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民主而战，为爱国救国而战，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我们的无数先烈，无数老一辈革命家，他们是最彻底的人民民主主义者，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出发，终于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时也就是最彻底的民主战士和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所以，我们学习和讲授党的历史，就是学习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通过对党的光荣历史的学习，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和对党的无限信赖。要学好党的革命史，就要讲清历史背景，结合近代史、现代史来学，使学生有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党的革命事业，党的奋斗历史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其次，也要总结党史上的经验教训、斗争的规律和策略，获得正确的理论知识，辨别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我们不要把党史缩小成为什么两条路线斗争史，几次路线斗争史，变成一个正确的代表者和一个机会主义的代表者斗争的历史，结果党史被林彪、“四人帮”歪曲成了夺权斗争史，‘念念不忘一个权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变成了‘权力学’。也不要把党史讲成纯考订的考据学……我们党史工作者要通过党史的教学与研究，发扬我们文明古国、伟大民族的一切优秀历史遗产，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捍卫我们党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创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从1980年至1985年，各地报刊发表了多篇对胡华的访问记。胡华谈得最多的是学习、研究党史必须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探索创新等重正学风问题。他认为研究党史有两个目的：一是资政：总结经验教训——成功的、失败的；二是育人：继承革命传统——让我们的青年一代都懂得党史。他说，党的历史是伟大的，党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现在许多青年人对革命事业、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怀疑，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党的斗争历史缺乏真正的了解。
应该多多向他们宣传党的历史，宣传中国革命的历史，使他们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道理。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政党，有这样一部在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历史，这是永远值得骄傲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前辈的革命精神写出来，把党的革命传统写出来，鼓舞人民干四化的斗志。
他认为，搞党史也是一种战斗：国际上的反动势力，常常歪曲和污蔑我们的历史。我党的一些叛徒跑到国外，往往也写书、做文章，篡改党史的本来面目。
我们以科学态度研究和宣传党史，实际上就是同他们进行有力的斗争。
至于如何研究党史，他认为要坚持论从史出，据史立论，史论结合；第一步，要多占有原始资料，多做一些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要抢救“活材料”——有些事件，战争年代没有写在纸上，材料也没有能够完全收集起来，现在老同志年事已高，要抓紧时间，通过他们的回忆，提供线索，把事件搞清楚。
谈到治学、搞学术研究，他认为不外四个字：专、博、勤、记。他多次告诫史学工作者，要选准方向和目标，“人的精力、时间总是有限的，只有专攻一个方向，在专的基础上求博。先专后博，博而不滥，才能学有成效”。要珍惜时间，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做笔记，肯下“笨”功夫。不要怕吃苦，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学习研究不动摇。
胡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专、博、勤、记，是他数十年治学、修史的经验总结。
1983年10月19日，胡华应邀出席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联合举行的全国青年读书座谈会，王兆国主持，出席还有胡绳、姚雪垠、胡华、延泽民、徐惟诚等，胡华发言希望青年们从书本中认识我们的国情，不仅了解中国的历史，还要知道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特别是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1985年11月23日胡华应邀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席按胡耀邦指示“立一个党规党法”而召开的“健全党内政治生活”讨论会。会议由王兆国主持，发言有廖盖隆、蔡长水、胡华、高放、王鸿模。胡华发言约一小时。12月9日新华社北京电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就解决当前机关作风中出现的几个严重问题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必须坚决、认真地执行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纠正不正之风的一系列指示，贯彻执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精神，切实改进机关作风，清除一切腐败现象。文中多处吸收了胡华在中办发言的意见。12月20日胡华在中宣部听余家庆告知，“中办张洪俊昨晚来电，胡华和高放发言，已印简报。
耀邦同志看了，认为很满意，说可以给六中全会做准备”。
应该说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胡华生前在这方面一直没有停止思考。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高峻在《严谨治学勇于创新——深切怀念中共党史学专家胡华教授》一文中讲到，“在胡华教授一生的最后一年里，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十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1986年8月，在大连党史讲习会上作了《中国革命史中的社会主义》的专题报告，倾注了他对社会主义研究探索的真知灼见，他说：‘致力经济建设并用努力实现高度民主来保证，这是历史的反思的启示，也是崇高目标，并且要用制度和法律来保证。这些是新中国在前进中经历曲折的道路而得到的一条最重要的经验。’今天我们重温这些感到多么亲切！这一思想，也是胡华教授勤奋治学，不断追求真理、勇于创新在中共党史学研究领域里呈献给党和人民的一块瑰宝”。
学科拓展
胡华认为，中共党史学科作为一门科学，要不断得以发展，就必须拓展其研究领域，取得创新性成果。粉碎“四人帮”后，他对学科拓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为此殚精竭虑。
1985年8月，胡华在大连向海军政治学院暑期讲习班讲述了关于中国革命史的学科历史脉络。他说，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开设中国革命史课，始自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曾设“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由萧楚女、恽代英等讲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萧楚女开设过“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上海大学开过“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当时（1925年7月）有位漆树芬出版过一本《经济侵略下的中国》，也就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恐怕是正式出版得较早的一本近代史书。1925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开设过“中国革命运动史”，是拉狄克讲的并出了书。这本书，莫斯科有中文本出版，毛泽东保存有一本。在延安时，他送给了何干之，后来，1940年何干之又送给了胡华，封面上还有“毛泽东”三个字的毛笔签名。这本书较早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讲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1938年延安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三十年代李鼎声在上海出版的一本《中国近代史》，都是参考了拉狄克这本书。
在十年内战时期，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在中央苏区党校，开设这门课叫“中国问题”。抗战时期，陕北公学、抗大、中央党校开设的政治理论课是“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这四门课。“中国问题”课的内容包括中国近代革命史，也包括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前途等基本问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吴玉章讲过这门课。他的讲课提纲后来改名叫“近五十年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史提纲”，在苏区的中央党校和红军大学，是徐特立、成仿吾、张如心讲这门课。一直到抗战前，在瓦窑堡和延安，他们还在讲。成仿吾当时写有一本《中国苏维埃运动史提纲》手稿，1940年，他把这个手稿给了胡华。抗战后，在抗大、陕公、中央党校就由何干之、张如心、何定华等人讲了。
1939年，根据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决定，开始开设近代史课，也就是近代革命史课。在延安，由杨松、邓力群等讲，在前方的华北联合大学，就由何干之、胡华等人讲了。
那时，还没有党史课的名称。党史课的开设是从1948年5月开始的。当时中央有一个关于华北大学的决定，指出，为了迎接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要把从全国各大城市投奔解放区来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当作党的自己的干部，经过华北大学短期训练，分配到前线。因此，华北大学要开设“社会发展史”、“党的历史”、“党的建设”、“党的政策”这样四门课，并编写讲义。那时，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就开了中共党史课，胡华任中共党史教学组组长，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党史”命名开设这门课。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开始，由于广大民主人士、工商业界人士、国民党政府大量留用人员参加学习，经吴老提议、中央同意，党史课改名为“中国革命史”课，胡华编写的讲义，经吴老修改，陆定一、胡乔木、胡绳、钱俊瑞等同志讨论和审阅，定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到了1956年党的八大时，毛泽东曾提议由董老主持编一本党史。当时提倡双百方针，所以毛泽东说，全党都可以来编，编出一百本来，总可以挑出一本好的来。所以1956年人民大学开始设立了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央党校也设了中共党史教研室。
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又号召各地编写地方党史。在这种形势下，各地也开始编中共党史讲义。从1958年开始，有的地方也陆续把中国革命史课改为中共党史课。
这就是党史课的由来。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始设立中共党史系，设立了中共党史专业。
1978年6月中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主持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位史学工作者代表在天津举行了全国历史学规划座谈会。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历史学界的一次全国性的盛会。胡华担任了中国现代史（及中共党史）组召集人，全组有各地的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工作者代表三十余人。6月19日，胡华以现代史组的名义，在大会作《加强党史、现代史的研究》的发言，他说：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研究机构的建立，队伍的成长，专著、回忆录、资料的编出，研究范围宽广，不断出现成果，主流是好的。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领域毒草丛生，百花凋残，景象凄惨。打倒“四人帮”，大地回春，万物昭苏，这一领域也渐渐呈现出活跃气氛。虽然“余毒”未清，“余悸”犹存，禁区尚多，解除思想的禁锢，有待于韧的战斗……胡华强调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建设，要完整准确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现代历史实际，说明历史现象、历史问题，揭示政治斗争的规律性，宣传和发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提倡敢于创新、勇于探索、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加强党史、现代史学科的战斗性和科学性。
胡华就学科的拓展研究提出如下意见：一、关于中国共产党史。党的十一大报告号召全党研究党史，所以，除中央党校要研究党史外，历史学界和高等学校也要加强党史研究。党史科学在历史科学中最富有现实战斗意义。深入开展党史的专题研究，也是提高高等院校的党史课质量的关键。目前，中国史学界的队伍中，以党史教员、党史研究工作者人数最多。包括100多所高等院校、100多所军事院校的党史教员，各地革命历史博物馆、纪念馆、文管会的党史工作者，各部门的党史理论辅导员，以及中学和中专的党史、政治课教师。这是一支拥有几千人的庞大、年轻而有干劲的队伍。应该充分发挥这支研究力量的作用。除了党中央组织力量编写中国共产党史之外，各地也可以开展党史、革命史的研究和编写。进行的方法，可以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资料情况、人力情况，先写些较小、较具体的题目，例如，《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斗争》、《省港大罢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西安事变》、《反“围剿”战争》、《长征》、《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等等。在较详细占有材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专著或有分量的教材讲义。
这项工作，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灌输革命传统教育，是义不容辞、刻不容缓的。各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领导方面有责任把这支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发动起来，把这支研究队伍带好。
二、关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课题。现代史研究的主攻方向，应是先编写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毛泽东在1949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根据这一教导，我们应把编写：1.中国近、现代经济史；2.中国近、现代政治史；3.中国近、现代军事史；4.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以上都是1840—1949年）这四种书，作为重点研究项目。毛主席的提议，至今已38年过去，我们迄未交卷。今后3至8年内一定要交卷。进行的方法，也可以把每一种再划分为许多小范围的具体题目，由各地分工协作，然后综合写好这四种专门史。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写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部分）。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课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范围比党史宽广些，比通史又专门些。它可以写得比较生动、活泼和情节细致。我国史学界过去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也较有基础。
这一工作可以有许多史学工作者参加。关于中华民国史，1963年，董必武曾指示应编写《中华民国史》；1971年秋冬，周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也指示：除恢复标点二十四史外，还要编写民国史。197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承担了这项任务。此项工作已进行了6年，计划写300万字的民国史，第一卷亦已着手编写。
此项工作，各地有许多单位和研究人员参加了协作，是中国现代史一个重要研究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研究中疑难问题较多，需要有高度的勇于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史德。
这种通史类大题目如不在专题基础上编写，很难提高。如果化为较小范围题目，就便于分工协作、取得成绩。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大改造》、《西藏平叛》这些专题都可以写成洋洋洒洒的专史；又如《北洋军阀》这个题目也很大，不妨再分为《皖系》、《直系》、《奉系》、《晋系》、《川、黔、滇系》、《桂系》等小题目进行，便于分地区承担，研究也能更细致、更准确。其他大题目化小，可以类推。题目越小、越具体，越易出成果。在小题目的基础上，再综合编写通史性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