的一道独特风景。
这道风景不是英雄末路，两位学者坚毅的步伐，昭示出这是征途上英雄的续进。但凡英雄所为，往往是只问耕耘……抗日战争胜利后，新解放了许多城镇，需要一批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去担任领导工作，同胡华一起学习、工作的战友从华北联大、华北大学走了很大一批；新中国成立以后，更需要大量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去担任各种领导职务，胡华的同事们又走了一大批。这些同志后来几乎都担任了地、市甚至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职务，但胡华一直专心致志地做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不见异思迁。
李安葆教授回忆说：“1955年夏天，我从中国革命史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教。
我们几个留校生，眼见分配到外校、外地工作的同学很快得到提拔，颇为羡慕，工作有些不安心。胡华同志（当时是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便找我们谈心，语重心长地说：‘不要羡慕人家，要甘于寂寞。我们这里有研究中国革命史、党史的老前辈，有较多的革命史、党史资料；只要你们肯努力学习和研究，将来定会做出成绩来的。’我们在他的亲切关怀、教导下，工作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后来，我们讲课了。胡华同志经常组织老教员并亲自参加听课。有一次，他听过我的课后给予了鼓励，也提出批评说：‘历史讲得多，联系实际少。’他谆谆告诫说：
‘我们这门课不单是历史课，而且是政治理论课。如果忽视理论联系实际，便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这对我的震动很大。的确，讲授中国革命史，应着重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如果不重视引导学生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和方法，不注意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就违背了学习这门课的主要目的。在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并不容易，要花费较多的精力和时间，但经胡华同志的有力提醒，使我在教学工作中重视贯彻这一方针。平时，我们青年教师为了向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学习，也常去听胡华同志讲课。听他讲课，同学们都聚精会神，被他那丰富生动的教学内容和充沛的革命感情所吸引，所感染。例如，当他讲到反动派如何残害革命志士时，他情绪激昂，泪花盈眶，整个教室里都充满了悲愤凛冽的氛围，我和同学们深受感动，深受教育！”
哈尔滨建筑大学教授（1984年人民大学党史系研究生）刘建德在一篇对胡华的专访《写党史的学者》中说：“全国3300多名党史教师中，又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胡老师的言传身教呢！早在1947年，他担任华北联大史地系副主任的时候，就带起研究生。现在，那些当时的研究生们早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了。”
胡华治学、治史既清苦又勤奋。他说：“我没有什么个人的嗜好，把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学习和研究上了。”1973年6月20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张西帆致函胡华：“范老治学格言，已书就送上，请看是否可以？如不可以，请告我另写。你也不要买纸，你纸也不好用，不吃墨，这种纸讲渗透性好坏……笔画墨皱，裱后会好看些。敬礼！张西帆”张西帆是胡华在华北联大的战友、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信中所说范老治学格言，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胡华在那个难以治学的年代，将这两句写成条幅，悬挂在自己房内，借以自勉，表达了追慕范文澜治学精神的内心崇敬。胡华曾说吴玉章老一生“嗜欲很少，生活简朴”，“他日夜都是在勤奋地读书和工作”。胡华所敬仰的吴老、范老的垂范作风，实际上也是他自己学风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