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经历艰苦的锻炼，是毛主席对后一代有意的培养，你们要好好体会党和主席的苦心，不要辜负党的期望。我在青年时期出门革命，十年不归，战火纷乱，出生入死，十年之中，以杂粮为主食，萝卜、白菜汤为副食，一年不过吃到一、二次大米；黑夜行军，顶风冒雪，野地露营，比较起来，你们今天生活究竟安定得多，条件好得多，深望积极努力，条件越艰苦，越能锻炼考验人。与日俱进，有厚望焉。爰作一绝句以志念：‘一家革命各西东，天涯思念月明中。征程五七须勤奋，珍惜眼前无限春。’”
“做一个高尚正直的人”、“虽苦犹乐”，这既是胡华对子女的要求，也是他自己在五七干校的生活准则。
2月15日，胡华登临锦屏山头，想起1938年与张岱盟誓，一起奔赴陕北，追昔抚今，浮想联翩，感怀赋诗《回乡过春节赠张岱同志》：
屏山松竹迎归客，锦水欢流若有情。
昔别青山勇踏遍，今来白发无奈生。
革命岂是黄粱梦，口舌焉能铄真金。
上塔登临思战友，云天寥廓劝勤奋。
2月22日，胡华由奉化出发返回干校途中，途经绍兴，特地去瞻仰了鲁迅故居。胡华对鲁迅的景仰始自少年时代，那时在他阅读的大量进步书刊中，就包括鲁迅的著作。《鲁迅全集》出版后，胡华购买了一套收藏，由于工作繁忙，只能抽空翻阅。在被关押“牛棚”的日子里，他失去了工作权力，倒是获得了读书的时间。除了要求必读的领袖们的著作，他把《鲁迅全集》也通读完毕。同乡鲁迅嫉恶如仇、不惧诽谤的凛然正气，无疑是胡华坚持真理，在倒行逆施的年代渡过难关的动力之一。参观中，胡华即兴赋诗《访绍兴鲁迅纪念馆》：
新春特访鲁迅家，风雨满城雪交加。
为着将来为中国，洒尽心血溉红花。
横眉岂惧群丑谤，白眼总向恶魔斜。
我慕高风生百感，遗书千读兴不赊。
2月28日，胡华返回余江干校，得知自己曾经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讲师冷超因久患肺气肿，在阴雨连绵中缺氧致死，难过万分。
在去鹰潭与其遗体告别时。他口占《吊冷超》：
廿年两度探君病，阴雨连绵竟夺生。
壮志牺牲五七路，哭罢干之又吊君。
胡华回到干校后，有一天，忽然有人贴出批判胡华的大字报，开列的罪名仍是“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资产阶级”之类，此外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
说胡华是浙江奉化人，蒋介石也是奉化人，大字报竟诬蔑胡华以回奉化探亲为名，去怀念蒋介石，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真令人啼笑皆非。“口舌焉能铄真金”，胡华毫无惧色，找到那个写大字报的人，把他驳斥得哑口无言，这场所谓“批判”闹剧因得不到人们的同情而进行不下去。胡华一向和蔼，从不疾言厉色，而在必须抗争的时候却锋芒凌厉，显示了铮铮风骨、性格刚强的一面。
时间到了1972年春天，“五七战士”们的干校生活已是两年有余，戴逸教授曾经回忆：“在‘五七干校’的日子，人们普遍忧虑、苦闷。全国局势仍一片混乱，国家前途不知走向何方，中国人民大学已被解散，教师们被打发下乡，个人的命运难卜。大家有一种被人抛弃，任人宰割的感觉。当时，领导上已决定把江西‘五七干校’的教师、干部在当地处理，分配工作。但这批人工资挺高，年迈体弱，不能胜任重体力劳动，江西方面不肯接受，又推回北京去。这个知识分子累赘的包袱推来搡去，最后仍由北京市接受安置。”1972年4月，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准备开放党史陈列，先筹办一个研究室，并提出调胡华回京，任党史顾问，参加有关党史和革命史的陈列工作。
胡华就要离开“五七干校”了，除了战友们以外，他还要向活泼可爱的小狗“小纠纠”告别。那时，“五七干校”中已传递着好消息：“五七战士”们将陆续回北京重新分配工作。如何处置脖子上挂着“胡华”小木牌的“小纠纠”，成为胡华和戴逸一道难解的题。戴逸是这样谈到“小纠纠”的：“两年下来，它出落得伶俐、俊美、健壮，人们都喜爱它。现在我们要撤离干校，怎样安置这条狗，给我们增添了一段愁闷。带回北京是不可能的，如果留在江西，江西老乡们养狗、吃狗之风甚盛，它很快会被捕杀吃掉。
胡华同志和我们商议多时，无计可施。后来，胡华先要回北京了。那天，他在猪倌房内和小狗逗弄半天，最后闷闷地离去，临走时，嘱咐我：‘小纠纠的事，尽量安置一下，你最后瞧着办罢！’我是最后一批回北京的，小纠纠似乎知道大祸临头，那几天依偎在我身边，寸步不离。一些好吃狗肉的战友们，再三动员说服我，把狗杀掉，我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就要回北京了，总不能把狗带回去，与其留给老乡吃，不如让战友们饱餐一顿，增加点油水。’禁不住天天催问、敦促。我只好撒手不管，任凭他们处置。我请假一天，躲开了杀狗吃狗的场面，但耳畔仿佛响着小纠纠的凄厉叫声……我为此事内疚、心神不宁。1973年春返回北京，第一次见着胡华同志，向他讲述了小狗的噩运，我们两人相视半晌，黯然无言，他最后叹了一口气说：‘只能是这样的结局……’在那年头，我们自己的命运尚在未定之天，哪能庇护这条可怜的小狗。”曾经担任过历史系总支副书记的高庆永在《我与胡华是好搭档》一文中对胡华在干校的情况做了这样的评价：“那时我是干校二连的司务长，胡华属于后勤排，常常见到他担泔水。令人佩服的是，胡华这位闻名中外的教授很快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不仅猪养得好，而且非常乐观。当时，由于生活太苦、前途渺茫，有的教授情绪低落甚至自杀。我想，胡华能够以苦为乐，是因为他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干部，经过多年的磨炼和考验，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三大作风……”顾问革博1972年的春天，对于胡华来说似乎有“春回大地”的感觉，由于去年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遂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这一切来得有点偶然，但却是历史的必然。自林彪大搞“突出政治”、“活学活用”，到做了“副统帅”，又通过其子林立果阴谋进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已经被歪曲得黑白颠倒。现在应该是拨开迷雾见晴天的时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国家级研究宣传机构，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在中国人民大学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能够应中国革命博物馆聘请，在该馆做些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的工作，对于胡华来说，实在是如愿以偿的幸事。
在中国人民大学被勒令停办后，解放军某兵种机关进驻了校园。张自忠路宿舍也被部分占用。人大留守的后勤部门，几经周折，要回了部分军人及其家属们占用的张自忠路宿舍。胡华回京时暂时住在大院后墙边上的小平房里，过了些时，才又回到了他离开两年的红三楼丙组6号。
博物馆给胡华在地下一层办公区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室内除了办公桌椅、书架，还有供午休的木床。这里有许多他昔年的学生和老熟人。其中包括在历史博物馆担任中国通史陈列顾问的巩绍英。巩的学术经历与胡华相似，也是位老革命、史学家。他是去年被从南开大学借调来的。起初胡华被要求帮助审看中国通史陈列的近代史部分，他十分认真地就当时拟展出的内容、说明文字、图片等提出了19条意见；同时参加了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大样的人物平衡问题的讨论。胡华的意见巩绍英也颇认同。中国革命博物馆（简称革博）这边的文物组同志也向胡华介绍了革命史部门的人员与馆藏情况。
一天，胡华到博物馆附近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买洗漱用品，与贺龙元帅长女贺捷生偶遇，贺在七年前曾通过王若飞夫人李培之（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向胡华讨教过民族革命史的教学问题。这次在王府井人海中碰见，引出了一段“劫后”的人生故事，贺捷生回忆：“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这一年我回到了北京。林彪事件的发生，使重压之下的人民对国家民族的前程重新怀有了希望。
但对我而言灾难似乎远还没有完全结束。
‘四人帮’仍在台上，他们所代表的一股邪恶势力，仍然阻止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和解决。仍然阻止被他们所迫害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有形无形的帽子仍然压在我的头上。我自然不会这样任由他们折磨，要从精神上首先自己解放自己。那些日子，为了工作我四处奔走活动。可是一段时日下来，我开始深深认识到笼罩在人们心中的重重阴影是如此厚重。像我这样身份的人，仍然摆脱不了人们有意或无意的躲闪回避。就在我这个涉世未深的读书人准备放弃的时候，胡华出现在我面前。那是1972年秋凉料峭的一天。我无目的地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心里的冷凄更甚于北方的寒冷。我走着，突然与一个人擦肩而过，一个熟悉的面孔从我面前一闪。胡华！整整七年未见的胡华老师。街头不期而遇，我多想跟他说几句什么。
仅此念头一闪，我立刻冷静下来：我不知胡华会不会也跟有些人那样，躲闪我、回避我。我更明白自己的身份处境，也不允许自己去给别人添不必要的麻烦。这种想法一出，我只是回回头，便准备无言而去。谁知，当我回头张望时却愣住了，胡华已停住脚步，也在回头张望我。
当认出是我之后，他踌躇片刻，朝我走来。
我们在无言和浅淡的笑容中又见了面，互相注视着对方。尽管这笑容是淡淡的，却给我冷寂的心中带来了一股温暖。胡华小声问：‘您是不是姓贺？’我以点头作答，他的表情告诉我，他似有许多话想说，但他只是问了我一句：‘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我告诉他，还没有工作。胡华听后微微一震，说道：‘我也是刚从江西回来，被安排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当顾问，总算有了工作权。啊，您好像也是教近现代史的。’我又以点头作答。胡华不再问别的，他的口气坚定起来，对我说：‘你是学历史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很需要人。我可以跟馆长谈谈，你能来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最好。’听了胡华的话，我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倒不是我对工作的极端渴望，而是在那个寒风冷凄的冬天，竟有人主动给我以温暖的希望。真让我有些喜出望外。我当即答应下来。能不能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说实话我当时不敢抱有奢望，但在那个人人防范、个个自危的年代，有人不躲闪不回避我，反而给予主动的关心帮助，已令我感动万分。见我答应下来。他又说：
‘三天以后，你还到这里来，我告诉你结果。’说罢，他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关心弄懵了。待明白过来，才意识到胡华这急急一见，又急急而去，匆忙中连三天以后在什么具体时间与他见面都没有交代。我再去寻他时，他的身影早消失在暮霭和人影憧憧中。在那个年代，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始终不敢相信。但是，胡华待人的真诚，又让人不能不再燃起希望。不期而遇，他完全可以装作不认识或者没认出来默然而过。
“因为没有定好具体时间，三天后，我只好一大早就来到我们相遇的地方。
冷风凛冽，我抱着期待，期待着胡华的到来。期待的确是一种裹着甜甜外衣的磨难。你也可以说它是蕴含在苦苦磨难过程中的甜甜期待。时间在一点点过去。不一会儿，我的衣服让寒风吹透了，脚站麻。眼睛也看酸了，而胡华迟迟不见身影。
我知道胡华是个为人处事极认真的人，因此，再累再冷，我也不敢找个什么避风的地方躲躲。可是，你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站着，人们很快会对你投来疑惑的目光。你若在一个地方不停的来回走，人们又会向你投来不解的神色。站也不是、动也不是，我只好站一会儿，走一会儿。
就这样，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从下午又苦苦期待到黄昏。什么口渴劳累饥饿，全然抛至脑后。许多年后，我回想这一幕，是什么让我这个柔弱女子在寒风中坚定地等下去？是胡华善良刚直的秉性？
是人之间关心的潺潺暖流？还是我血液中所承继的顽强抗争、坚定不屈的精神？
什么都有。反正，那一天我一直等待下去。黄昏时分，晚霞将西天染红，大地沐浴在一片通红之中。胡华终于来了，我还记得，他疾步匆匆，披着一身的灿烂霞光。而我此时，心头燃烧着火。胡华兴奋地告诉我，我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的事，馆领导已经同意了，还要正式办手续。此言一出，积压在我心头许多日子的郁闷一下子烟消云散。这一幕在我心头留下终身难以忘怀的记忆。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我不敢轻言它是我人生之旅的一大转折，却可以说，这是我所迈出的人生重要一步。有了这个工作，使我得以在当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抱着不灭的希望生活下去。有了这块阵地，也使我得以同一群祖国的热血儿女，在这里同‘四人帮’展开各种形式的殊死较量。这里也为我从事军事史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在这里，从更近的距离观察我的良师益友胡华。”1972年12月1日，徐彬如副馆长与胡华谈，革命博物馆（简称“革博”）拟成立党史部，要胡华挑起该部行政领导的担子并先开展三方面的工作：1.与兄弟馆的交流；2.与其他党史研究单位的协作；3.争取更多老同志的支持。马上要进行的是党史陈列的讨论修订。胡华表示自己只任业务顾问，搞学术，不做行政领导。12月14日，革博领导班子开会，杨振亚馆长、徐彬如副馆长和谢炳志、董谦、周础等负责人出席，胡华再一次表示不做行政领导。12月15日，馆领导宣布胡华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顾问，董谦、谢炳志、周础为党史部负责人。1973年正月初四，徐老造访并邀胡华到家晚餐，谈话中希望胡华正式调入革博。胡华对徐老的信任十分感谢，但表示再考虑一些时日。
春节后，革博召开由胡华为主的党史陈列讨论，2月14日至17日，胡华主持讨论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现场陈列。2月20日，开各组汇报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陈列。2月28日上午，在徐老处作陈列讨论的汇总。徐老宣布革博决定组成五人小组，为沈庆林、黄高谦、倪月英、佟英明和胡华，胡华任指导。3月2日上午，继续讨论修改陈列原则，决定以胡华归纳的七条意见为准。
