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上午，胡华至中国革命博物馆，与杨振亚馆长提出转回临时人事关系事。杨振亚对胡华谈：“我和徐老是主张你留下的。决定在你。其实有的小是非（指批判巩绍英），不是原则性问题，不用管它。”胡华还是钟情学校的教育和科研工作，并表示：“不愿再当‘巩绍英’第二，甚至被批判为‘专家治馆’的典型……”杨振亚说：“有人把巩绍英作靶子是不对的。”但是，胡华态度坚决，执意离开。杨振亚只好表示：“那就以后常来常往吧！”胡华在日记中道：“两年来的博物馆生涯大体告一段落了。徐老使我敬爱。杨馆长使我敬重。天安门前的大楼使我怀念……”晚上，胡华托程秋原代送致王淇、彦奇函，并请转临时组织关系到民国史组。王淇复函，告知胡华后日到师大参加党史座谈。6月5日胡华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党史座谈会。6月6日，胡华应杨、徐馆长邀请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看“批林批孔展览”上展墙情况后，遂结束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借调工作。
但是，依然受托承担着党史陈列的解说词修改审订。
颂扬周公
胡华离开革博，有一个深层原因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共同受命搞的“批林批孔展览”，随着运动的调门，不断进行内部修改，办展人面对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的混乱指令也莫衷一是。这个展览当时几乎不可能定下来公展。
而“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者江青等人，实际在图谋借“批孔”含沙射影、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胡华已经觉察这里是“危险”的是非之地，批判巩绍英及其对孔子的评价言论，给了自己一个警示，批判“专家路线”就是在批判周总理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巩绍英是“专家”，而胡华在这里有朝一日也会是挨批判的“专家”。
胡华对周恩来总理是作为伟人和楷模来景仰的。抗战爆发后，在家乡奉化从事救亡宣传的胡华，通过浙东地下党供给爱国青年学生传阅的书籍中，读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汉口出版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子孙周恩来》、《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书。16岁的胡华心灵里，就怀着对周恩来深深的崇敬。
胡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1939年的7月上旬，在延安桥儿沟的天主教堂里，听周副主席给华北联大师生做关于国际形势和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以后在迎接新中国诞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多次聆听周恩来的报告和谈话；甚至针对自己的教学和史著写作等，周恩来都亲自有过许多亲切的指示。
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害和国家各项迫切的工作有了转机。也就在这时，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始筹备中共党史的陈列修改，急需有关专家参与其中。1972年夏，正在江西五七干校养猪的胡华接到通知：借调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担任党史陈列顾问。据贺捷生说：“他是周恩来总理点名恢复工作，到革博担任顾问的。这也是胡华劫后余生，经七年多的灾难，又化险为夷的开始。”作为史学家，胡华深深感到，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一系列“左”的思想斗争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林彪等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周恩来在这重要期间对党和国家起着擎天柱的支撑作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总理，共和国大厦势必将倾，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人事关系回到北师大后，胡华回顾往事，纵观周恩来一生，认为研究周恩来，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责无旁贷。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主任廖心文在《周恩来研究事业的辛勤奠基者》一文所说：“周恩来是我党和军队的重要创建人之一，他参与党中央核心领导近半个世纪，担任政府总理26年，长期主持国家的经济建设、外交和统战等方面的工作，在党和国家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的历史可以说折射了我党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研究周恩来的历史对于研究我们党的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胡华老师选择这个课题，包含了他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和崇高敬意，也反映了他的政治眼光和学术才识。”1956年6月，胡华与周总理胞弟周同宇在北戴河相识。那时他便以一个史学家的敏感，邀请周同宇口述家世和周恩来早年革命活动。当时胡华日记记道：
“周总理号翔宇，幼年过继给四叔，四叔年青死，寡婶——继母知书识字，悉心教育，病时抱着，生病因二老（后死）不长进，亦爱总理，故幼时教育甚好。十岁，生母、继母相继死。伯父因妻死无子，带他到奉天念小学，伯作度支局科员。
后至天津，念南开中学。1917年毕业。在南中时，演文明戏《一元钱》、《一念差》，饰女，轰动一时。靠亲友接济念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亦亲友接济。1919年五四后，回国，十九岁，时南开大学正筹备，初成立，即入南大。以学生请愿代表（向省长曹锐请愿）被警察局（局长杨以德）捕，后北京有名律师刘崇佑，义务为学生辩护，在司法部打官司，被释。办觉悟社。学生联合会报（大公报有觉悟社全体合影。1949.5.4进步日报登过此照）。到1920、1921去法，在巴黎。
与张申府、刘清扬（河北女师学生）同去。组共产主义小组，与曾琦、李璜斗争，投稿到时事新报、上海时报、天津益世报。以此作‘勤工’学费，因曾、李打不过共产主义者，就向法政府告密。去英转去德，遇朱德，后去苏。
“1924，国民党一大后回国，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学生军党代表，东江行政长官，广东区委，‘三二○’后赴沪。
“父名周懋臣，一生为一收发员，1940年死于重庆，享年70岁。
“他从小反对抽烟，见别人抽烟，拿过来，拿张纸放水杯上，吸一口，此纸上发黄，说肺即如此。
“邓颖超1904年生，1925年秋在广州结婚。”
这也许是胡华在周恩来研究方面最早的采访记录。从1956年，胡华与周同宇结为了朋友，经常互相问候，书信往还。他还就周恩来的革命事迹，陆续有关于对谢觉哉、张鸿诰、饶竞群、刘清扬、张申府（张崧年）、罗章龙、刘仁静、包惠僧、何长工、冯乃超、尚钺、罗渔、黄逸峰、申伯纯、徐彬如、成仿吾、李维汉、李一氓、黄火青、胡愈之、杨等许多知情人的采访。
20世纪50和60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等）；新中国成立后日渐突出的对毛泽东“四个伟大”和所谓“路线斗争红线”的宣传；加上周恩来自己的谦虚谨慎，周恩来的生平革命事迹少有研究和介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哀悼。胡华在日记中写道：“惊悉周恩来总理昨晚9时58分因癌症病逝，无比悲痛。总理生前曾嘱咐我：‘多访问革命老人，多研究历史档案，写出更好的革命史书来’。今后我一定要加倍努力，鞠躬尽瘁，不负总理的嘱托。”就在这个时间，胡华萌生了研究写作周恩来传记的想法。
1月11日，胡华到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家吊唁，与周同宇及其夫人和五个子女一起进行缅怀，那天，他就向周同宇表示了要撰写周恩来传记的心愿。
随后，胡华即着手对周恩来生平资料的广泛收集和整理。他对周恩来的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也从这时起步。
12日上午，胡华按事先安排的日程给北京师范大学党史进修班授课，课程开始前，他请在场者为周总理默哀一分钟，接着深情地向听课者讲述周恩来生平事迹。当晚，他在日记记道：“听课者多恸哭。”
1月13日下午，胡华为北师大举行的“学习周总理”缅怀讨论会，又一次讲述了周恩来生平事迹。他在1月14日日记中记道：“上午，师大举行哀悼周总理仪式，我系9时半入场。大家泣不成声。9日以来，日日以泪水洗面矣。下午2时半，我与师大同志们几十人，分乘两辆中型车到天安门广场，见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群众自献的花圈已满，小柏树上系满了群众志哀的小白花。3时半，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4时半进入总理灵堂，向总理的骨灰盒默哀，泣不成声。外宾亦多……今日下午成诗《哀悼周总理》：
国折擎天柱，拯世失巨星。
大业谁为继，万民哀何深。
林贼政变梦，苏修亡我心，
群丑正乱舞，亲痛仇者庆。
送殡人百万，京华满哭声！
青史写革命，遗教记犹新。
岂惜驽骀力，尽瘁报恩情。
诗句的字里行间饱含着胡华对周恩来深切的哀悼、对群丑（“四人帮”）的切齿痛恨，也表达了对逝者强烈的学习与继承的决心。此后，他想方设法，更加广泛地收集各种有关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在那个政治阻力重重而且连电话都没有普及的年代，采访和查找资料的困难可想而知。但胡华秉烛前行，迎难而上。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自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起用了不少老干部。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竭力纠正极“左”错误。虽然不能公开批判“四人帮”，但私下里已经十分大胆、尖锐地对他们开展批判了。胡华在这一时期十分紧密地与老战友们联络，交谈。
他们在交谈中用“三点水”暗指江青，用“眼镜”暗指张春桥，极尽愤慨之情。
在党内以老干部为代表的健康力量与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中，胡华旗帜鲜明地站在老干部阵营一边，尽力抵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天安门事件”爆发前夕，当人民群众自发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聚集，献花圈，张贴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诗词时，胡华曾亲临现场读群众的诗词、悼文，他看到了人心所向，十分激动。“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以后，“四人帮”实行了空前的高压政策，大规模追查“天安门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追查“反革命谣言、传单、诗词的制造者”。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凡是对周总理有悼念或颂扬表现的，都被视为政治上反对“四人帮”而加以迫害。就在这令人窒息的高压下，胡华硬是顶着压力、担着风险，悄悄地进行着《周恩来传记》的撰写工作。
4月的一天，胡华到北京和平里的一座居民楼里，拜访周同宇。周同宇把自己珍藏的关于周恩来的宝贵资料和盘托出，并与胡华共同分析、研究这些史料。
他们除了谈周恩来以外，也谈国内政治形势。周同宇和夫人王士琴担忧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