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高等学校为108所，且绝大多数集中在沿海各省和大城市，如上海有大专院校25所，北平有14所，广东有7所。对于西北地区而言，教育基础在唐代虽盛极一时，但在后朝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历经东迁南移之后，渐已薄弱。20世纪30年代，除了几所中学外，西北地区官办高等院校寥寥无几，有志青年多辗转千里，负笈平津沪。1935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冲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北上抗日，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随后，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在阐述长征的意义时说：“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在这批幸存下来的衣衫褴褛的队伍中，有着在中央苏区创办国民教育和进行党与军队干部教育的红军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在陕北培养日后中国革命精英的中坚力量。
1936年夏，中共中央在原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了抗日红军大学（后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接着又创办了中央党校。这两所学校，客观上填补了西北中国高等教育建制的空白。但是，由于这两校是教育培训军队干部和培训高级党政干部的，当时并不具备国民教育的性质。随着陕北革命根据地政权逐步得以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各项社会事业的认识渐趋深入，提出了“实施国防教育”的口号，主张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和改革旧教育制度。1937年年初，中共中央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申请，要求：“在延安地区创办一所大学。”但是，国民党政府以“陕北已有抗日军政大学，无需再成立高校”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为了适应当时进行全面抗战的政治环境，满足广大知识青年的要求，中共中央在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坚定独立自主创办教育的立场，并主张“新的教育体系应该符合抗战的要求和需要”。为避免蒋介石政府以“破坏抗战政策”为名非难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决定仿照党在大革命时期于上海开办中国公学的经验和方式，将原定校名“陕北大学”改定为“陕北公学”。其用意有三：（一）继承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教育传统，延续中国公学之精神；（二）学校并非只招收中学生进入大学，而是兼收各个层次的学生，此举符合党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同时“公学”的名称符合实际，学员都能接受；（三）体现中国共产党抵制蒋介石的限制政策，独立自主发展抗战教育的决心。
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在积极扩大抗日军政大学的同时，正式决定创办陕北公学，委托林伯渠、吴玉章（当时在欧洲进行抗日宣传）、董必武、徐特立、张云逸、成仿吾等热心教育事业的同志进行筹备。1937年8月初，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拨给陕北公学开办经费1800元法币。中共中央委派李富春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并任命中央党校教务主任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中央选调了邵式平、周纯全等十几位长征干部参与筹建；聘请吴亮平、凯丰等任教；并陆续从国统区抽调一批知名学者来陕北，出任陕公教员，其中有何干之、艾思奇、何思敬、吕骥、李凡夫、张如心、李培之、杨松、徐冰、何定华、陈唯实、王观澜等。不到半年，陕北公学在中共中央的全力支持下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成为中国西北荟萃人才的学府。毛泽东豪迈地称道：“有陕公，中国不会亡！”
40年后，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劫后复校，开学迎新大会上，胡华向新时期的大学生们作传统报告道：“陕北公学的校长成仿吾是和郭沫若等同志创办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的一位健将；是研究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位理论家；是经历鄂豫皖苏区、中央苏区的斗争，参加了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陕公的副校长罗迈（李维汉）是从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时代起就参加革命的党的组织家和宣传家。陕公的教务长邵式平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和方志敏烈士一道创造赣东北苏区的一位主要领导人。陕公政治部主任周纯全是原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我记得我们队（胡华在陕公一区队）的一位军事教员，是飞夺泸定大渡河上铁索桥的22名勇士之一。他的右前额和右眉部，有一大块烧伤的疤痕，是当时冒着大火向桥亭冲锋的时候被烧伤的。他身上有多处的枪伤。像这样的身经百战的英雄来给我们讲军事课，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寒窑精神
胡华所就读的陕公，位于延安西南的关中旬邑，是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正式开学的陕北公学分校，时罗迈（李维汉）任该分校校长。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和边区社会的稳定，在“全国人心归延安”的情况下，陕北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的优秀革命志士，延安人口剧增，供给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由于大家继承和发扬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不仅对艰苦生活安之若素，而且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但是客观上粮食与各种日用品供应紧张；加之国民党制造反共摩擦，阻拦青年到延安学习。陕北公学必须解决地理环境与办学条件的限制。关中旬邑一带接近陇海铁路和西安，青年学生在那里进入陕北公学比较方便。同时关中比较富庶，粮食产量高，可以解决师生的吃饭问题。
胡华在《陕北公学校风回忆》一文中说：“在荒凉的西北高原创校，我们的校舍是窑洞，窑洞是同学们自己挖的。同学们从祖国各地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公学，校舍在哪里呢？领导上指着一片黄土山坡说，这是你们队的。于是同学们一人一把锄头或铁锨打窑洞……”他1987年撰文《勿忘寒窑》回忆：“我小的时候看过‘薛仁贵投军别窑’‘吕蒙正住寒窑’的故事，不知窑洞是什么样子。
在陕公，同学们自己在山坡上打窑洞……洞中留一长条土墩作炕。我们自己上山打茅草，铺在土炕上，铺上床单，被子一律被里向外，折得四方见角，十被形成一条线。洗脸手巾也挂成齐齐的一条线，书籍、本子也摆得十分整齐。白天大家常常盘腿坐在炕上开讨论会或看书写字，用长木板搁在土坯上做成的‘桌子’，一般只能放书籍。睡觉、学习、开会、吃饭、洗脸都在这里。虽然挤一点，却十分清洁整齐。真个是窗明几净、空气清新。作息于斯，自觉神清气爽。古人所云‘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这话实在是包含了深刻的真理。各级领导人也都是住窑洞。我那时想，古人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忧患复国，也无非是这样，我们是继承了我们民族好的传统。”
胡华初入陕北公学，分配在关中普通队一区队48队，学制三个月。他很快担任了学习班长、分队课代表。一区队在看花宫附近的坪坊村。
陕公的教育方针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鲜明旗帜，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所学与所用相结合。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革命著作，特别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自由主义》等名著，被胡华们醉心地研读和讨论着。
胡华在学习中，第一个接触到的理论老师是何干之，当时，何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1979年胡华回忆：“我记得第一次在陕北公学听何干之同志讲课，那是在（1938年）隆冬11月。寒风凛冽，在陕北高原的原野上，何干之同志站在一个较高的土坎上，穿着一身八路军的灰色棉军装，近视眼镜下，两颊冻得通红。他在寒风中大声讲课，滔滔不绝，手里没有拿讲稿，好像是一个宣传鼓动员。我们围站在他的周围静静地听他讲，冻得不住地搓手跺脚，无法记笔记，但没有一个人走散的。那次，他是讲‘中国问题’课的导言：从康梁变法，讲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袁世凯刺杀宋教仁，革命流产。从第一次国共合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讲到为什么要第二次国共合作。不用说，他讲的这些理论，完全是新鲜的、闻所未闻的。我们这些青年完全被吸引住了。他讲课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又讲得如此的生动有力。他手中没有拿片纸只字，讲起来如数家珍，他的知识之渊博和记忆力之强，尤其令人惊叹不已。这次课，深深地引起了我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兴趣。”1938年11月，陕公分校校长罗迈（李维汉）在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回校，向全校传达了六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全校各队组织了热烈的大讨论，讨论的中心是：如何坚持抗战、特别是如何坚持敌后抗战，发展游击战争。
胡华们的学习讨论是在充满了革命气氛的环境中进行的，他感到这里的学习是直接为了火热的斗争，经院式的或镀金式的学习是不存在的。他在陕北公学所感受的革命精神环境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忠诚首先就是要求对革命、对祖国解放事业抱无限的忠诚，决不动摇、决不妥协投降。还要求对组织忠诚老实，对同志忠实诚恳。
团结就像一个革命大家庭，由于大家政治一致、思想一致、上下一致，同志间都推心置腹，亲如兄弟姊妹。一个新队成立后，就要开展一次班际的革命竞赛，各班订出挑战条件，提出在学习上、思想上、生活上要做到那几条，由学生会、队领导、各班代表组成评判委员会。经过几周的友谊竞赛，各班互学先进，在生活、学习、思想等方面很快出现了一派崭新的面貌，全队工作也就迅速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学习上的互助，还表现在各班设有互助组，同学们在知识上、理论问题上互相帮助。全队设有“点将台”，凡有不懂的问题，无论是理论性的还是资料性的，都可提到“点将台”，指名或不指名的请别位同志来做书面解答。
有时一个理论问题，由互助小组讨论起，讨论到点将台，最后引起了全队一场大辩论，十分热闹。
生活上的互助友爱，则表现在同志间互相关心，有了困难大家帮助解决。男女同学间也实行互助友爱，在劳动中，男同学多做些体力活，女同学则帮助男同学做些针线活和补织毛衣等活计。
紧张是指军事化生活而言，胡华们每天清早跑步，晚自习前点名唱歌。动作要求迅速敏捷，内务要求整洁有序，要求十分钟内能打好背包集合出发。在设置的课程中，有游击战术一课，胡华在普通队学习时，一位长征英雄课讲得极好，生动活泼、实用性强。他讲了行军作战的许多亲身经验，如说长途行军时要吃饱饭、喝足水；如果干旱地方急行军要带一块浸透水的毛巾放在缸子里，需要时可以吮吸湿毛巾，以免干渴走不动；长途行军要放大步子，甩开双臂，有节奏地稳步前进，不慌不慢，才能不累。他又教导胡华们如何辨别枪声打来的方向，如何躲避子弹、利用地形地物隐蔽等许多经验。这些，给了胡华后来的长途行军生活和在敌后七年战斗生活以极大的帮助。胡华们的军事训练学到了连级教练，举行过多次军事演习。他们平时加强敌情观念，随时做好准备，每个学员可以指挥一个连的动作。
1939年春夏之交，国民党顽固军进攻旬邑职田镇的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这是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奏。看花宫离职田镇不过数里之遥，枪声隐约可闻。在那段时间内，陕公全校动员起来，做好戒备。胡华多次被派做夜间游动哨，彻夜荷枪巡逻。他曾回忆说：“轮到我巡逻时，望着繁星满天的夜空，想起这时在祖国广大的抗日战场上有多少战士像自己一样在黑夜中放哨。我，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战士，为能参加保卫神圣的陕甘宁边区的自由土地而感到自豪。”活泼主要是文娱生活极为活跃，各队有救亡室（即俱乐部），是文娱活动集中的场地。救亡室出有墙报、诗刊、漫画，还有歌咏队、戏剧队、口琴队的活动。
队上活跃分子很多，胡华在普通队时，队上同学就有漫画、音乐的爱好者华君武（后为漫画家）、时乐（后为作曲家）等人，在他们带动下，全队歌声动地、诗画满墙。每逢开大会听大报告，开幕之前，各队之间互相啦啦、要求对方唱歌，全校成为一片欢腾的海洋，女生队总是唱歌最多。纪念节日，陕公剧团和各队演出精彩的革命话剧、活报剧、戏曲，露天舞台、空气清爽，尽欢每至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